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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着重要变化,中非关系的战略意义不断提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无论是自身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还是在国际上争取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都比以往更加需要非洲”。①新一届政府领导班子上台以后,对非洲国家的重视更为突出。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外访第二站便来到非洲。
在中非关系史上,坦赞铁路有其重要的意义,是中非友谊的美好见证。那么将语境放置在当下,坦赞铁路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是怎样的?有没有发生变化?坦赞铁路在促进中国对非传播,增强中非的双向交流方面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对于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以及当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有何借鉴意义?我们通过对20位赞比亚人就有关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试图通过对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调查,回答这些问题。
一、坦赞铁路与集体记忆研究
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最先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莫里斯·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②
按照李兴军的划分,集体记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视角:一个是功能主义视角,强调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传播对于社会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个是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集体记忆“不仅是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的‘建构’的结果”。集体记忆的类型主要有文本和口述两种,相比于前者,后者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从普通民众中发现社会演进的线索,借此来充分认识民众的社会历史作用”。③此外,中國台湾学者王明珂还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行了区分,这三个概念所代表的范围呈现出递减趋势。王明珂认为“集体记忆”是指“在前者(社会记忆)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④
我们将坦赞铁路纳入“集体记忆”的研究范畴,提出坦赞铁路是赞比亚、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片段和宝贵记忆,其意义本身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既有功能性也有能动性,是一个包含着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
2017年春节期间,本文作者之一、赞比亚留学生Maxwell Chipaso回国对居住在赞比亚卢萨卡和东部一些省份的20位赞比亚人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之前,受访者都被询问是否知道任何有关坦赞铁路的信息,只有那些对坦赞铁路有所了解的受访者才会继续进入到下面的访谈环节当中。基于受访者对坦赞铁路的了解的差异,我们将20位被访者根据年龄划分为30岁以下、30岁到60岁和60岁以上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受访者共有5位,他们的年龄大于60岁,坦赞铁路建设周期完全包含于他们的生命周期里。第二层次的受访者共有10位,他们的年龄在30岁到60岁之间,他们都有乘坐过坦赞铁路上火车的经历,但还不足以完全记得坦赞铁路的建设过程。第三层次的受访者共有5位,他们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都通过学校和父母才知道有关坦赞铁路的信息。
因此,我们在这里搭建出“亲历者—非亲历者”的分析框架。那些出生早于坦赞铁路,对援建坦赞铁路那段历史有直接体验的人被划归为亲历者,那些在坦赞铁路建成之后才出生,只是乘坐过火车或从他人处听到有关坦赞铁路信息的人划归为非亲历者。通过这种“亲历者—非亲历者”的框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代际分化下坦赞铁路意义的流变,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坦赞铁路的历史,也有助于发掘坦赞铁路在当下的问题和意义。
二、调查发现:集体记忆的代际差异
1.60岁以上被访者:高质量的中国制造与勤奋的中国人
在坦赞铁路建设期间,这些60岁以上的受访者还是年轻人。他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中国援建项目的建设速度是难以置信的快。相比于其他的一些他们见到过的由英国人完成建造的项目,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机器。中国人通常会不断工作以保证项目顺利完成,而英国人则会经常休息从而使工作进程变得很慢。此外,与英国相比,中国带来了更高比例的工人数量。中国人会参与所有不同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他们还提到中国为坦赞铁路修的桥梁和涵洞都是以快速的方式完成建设的。
