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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真正的詩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无可替代的，在某种意义上，“诗”不是诗人“写”或“创作”出来的，而是“存在自身”在诗人“出神”之际“一跃而出”。
许多歌颂体的所谓“诗歌”之所以难以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其中的“存在”要么还未达到“理念”的层次，要么仅仅保留在“理念”的层次上而没有获得现实的“意象”。宗白华先生说：
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侧，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P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此处之“缠绵悱恻”，即是诗人之“最高心灵境界”，无此则不能“深入万物的核心”；此处之“超旷空灵”，即是“丰满的色相”，无此则没有“存在”的“具象化”“肉身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无以“祖国”为题者。有人把杜甫之《春望》、李清照之《夏日绝句》、范成大之《州桥》、林升之《题临安邸》、陆游之《示儿》，甚至苏东坡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列入“歌颂祖国的古诗词”之中，窃以为非也。古人有“父母之邦”，但“父母之邦”并不等于现代的“祖国”，因而屈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伍子胥、韩非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卖国贼”。“中国”之成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祖国”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体验，也都是在“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形成的。“祖国母亲”与“儿女”的情感“进入”文学艺术之中以后，我们也就有了以“歌颂祖国”为题的小说、散文、电影、戏剧和“诗歌”，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艺术现象。
在所有以“歌颂祖国”为题的诗歌中，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毫无疑问是最杰出的，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它是一首“诗”，有着纯粹的“诗意”。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奇葩的“颂歌体”诗歌，只有“颂歌”而没有“诗意”。即使在专题性的“歌颂祖国”的诗歌中，也多是装腔作势、虚情假意、声嘶力竭的“赞颂”“表态”，以及“辉煌历史”和“ 建设成就”的“排比”“罗列”“夸张”，这些往往只是某种“态度”的表达，与“存在”的“实相”无关，与心灵的感动无关，因而根本就没有纯粹“诗意”的表现。但舒婷的这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却不是以“政治表现”为目的的“颂歌体”，而是“诗之作为诗”的本真显现，其中所有的只是浓烈的“诗意”的抒发。
其次，这首诗中有一种“忧患意识”。一般的“歌颂体”爱国诗歌，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营造“盛世欢歌”的氛围，似乎“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响彻的只是“欢乐”“美好”“繁荣”“富强”等“主旋律”。与这种肤浅的歌颂不同，诗人舒婷的“祖国之爱”中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发源于《周易》形成时代的“忧患意识”，其实是华夏民族的“存在自觉”。这种“忧患意识”以及源于“忧患意识”的“勇气”和“激情”，奔流于舒婷的所有诗篇之中，赋予舒婷诗以非凡的力量和深度。就这首“爱国诗”而言，舒婷的“家国之思”与“忧患意识”紧紧地牵缠在一起，她书写了“祖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揭示了“祖国”的“存在”的“艰难性”：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这里，舒婷以“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额上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五个“意象”，生动形象地开显了彼时“祖国”的“存在者状态”，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力量。
再次，这首诗的“我-你”关系是对“我爱你，中国”之“我-你”关系的超越。在“我爱你，中国”的“经典”爱国语句中，“中国”和“你”是同位语，而“你”是“爱”的宾格。这一语句表达了一个关系判断，其中的“我”与“你”是“关系者项”，“爱”是“关系项”。在普通逻辑学中，“关系项”有三种：“对称性关系”“非对称性关系”和“反对称性关系”。“我爱你，中国”中的“爱”属于哪一种？我以为是“非对称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管“我”的“爱”是多么强烈，“我”与“你”（“中国”）之间仍然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我”仍然是“我”，“你”仍然是“你”。而在舒婷的笔下，并没有“我爱你”这样的“表白”，相反，她用了“我是……”这样的存在句，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如“我是贫困，我是悲哀”这样的纯粹的存在句；二是如“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这样的“我是你……”句型的存在句。而无论是哪一种句式，其中的“我”都不是“我爱你，中国”中的主客二元对立之“我”，反而都是“你”（“中国”）的存在状态。换言之，在舒婷的笔下，“我”和“你”其实都是“祖国”，前者是“祖国”的“存在性”的“意象”，后者是“祖国”的“存在”实体，二者之间可以说是“水即是波，波即是水”的关系。当然，此诗题名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似乎也隐含“我爱你，中国”的命题，其实并非如此。
