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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四川南充的罗加鹏，2000年2月来到上海，并在上海买了房子，他儿子罗睿自小学起就在上海读书，目前在上海读初二。念完这个学期，罗加鹏打算让老婆带着儿子回四川老家上学。
“一个家，就这样散了。”罗加鹏说，当初辛苦打拼，就是为了家庭团圆，如今却不得不再次分离。
分离的直接原因在于，按照高考报名要求，考生必须在户籍地参与高考报名和录取。各省高中的课本并不都相同。目前，有16个省份自主招生考试，加上国家命题的统一考试，全国高考共使用17份试卷。为适应户籍地教材，年纪尚小的“移民二代”在初二毕业后就得离开父母，回到户籍地学习。这样，初三1年加上高中3年，子女将和父母有4年的分离期。
并且，如果不在户籍地参加中考，将无法取得学籍，没有学籍将无法以应届考生的身份参与高考，只能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而社会考生在高校和专业的选择面上，则要窄一些，诸如一些军校就不向社会考生开放。
时下，正值全国各地高考报名期，一直追随在父母身边学习生活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随迁子女，和罗加鹏一样越来越感受“同班不同命”、“生不逢地”。这引发了越来越多家长的抗议，每年这个时候，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为首，总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声讨”教育部门，表达阶层诉求，希望能获得平等的高考报名和录取机会。在上海、广东等人口输入重镇，不少家长也纷纷参与其中摇旗呐喊，因为2700万的随迁子女中，政策的走向总有一天和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和“高考移民”现象不一样，这些群体的迁徙并非冲着高考来，他们中的很多子女一出生就在现在居住的城市里生活和接受教育，他们不希望辛苦打拼后再度面临“妻离子散”的困境。因此，对他们的举动，人们更愿用从移民后期延伸出的正常诉求来解读。
底层成长遭遇新烦恼
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带来了大变局。大批的人口迁徙在这个时期出现，一批从底层打拼的人成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融入城市并在城市里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子女——“移民二代”，更是城市化的生态，丝毫找不出户籍的印记。
直到“移民二代”高考时，这些中产阶层才发现，尽管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有房有车有事业，但还是甩不掉“出身”，户籍还“惦记”着他们，子女高考必须回户籍地报名。
究竟有多少随迁子女被挡在输入地高考门外，官方没有专门发布。但从2011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见端倪。国家统计局称，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人，和10年前相比，增长81.03%。此前官方发布的信息还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已高达2700万。如果现有政策持续，这2700万的随迁子女中的很多人，终将在高考时面临着和当下一样的困局。
中产阶层显然排斥家庭被分割的这种局面，在北京的随迁子女家长率先通过网络平台和面对面的沟通聚集在一起，他们借助有知名度的专家学者，集体向教育部门喊话，表达阶层诉求：要高考，要共享招录指标，因为“我们都是纳税人”。
对民间和学者的呼吁，政府也进行了回应，“要抓紧研究制定随迁子女在输入地升学考试办法”。
但方案迟迟未能出台。官方不发布，民间就来帮官方发布和探路。眼看12月份高考报名即将开始，但新的方案还没出台，在北京的家长等不及了，他们于2011年10月29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由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此举，引来诸多媒体的围观和报道。
该民间《方案》建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应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
该《方案》提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据自愿登记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北京、上海4年）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同时，为避免短期内高考移民，该《方案》还设置了这样的条件，即4 3（北京、上海是5 4）模式，就是要求父母在人口输入地工作和生活4年（北京、上海是5年），孩子在该地读书有3年（北京、上海是4年）以上连续学籍。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等15位学者，也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户籍限制，这也将“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的话题进一步搅热。
出口通道在哪里？
在输入地不能参加高考，随迁子女的出口通道在哪？一直参与推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活动的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博士称，一般有4种通道：一是回家读书、参加高考，二是被出国，三是读高职，四是辍学。
