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刺激：一部愚蠢的历史
《评论》
2009年3月号
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下降了3.8%，这是26年来最糟糕的表现。奥巴马宣誓就任不久就开始推出他的美国经济复苏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首要部分，即通过政府开支和税收补贴“刺激”商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
一旦陷入麻烦的时候，今日美国人就仍然是凯恩斯的信徒。凯恩斯的核心信念是，仅仅依赖经济的自我机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并停滞不前。自我纠正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除非，它借助于外部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经济放缓，利率下降，市场对未来缺乏信心，市场拒绝投资，市场停止扩展，工人被解雇。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收紧腰带，希望增加储蓄，因为他们面临丧失工作的危险。于是，凯恩斯认为，既然市场无法继续投资，政府就应该出来接管这项工作。关键是速度，手段不重要。譬如，修建道路，这既能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改善贸易的基础设施。凯恩斯诊疗药方所应对的困境正与我们今日相似。问题是，在一个货币调整无法奏效的世界，税收和财政花费政策能否让我们爬出泥塘？
政府“跳转启动”方案的失败，早已由19世纪法国政治家巴斯夏对“破窗理论”的批判所证实。“通过上百种的包装，破窗理论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流行的谬论”。同对破窗的买单一样，退税和修建道路政策同样不是免费的午餐。那些流向纳税者、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刺激货币，必定来源于某些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人们用它来偿付当前的借贷，而这不过预示他们将来所要背负税收的增长。事实上，我们几乎未从“大萧条”之后的财政刺激运用实践中学到任何教训，相反，却致命地相信：自己可以为今日这种局面炮制出一项成功的财政刺激政策。
福图纳的继承者？
《城市》
2009年春季号
当1960年代新左翼运动刚刚出现的时候，可怜的美国教授在每一次欧洲学术会议的餐会上都会因为他的祖国而被他的欧洲同行所嘲讽，越南、水门事件、种族主义、医疗保险。对美国的左翼而言，西欧是一个绝对的进步的乌托邦。
但是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使得左翼想象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化了，西欧的大部分选民都反对社会民主党。
这个转变是因为两个相关的关键原因。一个首要的明显的原因是，在过去的30年中，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经济、学术、媒体精英们都支持和保护庞大的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根据《外交》杂志统计，这个数字有1500万到2000万。西欧的政府并没有积极鼓励这些移民成为他们新社会和国家的组成部分，而是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按照伊斯兰教法建立自己的社会群体。这些家长制度下的封闭移民团体，在政府的庇佑之下生存，却很少或根本不会使用接纳他们的这些国家的法定语言。他们并不渴望多元化的民主，而是希望能把欧洲纳进伊斯兰家园之中，并且他们在精神上对伊斯兰恐怖主义保持同情。根据2006年《星期日电讯报》的调查，在英国40%的伊斯兰移民希望施行伊斯兰教法，20%同情2005年7月袭击伦敦的恐怖分子。另一个原因是左翼的经济政策失败，长期的高福利高税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拖累了经济增长。
这两个原因高度相关，最终导致了西欧右转。2001年，由于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慌，丹麦选民自1924年以来第一次让社会民主党下台。2005年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凭借着对“1968年革命”的批判，萨科奇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对于新的欧洲领导人而言，一方面要对经济政策作相对温和的调整，另一方面则要制定出新的方案使得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
资本主义之后
《远见》
2009年4月号
不久之前，“资本主义”还被认为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全球市场将中国和印度拉入了它们的轨道。跨国公司被喻为指令性帝国并已超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地域，品牌黏合了全球大众。但资本主义本身的教训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资本主义既蕴含推动自身前进的动力，也隐藏了自我破坏的力量。