自建造以来,有两名受访者乘坐过坦赞铁路上的火车。相比于从钦戈拉(Chingola)延伸到利文斯敦(Livingstone),途经卡皮里姆波希(KapiriMposhi)的赞比亚铁路,他们说坦赞铁路上的火车颠簸比较少,乘坐起来也很舒服。相比赞比亚铁路和公共汽车,坦赞铁路的火车并没有那么拥挤。不管是来自自己的经历还是来自所听到的故事,五个受访者都提到当火车通过狩猎保护区和山区时所看到的景色是多么美丽。他们对火车可以通过一座山(隧道)的感觉很美妙。有了坦赞铁路,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过去从卡皮里姆波希到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至少要花上一周时间,而有了坦赞铁路以后只要三天。
由于坦赞铁路的修建,受访者表示中国人是非常勤奋的,因而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中国人都是可以被信任的。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很慷慨。中国赞助了坦赞铁路项目,因而是赞比亚人民真正的朋友。他们还看到了其他一些中国完成的项目。例如,塞伦杰-萨姆菲亚桥(Serenje-Samfya bridge),这个项目也是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快速完成。这些项目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人职业精神的尊重。
2.30到60岁之间的被访者:舒服的乘坐体验与高质、快速的中国援建
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在坦赞铁路建设期间还比较年轻,难以全面和清晰地回忆坦赞铁路。但其中的七个受访者乘坐过坦赞铁路的火车,剩下的三人听说过坦赞铁路。他们把坦赞铁路描述得比那些有许多警察路障的路要好。他们在火车上的经历与那些60岁以上人的经历相似,他们觉得乘坐坦赞铁路上的火车很舒适,他们能够在火车上睡觉,这让他们能以更精神的状态到达目的地。 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还表示,中国和赞比亚人民的关系应该加强,这样两国就可以继续享受坦赞铁路建设期间开始的友谊。他们说中国建设的项目是经久耐用的。他们看到了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医院、学校和政府大楼等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同时,他们对中国的工作质量印象深刻。
3.30岁以下的被访者:上一代的美丽故事与这一代的个人需求
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对坦赞铁路的直接经验很少,但他们在学校和父母处获得了有关坦赞铁路的信息。在学校的学习中,他们知道由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提前两年完成建设。坦赞铁路是由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共同拥有的。从他们的父母那里,他们听说了有关坦赞铁路的良好品质和旅途中美丽的景色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听说了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中国人在铁路沿线安营扎寨的故事。
他们觉得中国人民对工作有着极大的奉献精神,而且技术娴熟。他们说他们更喜欢在中国学习工程建设,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他们比在赞比亚学到的东西更多。但他们也都认为中国人很奇怪,因为他们听说过中国人吃蛇和狗肉之类的东西。他们也从电视和电影中看到中国人是武术家,觉得中国人在道德上是正直的。
三、结论与讨论
1.对非传播的困境与重塑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并不理想,在国际舆论中经常落入“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漠视人权论”“破坏环境论”⑤等的指责。从非洲的传播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媒体在非洲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媒体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项对肯尼亚当地调频广播的调查显示,在国外电台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收听人数最多,达到67.21%;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排名第二,仅有24.59%的被调查者表示收听该台节目。⑥学者龙小农对17名非洲国家的在华留学生进行了采访,在问及更愿意接触西方媒体的原因时,受访者表示“西方媒体先期进入非洲,在收视听习惯上有优势,且收听很方便,内容也不错;西方媒体有语言优势,开放、不歧视,更加吸引人,可信度更高;中国媒体多用中文(应是指CCTV中文国际频道),且有时报道显得很无力,少有新闻能够吸引他们,也接触不到中国媒体”。⑦面对中国对非传播的困境,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的策略。涂凌波认为本土化问题至关重要,并从运营、语言、内容、人员等角度提出了本土化策略。⑧寇立研则从对非传播战略的角度出发,从内容、合作、机制和能力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策略。⑨
