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面临改革30年以来未有的大变局，如不积极谋变，将有可能急速倒退。谋变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外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这是所有幅员辽阔的大国崛起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我们早已意识到单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局限性，提振内需是中国经济的关键也早已成为共识。但内需屡提不振，无论是以低息手段推动民众消费，还是以公共产品市场化的方式让民众花钱，到最后迎来的都是假振兴、真问题。民众对于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问题怨声载道，而民众的这些沉重负担，恰恰是中国内需全面萎缩的重要因素。
　　目前重新以高分贝呼吁提振内需，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升值使中国以出口为生存根基的中小企业遭遇困难，以压低资源价格、污染环境为代价的“糊口型”外向型经济走入了死胡同。次贷危机显示，中国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强国之路危如累卵。由于中国低成本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等原因，导致全球资源价格提升倒逼中国制造品成本上升，像海尔这样的中国品牌企业都只能靠越来越多的贴牌生产谋生。中国制造业再不寻求突破，将成为没有前途的夕阳产业。
　　2007年前后，海尔集团CEO张瑞敏说過：“家电行业的利润就像刀片一样薄，我们必须走出去。”在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不到5%；服装行业整体利润率只有3.9%左右。根据广交会等资料显示，纺织服装业正是出口寒冬中最受打击的行业之一，到2007年底，全国服装库存达到120亿件，完全可以满足全世界人民一年的服装消费。
　　从7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我国的投资、财税、经济增速都处于失速阶段，有关方面抢救中小企业免于破产的行动四处开花，可见“奥运经济”并没有开花结果，其间中国经济的下行周期还表现得更加明显。
　　只有看清楚形成出口经济的根本原因，认识到内需不振的根源，才能找到转向内需经济的可能道路。
　　在加入WTO后，我国出口呈现连续四年的爆发性增长，也对国内投资需求形成强劲的拉动，地方政府间日趋激烈的增长竞争是投资过热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的竞争以土地、税收等巨大的优惠条件为代价，这被称为“竞次选择”，谁敢压价，谁压得狠，谁就能收获外资，而民众没有得到实惠。以苏州为例，节节上升的GDP并没有让当地民众的生活、消费水准同步提高。对内资、外资实行不同的政策，这是内资的悲哀，也为内需不振埋下祸患。2008年，政府花大力气实行两税合一，内外资企业统一实行25%的所得税率，这对内资企业是个极大的利好，但对于享受惯了20%以下优惠税率的外资企业来说，则可以通过注册新公司享受三减两免等待遇继续规避统一税率。
　　内需不足的最大障碍是国有经济的分量太重。按照陈志武教授的说法，国家对要素和资源控制得太严，比例太高。按测算，现在中国75%的资产(包括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不在民间，由此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永远是投资驱动型，而不是消费驱动型的，并且是国企投资与外资投资驱动型，而不是令人欣慰的民间资本投资驱动型的。国家掌握绝大部分的固定资产配置权，迫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由出口来带动，从而让出口驱动型的经济模式继续得以强化。
　　国家掌握资源过多，对股市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占70%以上的国有控股权理论上可以流通，却在非流通的情况下享受高溢价，导致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股市大跌不止，使中国发展市场经济亟需的直接融资市场失去信心。
　　我国政府财税收入高到让人脸红的地步。近年税收节节攀升，增幅远超当年GDP的增幅。如果这样的局面继续下去，到2050年，国家税收将等于GDP，我国将第二次成为“全民国有”的国家。事实上，中国目前财税收入增加幅度所占GDP比重，已经与改革起步时持平，改革30年后，政府的财力控制反而回到改革的出发点。
　　同时，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连续下滑。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分析师徐平生提供的数据，我国居民最终实际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到2005年7年共下降13.79个百分点。
　　如何提振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降低政府与外资投资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内需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内生性的本土市场经济，调动民间力量，并且藏富于民。
　　当务之急是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同时，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要知道，美国与日本历史上国民收入振兴的10年也是民间投资倍增的10年；最后，现实的做法是积极降税，把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增值税改革从部分地区的试点推广到全国。没有市场化的由宪政约束的税收体制，中国不可能建成内需经济，不可能有拉动经济的大量民间投资。任何制约不够的权力的本性，就是竭泽而渔。
　　从本质上说，内需经济是本土的内生性民间市场经济。我们呼唤了无数年的市场经济，在多年的扭曲之后，在经济模式与增长速度遭遇外界强大的挑战之后，该低下头，为民间市场经济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