19世纪初的欧洲君主们似乎已经送别他们的革命对手，对手们的梦想被埋葬在滑铁卢的泥泞之中。君主统治者支配世界并展现出非凡的适应力。就像今日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他们的支持者也在论证君主制根于自然。就如等级制符合自然，今天则是攫取性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伟大实验的失败则被归为违反人性。
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市场经济还将利用持续增长的科学知识创造出巨量剩余。但是，就像君主会从中心舞台滑向边缘，资本主义也无法继续像今天这样统治社会和文化。资本主义将可能变为一个仆人而不再是主人，衰退将加速这一转变。资本主义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它揭示出成型于半个世纪前的全球性机制的局限。萧条是残酷的，但这也激荡着那些边缘观念进入主流，尽管还不清楚哪个政治家将有能力阐明一种“仆人型资本主义”的观念。如同叔本华描述的，所有新真理的出现，开始都被嘲笑，而后遭遇剧烈的反对，最终被视为不证自明。我们需要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并最终看清这场仍在持续积聚的风暴的背后力量。
21世纪的中心舞台：印度洋上的权力角逐
《外交》
2009年 3~4月
正确的地图可以激发远见，提供关于世界政治关键趋势的空间视角。美国人对大西洋和太平洋尤为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产生了这样一种景象：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中国都觊觎两大洋的其中之一。这种偏见甚至嵌入了制图习惯中，往往把西半球置于地图中心，把印度洋分开摆在地图的边缘。但是，正如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和去年秋天孟买恐怖屠杀所表明的那样，印度洋——世界第三大洋——已成为21世纪挑战的中心舞台。
印度洋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特征，也是一种理念。它将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和全球能源政治以及中印崛起结合起来，展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极的世界。人们已经充分注意到印度和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同样巨大的军事影响还没有受到重视。印度和中国的大国诉求以及它们对能源安全的追求，迫使这两个国家“重新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它们对各自海权的关注这个事实表明它们对各自的陆权有多么自信。印度洋地图也揭示出21世纪权力政治的轮廓。
另外，恰恰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强调其海权，协调它们和平崛起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就落在美国海军肩上。美国将是身处印度洋区域以外却在此存在巨大影响的唯一大国——这一独特地位会让它发挥作为印度和中国各自后院的掮客的作用。
如同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大印度洋地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激烈捍卫主权，并惊人的相互依赖并存的区域。自葡萄牙16世纪初进入这一地区以来，西方的权力第一次出现下降，尽管是在缓慢和相对下降。印度和中国将会加入到大国在这些水域的争夺之中，它们作为主要贸易伙伴所拥有 的共同的经济利益把它们不舒服地拴在一起。与此同时，美国将成为这一新的复杂地区的稳定力量。不可或缺而非主宰一切必将成为美国的目标。
《评论》
2009年3月号
2008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下降了3.8%，这是26年来最糟糕的表现。奥巴马宣誓就任不久就开始推出他的美国经济复苏计划。作为这一计划的首要部分，即通过政府开支和税收补贴“刺激”商业投资和消费者消费。
一旦陷入麻烦的时候，今日美国人就仍然是凯恩斯的信徒。凯恩斯的核心信念是，仅仅依赖经济的自我机制，经济就会陷入衰退并停滞不前。自我纠正机制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除非，它借助于外部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经济放缓，利率下降，市场对未来缺乏信心，市场拒绝投资，市场停止扩展，工人被解雇。对于消费者而言，他们收紧腰带，希望增加储蓄，因为他们面临丧失工作的危险。于是，凯恩斯认为，既然市场无法继续投资，政府就应该出来接管这项工作。关键是速度，手段不重要。譬如，修建道路，这既能增加就业机会，也可以改善贸易的基础设施。凯恩斯诊疗药方所应对的困境正与我们今日相似。问题是，在一个货币调整无法奏效的世界，税收和财政花费政策能否让我们爬出泥塘？
政府“跳转启动”方案的失败，早已由19世纪法国政治家巴斯夏对“破窗理论”的批判所证实。“通过上百种的包装，破窗理论成为经济学历史上最流行的谬论”。同对破窗的买单一样，退税和修建道路政策同样不是免费的午餐。那些流向纳税者、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刺激货币，必定来源于某些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人们用它来偿付当前的借贷，而这不过预示他们将来所要背负税收的增长。事实上，我们几乎未从“大萧条”之后的财政刺激运用实践中学到任何教训，相反，却致命地相信：自己可以为今日这种局面炮制出一项成功的财政刺激政策。
福图纳的继承者？
《城市》
2009年春季号