我们认为,对已有共同或集体记忆资源的开发和充分利用也是一种重要策略,比如坦赞铁路就是一笔中国与非洲国家塑造良好关系的历史资源。面对西方媒体“新殖民主义论”等的质疑,坦赞铁路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应与反击。坦赞铁路不仅满足了赞比亚出口铜矿,赢得经济上的独立从而巩固政治独立等的需要,也具有推动当时东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⑩。然而,随着非洲国家相继获得民族解放,坦、赞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坦赞铁路的重要性也在逐渐下降,加之自身的管理问题,近年来,坦赞铁路有逐渐势微的趋势。记忆的另一面是失忆,如果坦赞铁路有关的记忆再不被挖掘,就会有“被失忆”的危险。共同的集体记忆,既有维护中非关系的功能性,也有动员不同民众参与建构中非关系的潜能。因此,利用上述调查的结论,分代际、有目的、精准化地重塑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年龄较大的当地群众,我们应当进一步夯实共同的历史记忆,通过设立坦赞铁路纪念日等活动,邀请其参加和分享曾经美好的中非故事,依靠家庭、学校、当地社区和媒体等环境将这一故事代代传递下去,而使其不被忘记。针对当地的中年人,我们应当更多进行社会营销,将其定义为中国援建项目的参与者、使用者和评价者,增加其参与和体验中国制造的机会,并高度重视其在当地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力。针对当地的年轻人,我们应当将对外传播与援非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不能空讲故事,还要更多开展针对年轻人的教育、培训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不同的援建项目和来华留学项目中增加其就业机会。毕竟,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对他们而言是间接的,甚至是媒介化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塑造21世纪中非新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它拥有坦赞铁路的精神内核,但填充的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国故事。
另外,在重塑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过程中,媒体应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集体记忆的形成又非常依赖于各种传播媒介”。11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帕卡表示:“媒体应发挥作用。媒体不仅要讨论当前发生的事情,也要回顾历史,了解历史是如何将我们引领到现在的……我们都应该强调中非互帮互助的历史,告诉民众铭记这段历史。”12
除此之外,“集体记忆既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变换的一面,同时集体记忆又有其连续性的另一面。集体记忆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13坦赞铁路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对坦赞铁路历史的挖掘、唤醒人民有关坦赞铁路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还要结合当下中非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赋予坦赞铁路以新的时代内涵。
2.“铁路外交”与“一带一路”上的铁路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wcb/dwcb201710/dwcb20171015-1-l.jpg)
近年来,中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铁路外交”,多项铁路建设项目落地生根。例如,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如今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在非洲的铁路和公路援建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首都的亚吉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的蒙内铁路,以及埃塞俄比亚第一条城市轻轨——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铁路修到哪里,中国的影响力就能延伸到哪里。”14但这个影响力也可以分成正面的影响力和負面的影响力,可以分成短期的影响力和长期的影响力,还可以分成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这需要将影响力细化并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中加以研究。此外,研究者不仅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还应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曾经“铁路外交”大手笔的坦赞铁路,它的成功经验和缺点教训对于我们上马和推进“一带一路”上的铁路乃至其他项目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如今,“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出了六条经济走廊,但纵观这些经济走廊上的国家,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其他国家每年的GDP总量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这就使得中国面临着当年与坦、赞两国合作时相类似的局面和境地。从坦赞铁路的经验来看,在各种项目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但不应是唯一的考量。对于项目的评估,不能只从中国利益出发,而要从双方、多方的角度出发,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商、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不仅要把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关,还要做好项目的“售后服务”,开发项目修建所具有的“长尾价值”。这些项目的背后正是“一带一路”原则和理念的体现,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素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乃至人类美好的集体记忆。
3.集体记忆与国际传播:一种双跨研究路径
