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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艺术·大家：关于“未来”你怎样理解？
苏伟：在我们所处的中国语境中，未来是被规定的，有关未来的想象是被强制引导的，一个现代化的未来是必须去实现的。不同年龄的人对中国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特征的急遽变化有着不同的身体感受，更多人也愿意用积极的词汇描述这种感受。未来即使不是最美好的，但至少也是不差的。现代化是这个未来的核心，衬托着变得强大、变得富有的欲望。这大概就是未来的宿命。
至于艺术，面对未来，过去的就让它粗糙地过去吧，此时此地也不过是一个与更强大的、隐形的意志握手的场所。
以前，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现在，艺术是为时代及其所有的意识形态服务的。
对抗官方设计的未来愿景，这是当代艺术一直骄傲地秉 承着的东西，它的合法性也得到当下艺术史叙述话语的默认甚至是全力肯定，同行们也都熟稔于如何塑造一整套反权威和反线性叙事的语言。但很少有人真正正视过，这种未来想象后面的意识形态历史和价值观实际上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肌体之中。令人担忧的是，艺术和这种未来设计某种程度上是同谋的，变得强大，获得艺术史的位置，一个更好的艺术繁荣的时代……我们不再区分对未来的野心与严肃的批评、思考和实验之间本应有的距离。艺术变得和时代平行，时代需要那种游戏式的视觉语言，需要去历史化的形式创新，需要一切看起来好看的东西。
艺术与那些耸立在二三线城市的奇观建筑、与家具城里那些拙劣模仿西式宫廷的家居设计并没有太大不同：它是感官冲动的直接投射，它轻蔑地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把批评和思考赶进角落，它拒绝语境而向往真空，因为只有在那里，一切事情可以无限地生产下去，变幻出更有“创意”的形式。
“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曾经被官方用作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无视历史进程的词，悖谬地在艺术身上实现了。
艺术就这么坦荡地端起虚无主义的枪，对准那些永远被固定在合法位置的东西：秩序、权威、现代化。艺术像党派的信徒一样，高喊着决裂的口号，偷偷攥着权力的刀。至于历史，以及我们自己在历史叙述中变得若真若假的身体，艺术选择性地遗忘了。很多人把这个称为当代性。看来，比起“未来”，“当代”才是那个无法实现的愿景吧。
东方艺术·大家：当下的艺术创作和展示环境，与你曾经设想的未来一样吗？
苏伟：不一样。
我们的艺术环境一方面是国家决定的，一方面被我们自己塑造得越来越狭隘、单一。
它看起来有点像大城市新建的漂亮的地铁站，看起来很美，用起来才知道各种不便。艺术的基础设施和相应的文化土壤仍然是绝对缺乏的，一切仍然很粗糙，不过是有个形式，更不用谈什么艺术系统。市场仍然是中心力量，艺术家只能通过市场被认识，找到自己需要的位置。有活力的声音逐渐处于更边缘的地带，占据的艺术史话语和批评话语在丢掉了文化批判这个通行证后显得无力和僵化。而国家的文化政策近年来的不断收紧也在预示，艺术还会是容忍度的某种体现而已。
东方艺术·大家：你认为未来的艺术会向哪些方向发展？
苏伟：如果艺术对现实没有判断，对历史没有再思考的冲动，对我们自己的身体选择不去正视，那么未来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的狂欢，人人忙着庆祝自己的在场。
东方艺术·大家：你认为在未来艺术的创作和展示空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苏伟：如果创作空间指的不仅是物理上的工作室和电脑屏幕，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艺术繁荣所带来的巨大艺术生产力和生产欲望还在延伸，它淘汰掉了一些人，留下了一些继续带着各方的簇拥塑造个人神话。这些人不断占据着视野的中心，他们的英雄事迹就这样被传送到新人、新的同行那里。于是，不一样的声音就在这种道听途说中继续被挤压，新的同行们在无从着手的情况下不得不跟随这些神话所制造的价值和话语。
创作空间在变小，这些神话生产出的东西占据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想进入却无法进入的唯一的秩序：画廊系统。
很多灰色甚至是隐形的地带也存在，看看最近几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就知道了。会发生变化吗？