当1960年代新左翼运动刚刚出现的时候，可怜的美国教授在每一次欧洲学术会议的餐会上都会因为他的祖国而被他的欧洲同行所嘲讽，越南、水门事件、种族主义、医疗保险。对美国的左翼而言，西欧是一个绝对的进步的乌托邦。
但是这几年来发生的事情使得左翼想象的图景变得更为复杂化了，西欧的大部分选民都反对社会民主党。
这个转变是因为两个相关的关键原因。一个首要的明显的原因是，在过去的30年中，欧洲社会民主党政治、经济、学术、媒体精英们都支持和保护庞大的穆斯林国家的移民——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根据《外交》杂志统计，这个数字有1500万到2000万。西欧的政府并没有积极鼓励这些移民成为他们新社会和国家的组成部分，而是一定程度上允许他们按照伊斯兰教法建立自己的社会群体。这些家长制度下的封闭移民团体，在政府的庇佑之下生存，却很少或根本不会使用接纳他们的这些国家的法定语言。他们并不渴望多元化的民主，而是希望能把欧洲纳进伊斯兰家园之中，并且他们在精神上对伊斯兰恐怖主义保持同情。根据2006年《星期日电讯报》的调查，在英国40%的伊斯兰移民希望施行伊斯兰教法，20%同情2005年7月袭击伦敦的恐怖分子。另一个原因是左翼的经济政策失败，长期的高福利高税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拖累了经济增长。
这两个原因高度相关，最终导致了西欧右转。2001年，由于对穆斯林移民的恐慌，丹麦选民自1924年以来第一次让社会民主党下台。2005年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凭借着对“1968年革命”的批判，萨科奇在法国总统大选中获胜。
对于新的欧洲领导人而言，一方面要对经济政策作相对温和的调整，另一方面则要制定出新的方案使得穆斯林移民融入欧洲。
资本主义之后
《远见》
2009年4月号
不久之前，“资本主义”还被认为已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全球市场将中国和印度拉入了它们的轨道。跨国公司被喻为指令性帝国并已超出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地域，品牌黏合了全球大众。但资本主义本身的教训是，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资本主义既蕴含推动自身前进的动力，也隐藏了自我破坏的力量。
19世纪初的欧洲君主们似乎已经送别他们的革命对手，对手们的梦想被埋葬在滑铁卢的泥泞之中。君主统治者支配世界并展现出非凡的适应力。就像今日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他们的支持者也在论证君主制根于自然。就如等级制符合自然，今天则是攫取性个人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伟大实验的失败则被归为违反人性。
复杂而相互关联的市场经济还将利用持续增长的科学知识创造出巨量剩余。但是，就像君主会从中心舞台滑向边缘，资本主义也无法继续像今天这样统治社会和文化。资本主义将可能变为一个仆人而不再是主人，衰退将加速这一转变。资本主义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它揭示出成型于半个世纪前的全球性机制的局限。萧条是残酷的，但这也激荡着那些边缘观念进入主流，尽管还不清楚哪个政治家将有能力阐明一种“仆人型资本主义”的观念。如同叔本华描述的，所有新真理的出现，开始都被嘲笑，而后遭遇剧烈的反对，最终被视为不证自明。我们需要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并最终看清这场仍在持续积聚的风暴的背后力量。
21世纪的中心舞台：印度洋上的权力角逐
《外交》
2009年 3~4月
正确的地图可以激发远见，提供关于世界政治关键趋势的空间视角。美国人对大西洋和太平洋尤为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产生了这样一种景象：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中国都觊觎两大洋的其中之一。这种偏见甚至嵌入了制图习惯中，往往把西半球置于地图中心，把印度洋分开摆在地图的边缘。但是，正如索马里海域的海盗活动和去年秋天孟买恐怖屠杀所表明的那样，印度洋——世界第三大洋——已成为21世纪挑战的中心舞台。
印度洋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特征，也是一种理念。它将伊斯兰教的中心地位和全球能源政治以及中印崛起结合起来，展现出一个多层次、多极的世界。人们已经充分注意到印度和中国迅猛的经济增长，但这种发展所产生的同样巨大的军事影响还没有受到重视。印度和中国的大国诉求以及它们对能源安全的追求，迫使这两个国家“重新将目光从陆地转向海洋”。它们对各自海权的关注这个事实表明它们对各自的陆权有多么自信。印度洋地图也揭示出21世纪权力政治的轮廓。
另外，恰恰是因为印度和中国强调其海权，协调它们和平崛起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就落在美国海军肩上。美国将是身处印度洋区域以外却在此存在巨大影响的唯一大国——这一独特地位会让它发挥作为印度和中国各自后院的掮客的作用。
如同整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大印度洋地区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激烈捍卫主权，并惊人的相互依赖并存的区域。自葡萄牙16世纪初进入这一地区以来，西方的权力第一次出现下降，尽管是在缓慢和相对下降。印度和中国将会加入到大国在这些水域的争夺之中，它们作为主要贸易伙伴所拥有 的共同的经济利益把它们不舒服地拴在一起。与此同时，美国将成为这一新的复杂地区的稳定力量。不可或缺而非主宰一切必将成为美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