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元代青花瓷作为中国陶瓷史上具有独特象征意义的品种之一，无论是在民族内涵还是在艺术审美方面都极具研究价值。新州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元代青花瓷——龙纹高足杯和梨形壶，造型考究，纹饰素雅精美，风格明显，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互鉴的文化思想理念，为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关键词：元代;青花瓷;宁昌路;民族内涵;艺术审美
元代青花瓷创烧于多民族融合的元代，它创新性地融入多元文化和宗教艺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它的器型种类多样，纹饰描绘丰富，反映出当时烧造技艺的精湛，以及元代手工艺者的智慧。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结束了多个国家长期并立的局面，亚欧大陆的商贸交易翻开了新的篇章，疆域横跨亚欧大陆，版图空前广阔。随着东西方交流要道的打通，手工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产品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发展。元朝对外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对内积极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中外商贸在元代疆域往来频繁，一种叫做苏麻离青的青料从古波斯（伊朗、伊拉克）引入景德镇，这种青料是烧制元青花的必备品，为青花瓷器的生产提供了原料保障，由此，元青花这种新颖瓷器应运而生。苏麻离青属天然矿物，成分比例是高鐵低锰，含硫和砷，无铜和镍。采用苏麻离青料绘画，可在洁白的瓷胎映衬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气势氛围，整体釉面浓重艳丽，幽邃的靛青色调，浓艳之中透出淡雅，让画面和谐一致。进口钴料色泽浓重，在积聚处明显出现蓝黑色斑点，伴随部分釉面的凸凹，透入胎骨的痕迹，闪烁如铅的锡光，进口钴料呈现特有的成色效果。元青花的胎体创新传统制瓷技术，胎土二元配方的使用提高了烧成温度，纹饰以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为主，同时借鉴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纹饰绘画风格，将中国水墨画的技巧融汇于瓷绘技艺中，青花的蓝色是伊斯兰教派喜爱的清净蓝，繁而不杂的装饰方式吸纳了伊斯兰艺术的精髓。元代青花瓷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与器物的外形相适应，线条苍劲有力，当时南北各地工匠在技艺交流中继承民族传统，融合各地陶瓷艺术特长，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从而创造出元代青花瓷。因此，元代青花瓷成为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产物。
元代青花瓷的造型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原因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使用者的需要。元代青花瓷的纹饰与器型除了受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外，也受到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蒙古贵族日常用具以金银器居多，青花瓷的使用也很普遍，以彰显身份。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经常在马上活动，携带的器具须是坚固性与便携性兼而有之，因此，当时的青花瓷有一部分是菱形的，不易滑落;还有一部分有双耳，这样可以用绳子穿过，便于携带。高足杯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型。元人喜好饮酒，元代青花瓷中有许多器型是酒器，高足杯便是一件酒器，它也被称为马上杯，上为碗形，下有高柄。它适用于元人善骑喜饮的习俗，最初是为在马上饮酒而制，其柄较高，在马上饮酒比较方便，后来也被用作摆放水果。高足杯最早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元明时期，这种器型应是源于唐代的金银器，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器物。