以往的集体记忆研究主要限于一国之内,通常是某一个地区、某一群体对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然而,我们的这一调查也揭示了集体记忆研究有跨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潜力,历史不仅限于一国之内,对于像坦赞铁路这样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和中国与非洲的历史同样可以作为集体记忆研究的对象。
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集体记忆研究与国际传播相结合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集体记忆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通过文本与口述,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现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能够发掘出官方记载中所遗漏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通过口述历史、文本历史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对比,能够在主观理解和客观现实的差别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带着集体记忆研究的这些特点或优势来进行国际传播相关的研究,有助于增加国际传播研究的厚度和深度。相对的,在国际传播中进行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宽集体记忆研究的广度。此外,集体记忆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当下和未来。将年龄/代际的分析维度加入到集体记忆与国际传播相结合的研究中,在一种动态的视角下理解历史、理解过去,对于当下和未来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以往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是从国家和媒介的角度切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但这类研究往往陷入到过于宏观或媒介中心主义的范畴当中,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指导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中,精准化传播应当得到更多的强调,增补对地方社会、地方受众的研究,摆脱媒介中心主义的桎梏。
这种研究视角是国际传播跨入文化研究的表现,它将国际传播视为意义共享与对话过程。此次我们对坦赞铁路集体记忆的调查也是对这一研究路径的初步尝试。我们希望摆脱中国学者国际传播研究中惯常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摆脱媒介中心主义,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乃至整个非洲人民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当地群众对坦赞铁路的直接体验,同时从历时性的维度,分析和探讨坦赞铁路在当下和未来的价值和意义。(作者供图)
「注释」
①寇立研:《对非传播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刍议》,《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
②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
③同②。
④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⑤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⑥闫成胜:《中国广播媒体对非洲传播能力现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7期。
⑦龙小农:《中国对非传播情况调查及建议——基于对12个非洲国家17名学生的访谈》,《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
⑧涂凌波:《本土实践,全球目标: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新探索》,《新闻战线》2017年第3期。
⑨寇立研:《对非传播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刍议》,《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
⑩当时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周边国家大多数没有独立,而领导这些国家独立运动的政党在坦首都都设有办事处,这就使得坦赞铁路的地位非常重要。
11秦志希、曹茸:《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2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223页。
13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
14李巍:《中尼铁路可行性与中尼共建“一带一路”调研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7年5月5日。
在中非关系史上,坦赞铁路有其重要的意义,是中非友谊的美好见证。那么将语境放置在当下,坦赞铁路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是怎样的?有没有发生变化?坦赞铁路在促进中国对非传播,增强中非的双向交流方面能够扮演何种角色?对于未来中非关系的发展以及当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有何借鉴意义?我们通过对20位赞比亚人就有关援建坦赞铁路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的访谈,试图通过对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调查,回答这些问题。
一、坦赞铁路与集体记忆研究