龚超群给小孩选的是“被出国”的路子。龚超群，江西宜春人，1998年来到上海，10多年来，他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产，他小孩从小学4年级起，就在上海读书，初一在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就读。但没有上海户籍，考虑到他小孩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而上海的教材、考试内容和江西并不一样。为此，咬咬牙，龚超群还是让孩子做出国学习的准备，目前他孩子已转到上海浦东尚德实验学校就读，为出国留学打基础。费用不低，单是学费，从初三到高三的4年，将花掉龚超群34万元。
上海进不来，故乡回不去。很多上海新兴的中产阶层，通常和龚超群一样，给子女选择了“走出去”的留学通道。
一组数据值得关注。2008年至2010年，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分别是17.98万，22.93万和28.47万，年均增幅在24%至28%间。保守估计，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将逼近35万。龚超群表示，这其中，有不少是因不能在输入地参加高考而“被出国”，出国人数激增和低龄化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龚超群的“被出国”，在来自陕西的北京家长彭晨看来，仍是幸运的。4年前，彭晨带着儿子小彭来到北京，并给儿子安排在北京石景山中学就读。
因高考与户籍挂钩，没有北京户口的小彭，考虑到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在2011年9月干脆就辍学了。儿子辍学这3个月，彭晨感觉整个人的心都被掏空了。彭晨说，儿子6岁时，丈夫就过世了，2007年，她抛下原先工作，拉扯着儿子从陕西来到北京打拼，是希望他能享受较好的教育，结果还是一场空。
如今，在北京这边好不容易打理起一些关系，但为了孩子，已经44岁的彭晨将不得不做出人生的再一次抉择：孩子如果回陕西读书的话，自己将再一次回到陕西，重拾曾经的放弃。
“他才17岁，送他去工厂上班嘛，不忍心。一个17岁的孩子能干啥呢？”彭晨说，要他去读技校、高职，自己又有些不甘心。
对成绩一般又在迁入地没有户籍的学生，通常选择去读高职。但选择回户籍地学习、参加高考，才是更多人的无奈选择。
随迁子女除上述4种通道外，在广东还有曲线圆梦的可能。在深圳的非广东户籍，如果有钱就可以开启高考的户籍之门。由于广东惠州、江门等地还可以通过购房来实现入户，这样，有钱的家长就会去买一套房子，让自己先变成广东人，之后再在深圳、广州等地读书、借考，共享招录名额。
“房价被推高，这是个重要的因素。”户籍在湖北随州的深圳家长李艳萍说，以前深圳家长主要去惠州买房入户，后来把惠州的房价也买涨了，家长们又跑去江门买房，有的就买个30平方米的小房，平时也不去那住，就是为孩子争到广东户籍，便于高考。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和北京民间力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的如火热情相比，广东家长的表现更多地只是体现在QQ群里“动动嘴”。户籍河南南阳的深圳家长代表徐华承认，在推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面，深圳家长的活跃度不如上海、北京，这主要是深圳家长子女在广东高考的路还没被封死，家长还可以通过异地购房变身成广东户口，进而实现输入地高考的愿望。北京的活跃，还和一批知识分子的努力推动有关。
“一个家，就这样散了。”罗加鹏说，当初辛苦打拼，就是为了家庭团圆，如今却不得不再次分离。
分离的直接原因在于，按照高考报名要求，考生必须在户籍地参与高考报名和录取。各省高中的课本并不都相同。目前，有16个省份自主招生考试，加上国家命题的统一考试，全国高考共使用17份试卷。为适应户籍地教材，年纪尚小的“移民二代”在初二毕业后就得离开父母，回到户籍地学习。这样，初三1年加上高中3年，子女将和父母有4年的分离期。
并且，如果不在户籍地参加中考，将无法取得学籍，没有学籍将无法以应届考生的身份参与高考，只能以社会考生的身份参加高考，而社会考生在高校和专业的选择面上，则要窄一些，诸如一些军校就不向社会考生开放。
时下，正值全国各地高考报名期，一直追随在父母身边学习生活的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的随迁子女，和罗加鹏一样越来越感受“同班不同命”、“生不逢地”。这引发了越来越多家长的抗议，每年这个时候，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为首，总有越来越多的家长聚集在一起“声讨”教育部门，表达阶层诉求，希望能获得平等的高考报名和录取机会。在上海、广东等人口输入重镇，不少家长也纷纷参与其中摇旗呐喊，因为2700万的随迁子女中，政策的走向总有一天和他们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和“高考移民”现象不一样，这些群体的迁徙并非冲着高考来，他们中的很多子女一出生就在现在居住的城市里生活和接受教育，他们不希望辛苦打拼后再度面临“妻离子散”的困境。因此，对他们的举动，人们更愿用从移民后期延伸出的正常诉求来解读。
底层成长遭遇新烦恼
改革开放30多年，给中国带来了大变局。大批的人口迁徙在这个时期出现，一批从底层打拼的人成功跻身中产阶层，他们融入城市并在城市里结婚、生儿育女。他们的子女——“移民二代”，更是城市化的生态，丝毫找不出户籍的印记。
直到“移民二代”高考时，这些中产阶层才发现，尽管自己在这座城市里有房有车有事业，但还是甩不掉“出身”，户籍还“惦记”着他们，子女高考必须回户籍地报名。