新州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图1），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五十家子村“万寿白塔”南0.5公里的建筑工地上，2012年3月由新州博物馆征集。杯残高8.5、底径3.9厘米。弧腹，下呈现四节竹节形喇叭状空心高圈足，足底微外撇，细白胎，施青白釉，釉质莹润，足底无釉，足内壁近底有部分积釉，胎釉结合处泛火石红，无釉处呈淡黄色。杯内底心绘折枝菊花叶，内壁模印云龙纹，因缺失只剩一段，外壁绘三爪龙纹及云纹，三爪如钩，因缺失只留有三个三爪足及龙身一段，龙身鳞片呈网格状，头尾缺失，展现元代行龙凶猛勇健之相，笔法精妙，笔道纤细自然。整体构图饱满、四面可观，笔触流畅灵动。元青花装饰题材大多选自中华传统文化中脍炙人口的部分，题材中最突出的一方面是戏曲故事与人物，另一方面是文学作品与书画艺术。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象征辟邪纳福，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中国商周青铜器普遍应用夔龙纹，中国传统五爪龙唯有帝王可用，而云龙纹是元青花常见纹饰之一。高足之四个竹节突棱均绘青花线纹，青花发色温润鲜艳，较纯正，着色重处有锡光，呈蓝褐斑点，绘画线条边缘有晕散。
新州博物馆馆藏元青花梨形壶（图2）出土于元代宁昌路故址东北8公里许的青山村，是村民2010年耕种时发现的，由新州博物馆征集。壶高9.5、最大腹径9、口径3.6、底径4.2厘米。垂腹，细白胎，平底无釉，底心内凹，胎釉结合处泛火石红。壶体如梨形，执柄和流均缺失，盖也缺失，壶体两面各绘一丛茶花，执柄下方残端有少许线纹，近腹壁有少许火焰纹。青花釉莹润见缩釉点，青花发色浓艳，浑染和勾线相结合，着墨重处呈黑褐斑点，显现出“锡光”，有放射状流散，见蓝黑色结晶，应为青料颗粒较粗所致，且结晶斑呈有规则自然分布的“串珠纹”。元代青花瓷植物纹常见于唐宋以来传统文化图案中，体现出元代青花瓷纹饰以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特点。
新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元代青花瓷器，纹饰均为进口钴料苏麻离青所绘，特征明显，制作精巧，据器型而构图，布局合理，着墨深浅恰当，画风疏朗，虽有残缺但仍给人以清秀飘逸而舒展的美感。这种纹样风格凝聚了伊斯兰文化以及蒙、汉文化艺术的精华，使其装饰在尽显磅礴之气的同时不失婉约灵动之艺术魅力。两件器物的图案绘制和纹饰效果都表现出元青花装饰艺术的独特韵味。同时，精致、典雅的装饰艺术风格为元青花的审美增添了别样风情，体现出开放、创新、多元、包容的文化思想理念。
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和梨形壶皆出土于元代宁昌路故址附近。元代宁昌路故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东北26公里的五十家子村孟克河西岸平地上，东距河床500米，西侧靠山梁，现存方城遗址一座，城垣夯筑，方圆1公里许，墙残高2米。在城内的中轴线上偏北耸立着八角密檐式砖砌佛塔（图3）一座，塔高36米。明代万历八年，成吉思汗十九世孙岱青杜棱为“林丹汗”万寿而重修，历时四年完工，修有二块塔铭，将其命名为“万寿白塔”。城内外曾有建筑群遗址留于地表，1974年，农田基本建设会战时，将城内建筑群遗址夷平，并出土了一批元代柱础、石狮子、飞马石雕、石螭首、龙凤纹三彩琉璃建筑构件及瓦当等，同时发现部分银器及一枚“至大元宝”金币，系孤品。建筑构件与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非常相似，说明在元代这里有豪华的建筑群。1988年，在调查城址时发现元末至正年加封孔子制诏碑刻，从而确定为内蒙古东部元代历史名城——宁昌路。宁昌路为元代中书省“腹里”29路之一，设昌王府，领宁昌县，并为元代成吉思汗的妹夫孛图的封地，史称“洪郭图王城”。此城始建于辽代，被《中国历史地图集》标为辽代“降圣州”故址，因辽代第二位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降生于此，故取“降生圣人”之意。城内“万寿白塔”虽久经风雨，尚存雄伟风姿。