法国人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最先提出“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的概念。在《记忆的社会性结构》一文中,莫里斯·哈布瓦赫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②
按照李兴军的划分,集体记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视角:一个是功能主义视角,强调集体记忆的保存与传播对于社会正常运作和不断发展的重要意义;一个是建构主义的研究视角,认为集体记忆“不仅是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的‘建构’的结果”。集体记忆的类型主要有文本和口述两种,相比于前者,后者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从普通民众中发现社会演进的线索,借此来充分认识民众的社会历史作用”。③此外,中國台湾学者王明珂还对“社会记忆”“集体记忆”和“历史记忆”进行了区分,这三个概念所代表的范围呈现出递减趋势。王明珂认为“集体记忆”是指“在前者(社会记忆)中有一部分的‘记忆’经常在此社会中被集体回忆,而成为社会成员间或某次群体成员间分享之共同记忆”。④
我们将坦赞铁路纳入“集体记忆”的研究范畴,提出坦赞铁路是赞比亚、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片段和宝贵记忆,其意义本身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既有功能性也有能动性,是一个包含着过去、当下和未来的动态发展过程。
2017年春节期间,本文作者之一、赞比亚留学生Maxwell Chipaso回国对居住在赞比亚卢萨卡和东部一些省份的20位赞比亚人进行了一对一的访谈。访谈之前,受访者都被询问是否知道任何有关坦赞铁路的信息,只有那些对坦赞铁路有所了解的受访者才会继续进入到下面的访谈环节当中。基于受访者对坦赞铁路的了解的差异,我们将20位被访者根据年龄划分为30岁以下、30岁到60岁和60岁以上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受访者共有5位,他们的年龄大于60岁,坦赞铁路建设周期完全包含于他们的生命周期里。第二层次的受访者共有10位,他们的年龄在30岁到60岁之间,他们都有乘坐过坦赞铁路上火车的经历,但还不足以完全记得坦赞铁路的建设过程。第三层次的受访者共有5位,他们的年龄在30岁以下,这些人大都通过学校和父母才知道有关坦赞铁路的信息。
因此,我们在这里搭建出“亲历者—非亲历者”的分析框架。那些出生早于坦赞铁路,对援建坦赞铁路那段历史有直接体验的人被划归为亲历者,那些在坦赞铁路建成之后才出生,只是乘坐过火车或从他人处听到有关坦赞铁路信息的人划归为非亲历者。通过这种“亲历者—非亲历者”的框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代际分化下坦赞铁路意义的流变,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坦赞铁路的历史,也有助于发掘坦赞铁路在当下的问题和意义。
二、调查发现:集体记忆的代际差异
1.60岁以上被访者:高质量的中国制造与勤奋的中国人
在坦赞铁路建设期间,这些60岁以上的受访者还是年轻人。他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个中国援建项目的建设速度是难以置信的快。相比于其他的一些他们见到过的由英国人完成建造的项目,中国人带来了更多的机器。中国人通常会不断工作以保证项目顺利完成,而英国人则会经常休息从而使工作进程变得很慢。此外,与英国相比,中国带来了更高比例的工人数量。中国人会参与所有不同的任务,而不仅仅是做一些管理性的工作。他们还提到中国为坦赞铁路修的桥梁和涵洞都是以快速的方式完成建设的。
自建造以来,有两名受访者乘坐过坦赞铁路上的火车。相比于从钦戈拉(Chingola)延伸到利文斯敦(Livingstone),途经卡皮里姆波希(KapiriMposhi)的赞比亚铁路,他们说坦赞铁路上的火车颠簸比较少,乘坐起来也很舒服。相比赞比亚铁路和公共汽车,坦赞铁路的火车并没有那么拥挤。不管是来自自己的经历还是来自所听到的故事,五个受访者都提到当火车通过狩猎保护区和山区时所看到的景色是多么美丽。他们对火车可以通过一座山(隧道)的感觉很美妙。有了坦赞铁路,运输时间大大缩短。过去从卡皮里姆波希到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至少要花上一周时间,而有了坦赞铁路以后只要三天。
由于坦赞铁路的修建,受访者表示中国人是非常勤奋的,因而在许多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上,中国人都是可以被信任的。他们还认为中国人很慷慨。中国赞助了坦赞铁路项目,因而是赞比亚人民真正的朋友。他们还看到了其他一些中国完成的项目。例如,塞伦杰-萨姆菲亚桥(Serenje-Samfya bridge),这个项目也是在困难的地形条件下快速完成。这些项目增加了他们对中国人职业精神的尊重。
2.30到60岁之间的被访者:舒服的乘坐体验与高质、快速的中国援建
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在坦赞铁路建设期间还比较年轻,难以全面和清晰地回忆坦赞铁路。但其中的七个受访者乘坐过坦赞铁路的火车,剩下的三人听说过坦赞铁路。他们把坦赞铁路描述得比那些有许多警察路障的路要好。他们在火车上的经历与那些60岁以上人的经历相似,他们觉得乘坐坦赞铁路上的火车很舒适,他们能够在火车上睡觉,这让他们能以更精神的状态到达目的地。 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还表示,中国和赞比亚人民的关系应该加强,这样两国就可以继续享受坦赞铁路建设期间开始的友谊。他们说中国建设的项目是经久耐用的。他们看到了中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医院、学校和政府大楼等的大规模建设项目。同时,他们对中国的工作质量印象深刻。
3.30岁以下的被访者:上一代的美丽故事与这一代的个人需求
这个年龄层的受访者对坦赞铁路的直接经验很少,但他们在学校和父母处获得了有关坦赞铁路的信息。在学校的学习中,他们知道由中国援建的坦赞铁路提前两年完成建设。坦赞铁路是由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共同拥有的。从他们的父母那里,他们听说了有关坦赞铁路的良好品质和旅途中美丽的景色的故事。他们中的一些人还听说了在坦赞铁路施工期间,中国人在铁路沿线安营扎寨的故事。
他们觉得中国人民对工作有着极大的奉献精神,而且技术娴熟。他们说他们更喜欢在中国学习工程建设,因为他们认为这会使他们比在赞比亚学到的东西更多。但他们也都认为中国人很奇怪,因为他们听说过中国人吃蛇和狗肉之类的东西。他们也从电视和电影中看到中国人是武术家,觉得中国人在道德上是正直的。