画廊是我们这里最主要的展示空间，少有的几家美术馆也因为各自的投资人和背景、因为视野和目的，无法真正打开大门，为严肃的研究和实验提供支持。美术馆还会越来越多，上海一建就是十几个，它们不会有足够的内容，而每一个漂亮的房子也都好像从真空中诞生的，装点着美丽的街区。
更何况，无论创作什么、展示什么，艺术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无关，但是搞参与性艺术的艺术家似乎又不少。
东方艺术·大家：你认为在未来当代的艺术体制（如策展人、画廊、美术馆、拍卖系统的相互关系等）会发生大的改变吗？
苏伟：不知道，艺术的秩序是可变的，而且没有哪一方，哪一层面是绝对强大的。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况我们都见了很多。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有主体，能不能不因为艺术体制的要求去创作和思考，艺术作品能不能不再暧昧地和沦为展评的艺术批评保持某种关系、而是自己去主动的批评、发声和探索。
东方艺术·大家：你觉得传统纸媒在未来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吗？
苏伟：我理解纸媒在生产周期、成本和流通上受到的压力，来自新媒体的冲击很难应付，愿意一页一页翻下去的阅读者也变得更少。
但媒介不应该是第一问题，有立场、有角度才是决定性的。
一个严肃的批评阵地是无法被取代的，一个力图拓展视野、打破惯性的边界、挖掘历史和当下的线索、同时又对市场力量保持警醒的平台所拥有的未来可以很大。
我们仍然缺少一本沉甸甸的批评杂志。
东方艺术·大家：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内，你对未来有怎样的规划和设计吗？
苏伟：策展和写作、思考应该是一件事，希望一直这样下去。
东方艺术·大家：能否推荐一件你认为会对未来的思考方式产生较大影响的艺术作品，或一次展览呢？
苏伟：没有哪个展览或者作品是纪念碑。
苏伟，1982年生于北京，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香港。他的文章出现于众多艺术期刊和出版物中。苏伟的工作聚焦于当代艺术的理论生产、写作和策划。2012年，他曾参加了国际策展艺术机构纽约ICI（Independent Curators International）的夏季策展课程。2014年，他获得了首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第一名。他最近出版了《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汉斯·贝尔廷著，苏伟译，卢迎华、苏伟评，蜜蜂出版社，2013年）。
苏伟：在我们所处的中国语境中，未来是被规定的，有关未来的想象是被强制引导的，一个现代化的未来是必须去实现的。不同年龄的人对中国以经济发展为唯一特征的急遽变化有着不同的身体感受，更多人也愿意用积极的词汇描述这种感受。未来即使不是最美好的，但至少也是不差的。现代化是这个未来的核心，衬托着变得强大、变得富有的欲望。这大概就是未来的宿命。
至于艺术，面对未来，过去的就让它粗糙地过去吧，此时此地也不过是一个与更强大的、隐形的意志握手的场所。
以前，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现在，艺术是为时代及其所有的意识形态服务的。
对抗官方设计的未来愿景，这是当代艺术一直骄傲地秉 承着的东西，它的合法性也得到当下艺术史叙述话语的默认甚至是全力肯定，同行们也都熟稔于如何塑造一整套反权威和反线性叙事的语言。但很少有人真正正视过，这种未来想象后面的意识形态历史和价值观实际上已经深入到我们的肌体之中。令人担忧的是，艺术和这种未来设计某种程度上是同谋的，变得强大，获得艺术史的位置，一个更好的艺术繁荣的时代……我们不再区分对未来的野心与严肃的批评、思考和实验之间本应有的距离。艺术变得和时代平行，时代需要那种游戏式的视觉语言，需要去历史化的形式创新，需要一切看起来好看的东西。
艺术与那些耸立在二三线城市的奇观建筑、与家具城里那些拙劣模仿西式宫廷的家居设计并没有太大不同：它是感官冲动的直接投射，它轻蔑地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把批评和思考赶进角落，它拒绝语境而向往真空，因为只有在那里，一切事情可以无限地生产下去，变幻出更有“创意”的形式。
“历史虚无主义”，这个曾经被官方用作批判小资产阶级思想无视历史进程的词，悖谬地在艺术身上实现了。