两件馆藏元代青花瓷与内蒙古集宁路故城出土的元代青花瓷从器型、胎釉、用料、画工上基本相同，应当为宁昌路蒙古贵族的高档生活用具，或茶具或酒具，也是元王朝对漠北草原的施恩。结合其工艺特点及历史背景分析，两件瓷器应属元代至正年生产的青花高级瓷器。这为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互鉴的文化思想理念。
（作者杨妹，单位：赤峰博物馆;作者杨晓明，单位：新州博物馆）
关键词：元代;青花瓷;宁昌路;民族内涵;艺术审美
元代青花瓷创烧于多民族融合的元代，它创新性地融入多元文化和宗教艺术，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它的器型种类多样，纹饰描绘丰富，反映出当时烧造技艺的精湛，以及元代手工艺者的智慧。
公元1271年元朝建立，结束了多个国家长期并立的局面，亚欧大陆的商贸交易翻开了新的篇章，疆域横跨亚欧大陆，版图空前广阔。随着东西方交流要道的打通，手工业生产技术与手工业产品得到充分的交流和发展。元朝对外十分重视海外贸易，对内积极促进民族文化的融合。当时，中外商贸在元代疆域往来频繁，一种叫做苏麻离青的青料从古波斯（伊朗、伊拉克）引入景德镇，这种青料是烧制元青花的必备品，为青花瓷器的生产提供了原料保障，由此，元青花这种新颖瓷器应运而生。苏麻离青属天然矿物，成分比例是高鐵低锰，含硫和砷，无铜和镍。采用苏麻离青料绘画，可在洁白的瓷胎映衬下，呈现出别具一格的气势氛围，整体釉面浓重艳丽，幽邃的靛青色调，浓艳之中透出淡雅，让画面和谐一致。进口钴料色泽浓重，在积聚处明显出现蓝黑色斑点，伴随部分釉面的凸凹，透入胎骨的痕迹，闪烁如铅的锡光，进口钴料呈现特有的成色效果。元青花的胎体创新传统制瓷技术，胎土二元配方的使用提高了烧成温度，纹饰以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为主，同时借鉴了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纹饰绘画风格，将中国水墨画的技巧融汇于瓷绘技艺中，青花的蓝色是伊斯兰教派喜爱的清净蓝，繁而不杂的装饰方式吸纳了伊斯兰艺术的精髓。元代青花瓷构图丰满，层次多而不乱，与器物的外形相适应，线条苍劲有力，当时南北各地工匠在技艺交流中继承民族传统，融合各地陶瓷艺术特长，将青花绘画艺术推向顶峰，从而创造出元代青花瓷。因此，元代青花瓷成为多元文化兼容并蓄、交流互鉴的产物。
元代青花瓷的造型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原因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不同生活习惯使用者的需要。元代青花瓷的纹饰与器型除了受汉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外，也受到蒙古族文化的影响。当时的蒙古贵族日常用具以金银器居多，青花瓷的使用也很普遍，以彰显身份。蒙古人是马背上的民族，经常在马上活动，携带的器具须是坚固性与便携性兼而有之，因此，当时的青花瓷有一部分是菱形的，不易滑落;还有一部分有双耳，这样可以用绳子穿过，便于携带。高足杯是这一时期的典型器型。元人喜好饮酒，元代青花瓷中有许多器型是酒器，高足杯便是一件酒器，它也被称为马上杯，上为碗形，下有高柄。它适用于元人善骑喜饮的习俗，最初是为在马上饮酒而制，其柄较高，在马上饮酒比较方便，后来也被用作摆放水果。高足杯最早出现于唐代，流行于元明时期，这种器型应是源于唐代的金银器，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器物。