三、结论与讨论
1.对非传播的困境与重塑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并不理想,在国际舆论中经常落入“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漠视人权论”“破坏环境论”⑤等的指责。从非洲的传播格局来看,西方国家媒体在非洲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媒体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项对肯尼亚当地调频广播的调查显示,在国外电台中,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收听人数最多,达到67.21%;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排名第二,仅有24.59%的被调查者表示收听该台节目。⑥学者龙小农对17名非洲国家的在华留学生进行了采访,在问及更愿意接触西方媒体的原因时,受访者表示“西方媒体先期进入非洲,在收视听习惯上有优势,且收听很方便,内容也不错;西方媒体有语言优势,开放、不歧视,更加吸引人,可信度更高;中国媒体多用中文(应是指CCTV中文国际频道),且有时报道显得很无力,少有新闻能够吸引他们,也接触不到中国媒体”。⑦面对中国对非传播的困境,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的策略。涂凌波认为本土化问题至关重要,并从运营、语言、内容、人员等角度提出了本土化策略。⑧寇立研则从对非传播战略的角度出发,从内容、合作、机制和能力四个方面提出相应的策略。⑨
我们认为,对已有共同或集体记忆资源的开发和充分利用也是一种重要策略,比如坦赞铁路就是一笔中国与非洲国家塑造良好关系的历史资源。面对西方媒体“新殖民主义论”等的质疑,坦赞铁路本身就是最好的回应与反击。坦赞铁路不仅满足了赞比亚出口铜矿,赢得经济上的独立从而巩固政治独立等的需要,也具有推动当时东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⑩。然而,随着非洲国家相继获得民族解放,坦、赞两国本身的经济发展,坦赞铁路的重要性也在逐渐下降,加之自身的管理问题,近年来,坦赞铁路有逐渐势微的趋势。记忆的另一面是失忆,如果坦赞铁路有关的记忆再不被挖掘,就会有“被失忆”的危险。共同的集体记忆,既有维护中非关系的功能性,也有动员不同民众参与建构中非关系的潜能。因此,利用上述调查的结论,分代际、有目的、精准化地重塑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就显得尤为重要。
针对年龄较大的当地群众,我们应当进一步夯实共同的历史记忆,通过设立坦赞铁路纪念日等活动,邀请其参加和分享曾经美好的中非故事,依靠家庭、学校、当地社区和媒体等环境将这一故事代代传递下去,而使其不被忘记。针对当地的中年人,我们应当更多进行社会营销,将其定义为中国援建项目的参与者、使用者和评价者,增加其参与和体验中国制造的机会,并高度重视其在当地社会舆论中的影响力。针对当地的年轻人,我们应当将对外传播与援非发展有效结合起来,不能空讲故事,还要更多开展针对年轻人的教育、培训和文化交流活动,并在不同的援建项目和来华留学项目中增加其就业机会。毕竟,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对他们而言是间接的,甚至是媒介化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塑造21世纪中非新的共同的集体记忆,它拥有坦赞铁路的精神内核,但填充的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中国故事。
另外,在重塑坦赞铁路的集体记忆过程中,媒体应发挥重要作用。因为,“集体记忆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立足现在、面对过去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集体记忆的形成又非常依赖于各种传播媒介”。11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帕卡表示:“媒体应发挥作用。媒体不仅要讨论当前发生的事情,也要回顾历史,了解历史是如何将我们引领到现在的……我们都应该强调中非互帮互助的历史,告诉民众铭记这段历史。”12
除此之外,“集体记忆既有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变换的一面,同时集体记忆又有其连续性的另一面。集体记忆是对于过去的一种累积性的建构”。13坦赞铁路记忆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因此,对坦赞铁路历史的挖掘、唤醒人民有关坦赞铁路集体记忆的过程中,还要结合当下中非关系发展的实际需要,赋予坦赞铁路以新的时代内涵。
2.“铁路外交”与“一带一路”上的铁路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dwcb/dwcb201710/dwcb20171015-1-l.jpg)
近年来,中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铁路外交”,多项铁路建设项目落地生根。例如,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到如今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在非洲的铁路和公路援建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包括连接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两国首都的亚吉铁路、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东非第一大港蒙巴萨港的蒙内铁路,以及埃塞俄比亚第一条城市轻轨——亚的斯亚贝巴城市轻轨等。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出:“铁路修到哪里,中国的影响力就能延伸到哪里。”14但这个影响力也可以分成正面的影响力和負面的影响力,可以分成短期的影响力和长期的影响力,还可以分成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这需要将影响力细化并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中加以研究。