这首诗的开端是一个存在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诗的结尾是一个感叹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开始于“存在”的书写，终结于情感的抒发，在“存在”与“真情”之间的，就是一系列“祖国”的“意象”，是“最高心灵境界”与“丰满的色相”合一的“意象”。
全诗的第一个是“我”，其后的每一节的第一个字还是“我”。这个开端处的“我”并不是诗的主题，诗的主题恰在于由“我”所引导出的“你”。“我”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绝对自我”，而“你”也不是一个孤零零的“绝对客体”，而是要在历史和现实中展开的“存在者”及其“存在”。“祖国”成了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此在”。
全诗分四节，首节回顾“祖国”古老沉重的“历史”，第二节同样描写“祖国”的过去，第三节描写“现实”，末节则展望“未来”。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是富有深意的。“祖国”不是柏拉图式的超时间的“理念”，“祖国”的“存在”一定是在“时间”“历史”中实现、展开的。“祖国”的“存在”的“历史性”，意味着“祖国”的“生命”的“现实性”及其“可能性”，而生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在诗中都显现为丰富的“意象”。
在首节中，“祖国”的“意象”为“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这是“贫穷落后的祖国”的“意象”。在第二节中，“祖国”的“意象”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意象”。在第三节中，“祖国”的“意象”为“簇新的理想”“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等，这是“复兴中的祖国”的“意象”。在第四节中，“祖国”的意象为“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这是“祖国与我的关系”的“意象”。这些“意象”所显现的“祖国”，既带着“生存”的忧患与艰难，又带着“希望”与“美”的憧憬和渴望，因而是一个多重性、复杂性、立体性的“中国”。这样的写法，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浓烈的“爱意”，展示了“我”（爱者）和“祖国”（所爱者）之间的生动势态。
对诗来说，书写“爱意”从来都是困难的，尤其是书写对“祖国”的“爱意”。这首诗中的“爱意”书写采用了两种手法：一种是“意象化”的书写，以象抒意，把“一往情深”隐藏在丰富的“意象”之中；二是“感性化”的吟咏，直接地抒发“我”对“祖国”的“爱意”。第一种如上文所述，第二种则体现在“祖国啊”的感叹之中。诗的每一节，都用“祖国啊”作为结尾，每一声“祖国啊”句子相同，但其意义大有不同。第一节的“祖国啊”是深沉的感叹，表达的是“悲哀”之意；第二节的“祖国啊”是痛苦的呼唤，表达的是“希望”之意；第三节的“祖国啊”是欣喜的呼唤，书写的是“喜悦”之意；第四节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庄严的誓词，倾吐的是“献身”之意。这种“祖国啊”的反复回旋，一方面是诗人的真情流露，另方面是每一組“意象”的生成与激发。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正是基于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可分离性”，我们才“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才用诗歌，用音乐来表达、书写、抒发“我”对“祖国”的情感，揭示“我”与“祖国”之间的本真的存在论关系，这才是源本意义上的“祖国之歌”。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舒婷的这首杰作，其意义远在所谓的“政治抒情诗”之上。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
许多歌颂体的所谓“诗歌”之所以难以打动人心，就是因为其中的“存在”要么还未达到“理念”的层次，要么仅仅保留在“理念”的层次上而没有获得现实的“意象”。宗白华先生说：
中国艺术意境的创成，既须得屈原的缠绵悱侧，又须得庄子的超旷空灵。缠绵悱恻，才能一往情深，深入万物的核心，所谓“得其环中”。超旷空灵，才能如镜中花，水中月，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所谓“超以象外”。 （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P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此处之“缠绵悱恻”，即是诗人之“最高心灵境界”，无此则不能“深入万物的核心”；此处之“超旷空灵”，即是“丰满的色相”，无此则没有“存在”的“具象化”“肉身化”。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无以“祖国”为题者。有人把杜甫之《春望》、李清照之《夏日绝句》、范成大之《州桥》、林升之《题临安邸》、陆游之《示儿》，甚至苏东坡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都列入“歌颂祖国的古诗词”之中，窃以为非也。古人有“父母之邦”，但“父母之邦”并不等于现代的“祖国”，因而屈原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伍子胥、韩非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卖国贼”。“中国”之成为我们的“祖国”，是“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崛起以后的事情，我们对于“祖国”的理性认知和情感体验，也都是在“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过程中形成的。“祖国母亲”与“儿女”的情感“进入”文学艺术之中以后，我们也就有了以“歌颂祖国”为题的小说、散文、电影、戏剧和“诗歌”，这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学艺术现象。
在所有以“歌颂祖国”为题的诗歌中，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1979）毫无疑问是最杰出的，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它是一首“诗”，有着纯粹的“诗意”。现代文学史上有许多奇葩的“颂歌体”诗歌，只有“颂歌”而没有“诗意”。即使在专题性的“歌颂祖国”的诗歌中，也多是装腔作势、虚情假意、声嘶力竭的“赞颂”“表态”，以及“辉煌历史”和“ 建设成就”的“排比”“罗列”“夸张”，这些往往只是某种“态度”的表达，与“存在”的“实相”无关，与心灵的感动无关，因而根本就没有纯粹“诗意”的表现。但舒婷的这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却不是以“政治表现”为目的的“颂歌体”，而是“诗之作为诗”的本真显现，其中所有的只是浓烈的“诗意”的抒发。