新州博物馆馆藏的一件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图1），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五十家子村“万寿白塔”南0.5公里的建筑工地上，2012年3月由新州博物馆征集。杯残高8.5、底径3.9厘米。弧腹，下呈现四节竹节形喇叭状空心高圈足，足底微外撇，细白胎，施青白釉，釉质莹润，足底无釉，足内壁近底有部分积釉，胎釉结合处泛火石红，无釉处呈淡黄色。杯内底心绘折枝菊花叶，内壁模印云龙纹，因缺失只剩一段，外壁绘三爪龙纹及云纹，三爪如钩，因缺失只留有三个三爪足及龙身一段，龙身鳞片呈网格状，头尾缺失，展现元代行龙凶猛勇健之相，笔法精妙，笔道纤细自然。整体构图饱满、四面可观，笔触流畅灵动。元青花装饰题材大多选自中华传统文化中脍炙人口的部分，题材中最突出的一方面是戏曲故事与人物，另一方面是文学作品与书画艺术。龙是中华文化的象征，象征辟邪纳福，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中国商周青铜器普遍应用夔龙纹，中国传统五爪龙唯有帝王可用，而云龙纹是元青花常见纹饰之一。高足之四个竹节突棱均绘青花线纹，青花发色温润鲜艳，较纯正，着色重处有锡光，呈蓝褐斑点，绘画线条边缘有晕散。
新州博物馆馆藏元青花梨形壶（图2）出土于元代宁昌路故址东北8公里许的青山村，是村民2010年耕种时发现的，由新州博物馆征集。壶高9.5、最大腹径9、口径3.6、底径4.2厘米。垂腹，细白胎，平底无釉，底心内凹，胎釉结合处泛火石红。壶体如梨形，执柄和流均缺失，盖也缺失，壶体两面各绘一丛茶花，执柄下方残端有少许线纹，近腹壁有少许火焰纹。青花釉莹润见缩釉点，青花发色浓艳，浑染和勾线相结合，着墨重处呈黑褐斑点，显现出“锡光”，有放射状流散，见蓝黑色结晶，应为青料颗粒较粗所致，且结晶斑呈有规则自然分布的“串珠纹”。元代青花瓷植物纹常见于唐宋以来传统文化图案中，体现出元代青花瓷纹饰以中华传统文化题材为主的特点。
新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两件元代青花瓷器，纹饰均为进口钴料苏麻离青所绘，特征明显，制作精巧，据器型而构图，布局合理，着墨深浅恰当，画风疏朗，虽有残缺但仍给人以清秀飘逸而舒展的美感。这种纹样风格凝聚了伊斯兰文化以及蒙、汉文化艺术的精华，使其装饰在尽显磅礴之气的同时不失婉约灵动之艺术魅力。两件器物的图案绘制和纹饰效果都表现出元青花装饰艺术的独特韵味。同时，精致、典雅的装饰艺术风格为元青花的审美增添了别样风情，体现出开放、创新、多元、包容的文化思想理念。
元青花龙纹高足杯和梨形壶皆出土于元代宁昌路故址附近。元代宁昌路故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新惠镇东北26公里的五十家子村孟克河西岸平地上，东距河床500米，西侧靠山梁，现存方城遗址一座，城垣夯筑，方圆1公里许，墙残高2米。在城内的中轴线上偏北耸立着八角密檐式砖砌佛塔（图3）一座，塔高36米。明代万历八年，成吉思汗十九世孙岱青杜棱为“林丹汗”万寿而重修，历时四年完工，修有二块塔铭，将其命名为“万寿白塔”。城内外曾有建筑群遗址留于地表，1974年，农田基本建设会战时，将城内建筑群遗址夷平，并出土了一批元代柱础、石狮子、飞马石雕、石螭首、龙凤纹三彩琉璃建筑构件及瓦当等，同时发现部分银器及一枚“至大元宝”金币，系孤品。建筑构件与正蓝旗元上都遗址出土的同类遗物非常相似，说明在元代这里有豪华的建筑群。1988年，在调查城址时发现元末至正年加封孔子制诏碑刻，从而确定为内蒙古东部元代历史名城——宁昌路。宁昌路为元代中书省“腹里”29路之一，设昌王府，领宁昌县，并为元代成吉思汗的妹夫孛图的封地，史称“洪郭图王城”。此城始建于辽代，被《中国历史地图集》标为辽代“降圣州”故址，因辽代第二位皇帝辽太宗耶律德光降生于此，故取“降生圣人”之意。城内“万寿白塔”虽久经风雨，尚存雄伟风姿。
两件馆藏元代青花瓷与内蒙古集宁路故城出土的元代青花瓷从器型、胎釉、用料、画工上基本相同，应当为宁昌路蒙古贵族的高档生活用具，或茶具或酒具，也是元王朝对漠北草原的施恩。结合其工艺特点及历史背景分析，两件瓷器应属元代至正年生产的青花高级瓷器。这为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体现出多民族文化融合互鉴的文化思想理念。
（作者杨妹，单位：赤峰博物馆;作者杨晓明，单位：新州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