艺术就这么坦荡地端起虚无主义的枪，对准那些永远被固定在合法位置的东西：秩序、权威、现代化。艺术像党派的信徒一样，高喊着决裂的口号，偷偷攥着权力的刀。至于历史，以及我们自己在历史叙述中变得若真若假的身体，艺术选择性地遗忘了。很多人把这个称为当代性。看来，比起“未来”，“当代”才是那个无法实现的愿景吧。
东方艺术·大家：当下的艺术创作和展示环境，与你曾经设想的未来一样吗？
苏伟：不一样。
我们的艺术环境一方面是国家决定的，一方面被我们自己塑造得越来越狭隘、单一。
它看起来有点像大城市新建的漂亮的地铁站，看起来很美，用起来才知道各种不便。艺术的基础设施和相应的文化土壤仍然是绝对缺乏的，一切仍然很粗糙，不过是有个形式，更不用谈什么艺术系统。市场仍然是中心力量，艺术家只能通过市场被认识，找到自己需要的位置。有活力的声音逐渐处于更边缘的地带，占据的艺术史话语和批评话语在丢掉了文化批判这个通行证后显得无力和僵化。而国家的文化政策近年来的不断收紧也在预示，艺术还会是容忍度的某种体现而已。
东方艺术·大家：你认为未来的艺术会向哪些方向发展？
苏伟：如果艺术对现实没有判断，对历史没有再思考的冲动，对我们自己的身体选择不去正视，那么未来和现在一样，一如既往的狂欢，人人忙着庆祝自己的在场。
东方艺术·大家：你认为在未来艺术的创作和展示空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苏伟：如果创作空间指的不仅是物理上的工作室和电脑屏幕，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艺术繁荣所带来的巨大艺术生产力和生产欲望还在延伸，它淘汰掉了一些人，留下了一些继续带着各方的簇拥塑造个人神话。这些人不断占据着视野的中心，他们的英雄事迹就这样被传送到新人、新的同行那里。于是，不一样的声音就在这种道听途说中继续被挤压，新的同行们在无从着手的情况下不得不跟随这些神话所制造的价值和话语。
创作空间在变小，这些神话生产出的东西占据着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想进入却无法进入的唯一的秩序：画廊系统。
很多灰色甚至是隐形的地带也存在，看看最近几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就知道了。会发生变化吗？
画廊是我们这里最主要的展示空间，少有的几家美术馆也因为各自的投资人和背景、因为视野和目的，无法真正打开大门，为严肃的研究和实验提供支持。美术馆还会越来越多，上海一建就是十几个，它们不会有足够的内容，而每一个漂亮的房子也都好像从真空中诞生的，装点着美丽的街区。
更何况，无论创作什么、展示什么，艺术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无关，但是搞参与性艺术的艺术家似乎又不少。
东方艺术·大家：你认为在未来当代的艺术体制（如策展人、画廊、美术馆、拍卖系统的相互关系等）会发生大的改变吗？
苏伟：不知道，艺术的秩序是可变的，而且没有哪一方，哪一层面是绝对强大的。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况我们都见了很多。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有主体，能不能不因为艺术体制的要求去创作和思考，艺术作品能不能不再暧昧地和沦为展评的艺术批评保持某种关系、而是自己去主动的批评、发声和探索。
东方艺术·大家：你觉得传统纸媒在未来有哪些发展的可能性吗？
苏伟：我理解纸媒在生产周期、成本和流通上受到的压力，来自新媒体的冲击很难应付，愿意一页一页翻下去的阅读者也变得更少。
但媒介不应该是第一问题，有立场、有角度才是决定性的。
一个严肃的批评阵地是无法被取代的，一个力图拓展视野、打破惯性的边界、挖掘历史和当下的线索、同时又对市场力量保持警醒的平台所拥有的未来可以很大。
我们仍然缺少一本沉甸甸的批评杂志。
东方艺术·大家：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内，你对未来有怎样的规划和设计吗？
苏伟：策展和写作、思考应该是一件事，希望一直这样下去。
东方艺术·大家：能否推荐一件你认为会对未来的思考方式产生较大影响的艺术作品，或一次展览呢？
苏伟：没有哪个展览或者作品是纪念碑。
苏伟，1982年生于北京，独立策展人和批评家，现生活和工作于北京、香港。他的文章出现于众多艺术期刊和出版物中。苏伟的工作聚焦于当代艺术的理论生产、写作和策划。2012年，他曾参加了国际策展艺术机构纽约ICI（Independent Curators International）的夏季策展课程。2014年，他获得了首届国际艺术评论奖（IAAC）第一名。他最近出版了《现代主义之后的艺术史》（汉斯·贝尔廷著，苏伟译，卢迎华、苏伟评，蜜蜂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