此外,研究者不仅要立足当下面向未来,还应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作为曾经“铁路外交”大手笔的坦赞铁路,它的成功经验和缺点教训对于我们上马和推进“一带一路”上的铁路乃至其他项目具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如今,“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出了六条经济走廊,但纵观这些经济走廊上的国家,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其他国家每年的GDP总量还不到中国的十分之一,这就使得中国面临着当年与坦、赞两国合作时相类似的局面和境地。从坦赞铁路的经验来看,在各种项目推进的过程中,经济因素是主要的考量因素,但不应是唯一的考量。对于项目的评估,不能只从中国利益出发,而要从双方、多方的角度出发,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商、共建、共享”。
除此之外,不仅要把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质量关,还要做好项目的“售后服务”,开发项目修建所具有的“长尾价值”。这些项目的背后正是“一带一路”原则和理念的体现,应该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素材,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乃至人类美好的集体记忆。
3.集体记忆与国际传播:一种双跨研究路径
以往的集体记忆研究主要限于一国之内,通常是某一个地区、某一群体对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研究。然而,我们的这一调查也揭示了集体记忆研究有跨越民族国家框架的潜力,历史不仅限于一国之内,对于像坦赞铁路这样国与国、地区与地区和中国与非洲的历史同样可以作为集体记忆研究的对象。
在当今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集体记忆研究与国际传播相结合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集体记忆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通过文本与口述,能够更加生动地展现某一段历史或某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能够发掘出官方记载中所遗漏的一些有价值的内容。通过口述历史、文本历史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对比,能够在主观理解和客观现实的差别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带着集体记忆研究的这些特点或优势来进行国际传播相关的研究,有助于增加国际传播研究的厚度和深度。相对的,在国际传播中进行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也有助于拓宽集体记忆研究的广度。此外,集体记忆不仅属于过去,也属于当下和未来。将年龄/代际的分析维度加入到集体记忆与国际传播相结合的研究中,在一种动态的视角下理解历史、理解过去,对于当下和未来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与此同时,以往的国际传播研究主要是从国家和媒介的角度切入到相关问题的研究当中,但这类研究往往陷入到过于宏观或媒介中心主义的范畴当中,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指导能力。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中,精准化传播应当得到更多的强调,增补对地方社会、地方受众的研究,摆脱媒介中心主义的桎梏。
这种研究视角是国际传播跨入文化研究的表现,它将国际传播视为意义共享与对话过程。此次我们对坦赞铁路集体记忆的调查也是对这一研究路径的初步尝试。我们希望摆脱中国学者国际传播研究中惯常的中国中心主义视角,摆脱媒介中心主义,从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乃至整个非洲人民的角度出发,更加注重当地群众对坦赞铁路的直接体验,同时从历时性的维度,分析和探讨坦赞铁路在当下和未来的价值和意义。(作者供图)
「注释」
①寇立研:《对非传播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刍议》,《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
②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
③同②。
④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⑤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
⑥闫成胜:《中国广播媒体对非洲传播能力现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7期。
⑦龙小农:《中国对非传播情况调查及建议——基于对12个非洲国家17名学生的访谈》,《对外传播》2014年第6期。
⑧涂凌波:《本土实践,全球目标:中国媒体对非传播的新探索》,《新闻战线》2017年第3期。
⑨寇立研:《对非传播的战略与策略问题刍议》,《对外传播》2013年第7期。
⑩当时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周边国家大多数没有独立,而领导这些国家独立运动的政党在坦首都都设有办事处,这就使得坦赞铁路的地位非常重要。
11秦志希、曹茸:《电视历史剧: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与消解》,《现代传播》2004年第1期。
12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非关系史上的丰碑 援建坦赞铁路亲历者的讲述》,世界知識出版社2015年版,第222-223页。
13李兴军:《集体记忆研究文献综述》,《上海教育科研》2009年第4期。
14李巍:《中尼铁路可行性与中尼共建“一带一路”调研报告》,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17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