究竟有多少随迁子女被挡在输入地高考门外，官方没有专门发布。但从2011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见端倪。国家统计局称，中国流动人口已达2.6亿人，和10年前相比，增长81.03%。此前官方发布的信息还显示，农民工随迁子女已高达2700万。如果现有政策持续，这2700万的随迁子女中的很多人，终将在高考时面临着和当下一样的困局。
中产阶层显然排斥家庭被分割的这种局面，在北京的随迁子女家长率先通过网络平台和面对面的沟通聚集在一起，他们借助有知名度的专家学者，集体向教育部门喊话，表达阶层诉求：要高考，要共享招录指标，因为“我们都是纳税人”。
对民间和学者的呼吁，政府也进行了回应，“要抓紧研究制定随迁子女在输入地升学考试办法”。
但方案迟迟未能出台。官方不发布，民间就来帮官方发布和探路。眼看12月份高考报名即将开始，但新的方案还没出台，在北京的家长等不及了，他们于2011年10月29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由随迁子女家长共同起草的《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案》。此举，引来诸多媒体的围观和报道。
该民间《方案》建议，“取消高考户籍限制”，不再把户籍作为高考报名的限制条件，高考报名资格应依据学籍和父母经常居住地等标准认定。
该《方案》提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据自愿登记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3年以上连续学籍（北京、上海4年）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同时，为避免短期内高考移民，该《方案》还设置了这样的条件，即4 3（北京、上海是5 4）模式，就是要求父母在人口输入地工作和生活4年（北京、上海是5年），孩子在该地读书有3年（北京、上海是4年）以上连续学籍。
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等15位学者，也联名提请国务院和教育部取消高考和招生工作中的户籍限制，这也将“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的话题进一步搅热。
出口通道在哪里？
在输入地不能参加高考，随迁子女的出口通道在哪？一直参与推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活动的北京邮电大学教师许志永博士称，一般有4种通道：一是回家读书、参加高考，二是被出国，三是读高职，四是辍学。
龚超群给小孩选的是“被出国”的路子。龚超群，江西宜春人，1998年来到上海，10多年来，他在上海有了自己的房产，他小孩从小学4年级起，就在上海读书，初一在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就读。但没有上海户籍，考虑到他小孩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而上海的教材、考试内容和江西并不一样。为此，咬咬牙，龚超群还是让孩子做出国学习的准备，目前他孩子已转到上海浦东尚德实验学校就读，为出国留学打基础。费用不低，单是学费，从初三到高三的4年，将花掉龚超群34万元。
上海进不来，故乡回不去。很多上海新兴的中产阶层，通常和龚超群一样，给子女选择了“走出去”的留学通道。
一组数据值得关注。2008年至2010年，中国每年出国留学人数分别是17.98万，22.93万和28.47万，年均增幅在24%至28%间。保守估计，2011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将逼近35万。龚超群表示，这其中，有不少是因不能在输入地参加高考而“被出国”，出国人数激增和低龄化的现象，正变得越来越突出。
龚超群的“被出国”，在来自陕西的北京家长彭晨看来，仍是幸运的。4年前，彭晨带着儿子小彭来到北京，并给儿子安排在北京石景山中学就读。
因高考与户籍挂钩，没有北京户口的小彭，考虑到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在2011年9月干脆就辍学了。儿子辍学这3个月，彭晨感觉整个人的心都被掏空了。彭晨说，儿子6岁时，丈夫就过世了，2007年，她抛下原先工作，拉扯着儿子从陕西来到北京打拼，是希望他能享受较好的教育，结果还是一场空。
如今，在北京这边好不容易打理起一些关系，但为了孩子，已经44岁的彭晨将不得不做出人生的再一次抉择：孩子如果回陕西读书的话，自己将再一次回到陕西，重拾曾经的放弃。
“他才17岁，送他去工厂上班嘛，不忍心。一个17岁的孩子能干啥呢？”彭晨说，要他去读技校、高职，自己又有些不甘心。
对成绩一般又在迁入地没有户籍的学生，通常选择去读高职。但选择回户籍地学习、参加高考，才是更多人的无奈选择。
随迁子女除上述4种通道外，在广东还有曲线圆梦的可能。在深圳的非广东户籍，如果有钱就可以开启高考的户籍之门。由于广东惠州、江门等地还可以通过购房来实现入户，这样，有钱的家长就会去买一套房子，让自己先变成广东人，之后再在深圳、广州等地读书、借考，共享招录名额。
“房价被推高，这是个重要的因素。”户籍在湖北随州的深圳家长李艳萍说，以前深圳家长主要去惠州买房入户，后来把惠州的房价也买涨了，家长们又跑去江门买房，有的就买个30平方米的小房，平时也不去那住，就是为孩子争到广东户籍，便于高考。
采访中，记者也注意到，和北京民间力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的如火热情相比，广东家长的表现更多地只是体现在QQ群里“动动嘴”。户籍河南南阳的深圳家长代表徐华承认，在推动随迁子女输入地高考方面，深圳家长的活跃度不如上海、北京，这主要是深圳家长子女在广东高考的路还没被封死，家长还可以通过异地购房变身成广东户口，进而实现输入地高考的愿望。北京的活跃，还和一批知识分子的努力推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