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中国史学界，谷川道雄、沟口雄三的研究最为引人瞩目。谷川是日本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的旗帜型学者，沟口则以明末至近代的思想研究享誉海内外。迄今的学术史研究，尚未注意到二人学术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作者直接受业于谷川与沟口，通过追忆在二人身边的求学请益，以谷川“共同体论”与沟口“儒教社会主义论”为线索，探讨了二位学术大家如何思考“公”“私”这类概念，以及专注于此类问题的原因。谷川、沟口十分怀疑万事以近代或者以西方历史、思想作为判断事物标准的方法，极为重视“共同制”“公”这类被视作阻碍历史向近代发展的要素。站在中国的角度观察中国，由此勾勒中国独自的历史、思想发展过程，同时思考与西方不同的中国式近代，这正是谷川、沟口的相同之处。一方面置身于当代日本社会，一方面试图通过中国的历史、思想以及中国本身来观察日本，同时又通过不断追问自身，密切关注作为研究者的“主体”，二人在学术上的这些共鸣之处，对后来者深具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