其次，这首诗中有一种“忧患意识”。一般的“歌颂体”爱国诗歌，都在有意或无意地营造“盛世欢歌”的氛围，似乎“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响彻的只是“欢乐”“美好”“繁荣”“富强”等“主旋律”。与这种肤浅的歌颂不同，诗人舒婷的“祖国之爱”中渗透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发源于《周易》形成时代的“忧患意识”，其实是华夏民族的“存在自觉”。这种“忧患意识”以及源于“忧患意识”的“勇气”和“激情”，奔流于舒婷的所有诗篇之中，赋予舒婷诗以非凡的力量和深度。就这首“爱国诗”而言，舒婷的“家国之思”与“忧患意识”紧紧地牵缠在一起，她书写了“祖国”所面临的“严峻现实”，揭示了“祖国”的“存在”的“艰难性”：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这里，舒婷以“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额上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五个“意象”，生动形象地开显了彼时“祖国”的“存在者状态”，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力量。
再次，这首诗的“我-你”关系是对“我爱你，中国”之“我-你”关系的超越。在“我爱你，中国”的“经典”爱国语句中，“中国”和“你”是同位语，而“你”是“爱”的宾格。这一语句表达了一个关系判断，其中的“我”与“你”是“关系者项”，“爱”是“关系项”。在普通逻辑学中，“关系项”有三种：“对称性关系”“非对称性关系”和“反对称性关系”。“我爱你，中国”中的“爱”属于哪一种？我以为是“非对称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不管“我”的“爱”是多么强烈，“我”与“你”（“中国”）之间仍然构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我”仍然是“我”，“你”仍然是“你”。而在舒婷的笔下，并没有“我爱你”这样的“表白”，相反，她用了“我是……”这样的存在句，其中又分为两种：一是如“我是贫困，我是悲哀”这样的纯粹的存在句；二是如“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这样的“我是你……”句型的存在句。而无论是哪一种句式，其中的“我”都不是“我爱你，中国”中的主客二元对立之“我”，反而都是“你”（“中国”）的存在状态。换言之，在舒婷的笔下，“我”和“你”其实都是“祖国”，前者是“祖国”的“存在性”的“意象”，后者是“祖国”的“存在”实体，二者之间可以说是“水即是波，波即是水”的关系。当然，此诗题名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似乎也隐含“我爱你，中国”的命题，其实并非如此。
这首诗的开端是一个存在句——“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诗的结尾是一个感叹句——“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开始于“存在”的书写，终结于情感的抒发，在“存在”与“真情”之间的，就是一系列“祖国”的“意象”，是“最高心灵境界”与“丰满的色相”合一的“意象”。
全诗分四节，首节回顾“祖国”古老沉重的“历史”，第二节同样描写“祖国”的过去，第三节描写“现实”，末节则展望“未来”。这样的结构安排显然是富有深意的。“祖国”不是柏拉图式的超时间的“理念”，“祖国”的“存在”一定是在“时间”“历史”中实现、展开的。“祖国”的“存在”的“历史性”，意味着“祖国”的“生命”的“现实性”及其“可能性”，而生命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在诗中都显现为丰富的“意象”。
在首节中，“祖国”的“意象”为“破旧的老水车”“熏黑的矿灯”“干瘪的稻穗”“失修的路基”“淤滩上的驳船”等，这是“贫穷落后的祖国”的“意象”。在第二节中，“祖国”的“意象”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这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的“意象”。在第三节中，“祖国”的“意象”为“簇新的理想”“古莲的胚芽”“挂着眼泪的笑涡”“雪白的起跑线”“绯红的黎明”等，这是“复兴中的祖国”的“意象”。在第四节中，“祖国”的意象为“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这是“祖国与我的关系”的“意象”。这些“意象”所显现的“祖国”，既带着“生存”的忧患与艰难，又带着“希望”与“美”的憧憬和渴望，因而是一个多重性、复杂性、立体性的“中国”。这样的写法，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对“祖国”的浓烈的“爱意”，展示了“我”（爱者）和“祖国”（所爱者）之间的生动势态。
对诗来说，书写“爱意”从来都是困难的，尤其是书写对“祖国”的“爱意”。这首诗中的“爱意”书写采用了两种手法：一种是“意象化”的书写，以象抒意，把“一往情深”隐藏在丰富的“意象”之中；二是“感性化”的吟咏，直接地抒发“我”对“祖国”的“爱意”。第一种如上文所述，第二种则体现在“祖国啊”的感叹之中。诗的每一节，都用“祖国啊”作为结尾，每一声“祖国啊”句子相同，但其意义大有不同。第一节的“祖国啊”是深沉的感叹，表达的是“悲哀”之意；第二节的“祖国啊”是痛苦的呼唤，表达的是“希望”之意；第三节的“祖国啊”是欣喜的呼唤，书写的是“喜悦”之意；第四节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庄严的誓词，倾吐的是“献身”之意。这种“祖国啊”的反复回旋，一方面是诗人的真情流露，另方面是每一組“意象”的生成与激发。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正是基于这种存在论意义上的“不可分离性”，我们才“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才用诗歌，用音乐来表达、书写、抒发“我”对“祖国”的情感，揭示“我”与“祖国”之间的本真的存在论关系，这才是源本意义上的“祖国之歌”。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舒婷的这首杰作，其意义远在所谓的“政治抒情诗”之上。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