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汪冬根和儿子汪金亮偷拍县长收礼事件结果“出炉”。据7月19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法院认定汪冬根构成了敲诈勒索罪、诈骗罪、寻衅滋事罪，判处汪冬根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一万五千元。汪冬根当庭表示不服判决，将坚持上诉，要求调查县长陈虹中秋节收礼事件。汪金亮涉黑案正审理中，尚未判决。
　　偷拍者有罪，收礼县长岂能无过？网友情绪很自然聚焦于此，这是可以理解的，更是需要重视的。但从法治的角度，法院只能审判已经立案起诉的案件，被偷拍的官员是否应该得到处理，甚至也被定罪，则应另当别论，将矛头简单指向法院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法院判决，是严格依据法律确保了公正，还是或明或暗地偏向官员与政府，既然汪冬根坚持上诉，我们相信法律最后自有公断。然而，在民权得到保障、高举反腐旗帜的当下，此事中的“辩证法”显然是值得琢磨的。
　　监督官员和政府是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偷拍只是监督的手段之一，本身并无原罪，关键是要看偷拍行为本身是否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更要看偷拍所得的证据如何使用。既然出于监督官员和政府的目的，偷拍所得的证据就不能“自用”，而是应该交给纪检监督部门，或者交给新闻媒体以行舆论监督之实。如果用来“自用”，无论是否向他人索要报酬，是否自己从中受益，至少就具有了犯罪的主观要件。
　　对官员来说，公权非私权，行使的基本要求就是为公。官员因为有了把柄在别人手里，“怕自己政治上受到影响”，不得不亵渎公权，这根本就无关威胁和恐吓，而是涉嫌徇私枉法，是渎职犯罪。官员在行使公权的时候遇到所谓的“敲诈、威胁和恐吓”，除了报警不应该有其他任何私意妄行。
　　从实体公正的角度，民与官之间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公权行使的问题，本身既是对当事人的一个交代，更是对公众的一个交代。那么，无论是公安的侦查，还是组织的调查，甚至是结论的出笼，至少都应该并行。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如果不同时对官员进行，就有发生权力干扰司法的可能，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另一方面，公众的情绪不容易得到平慰，从而伤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而在汪冬根偷拍官员的事件中，问题正是出在农民已经定罪、官员仍然在位。


　　官员特殊的身份，决定了需要被动监督，更需要主动监督。站在监督部门的立场，任何线索都不应该放过。每次线索的厘清与排除，都应该是一次对官员进行放大镜下的检验。汪冬根偷拍县长收礼，视频里涉及8起，纪检部门显然就不应该只就这8起说事儿，毕竟这只是中秋节一天拍下的。不厘清整体的真实状况，显然难以服众，因为公众是善于联想、善于“举一反三”推断的。
　　农民偷拍官员获罪，对政府和官员来说，是一次公共危机事件的另一次“发酵”。危机，危险中有机遇，是酿成对官员和政府公信力的再次伤害，还是借此唤回人心与信任，关键就在于能否辩证地看待和处理。无疑，事件本身需要彻底厘清，其中的“辩证法”更值得好好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