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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福建首富、新华都集团董事长陈发树诉云南红塔集团（下称“云南红塔”）就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云南白药”，000538.SZ)股权纠纷案在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该案涉资金额高达22亿元，被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最大的股权纠纷案”。
庭审中，双方的辩论围绕“国资转让”的两个重要问题上：一是使该转让合同停止履行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下称“中烟草”）是否具有最终的股权转让审批权；二是中烟草的拒绝理由——“国有资产流失”究竟如何界定？
对于“谁才是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问题，财政部首次成为双方履约焦点而争论于公堂之上。同时，在庭审期间，陈发树的代理律师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的李庆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认为，中烟草不具备审批资格,并向法庭申请中烟草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共同参加本案的诉讼，以说明为什么不批准此次股权转让，其不批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上级主管部门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终止了股权转让审批，没必要继续上报财政部。有专家批评说，“国有资产流失”不能以股票涨跌来衡量，要根据法律程序来判断，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成了国企毁约的借口。
财政部成为双方履约焦点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在现场提出，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转让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财政部，而不是中烟草。历经800多天的拉锯战，财政部第一次成为云南白药股权案的焦点。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指出，在给陈发树的通知答复中，云南红塔亦用“上级主管单位”（中烟草）偷换了《股份转让协议》第26条中的“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概念，造成审批程序正当的假象。而事实上，中烟草未将审批文件呈递财政部的做法是“越俎代庖”。
对此，记者从法律专家处了解到，关于国资的监管机构问题，国资委、证监会第19号令第29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国有股东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批复文件和全部转让款支付凭证是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上市公司股份过户手续和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上市公司章程变更的必备文件。”
对中烟草下属企业的产权转让，财政部在2004年6月14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烟草行业国有资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更加具体的规定：中国烟草总公司所属烟草单位向非烟草单位的产权转让，业主评估价值在1亿元以上、多种经营在2亿元以上的，由各单位逐级上报到中国烟草总公司，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报财政部审批。
按照上述规定，本案股权交易标的金额超过22亿元，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转让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是财政部，而不是中烟草。上述法律专家表示，如果这一事实得到法院确认，那么该合同仍处在履约状态，中烟草应该继续向财政部做出呈报。
对此，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红塔集团应该及时办理所有与本次目标股份转让有关的报批、信息披露等法律手续。在合同签署后，很短的时间内红塔集团履行了向上级机关——云南烟草总公司的报批，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需要逐级上报，这说明红塔集团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
“国有资产流失”之辩
此次庭审的另一大焦点就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如何界定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中烟草做出的批示是否合理合法。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目前没有政策法规非常清晰地定义“国有资产流失”，而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以审批人的主观判断为主。结合云南白药股价来看，中烟草在800天以后才“突然发现”国有资产流失，外界也纷纷猜测是否也与股价大涨有关？
“按照中烟草关于国资流失的逻辑，如果价格涨了，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价格跌了就是合法转让，时间拖得越久越有利，国企在整个过程绝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学看来，“国有资产流失”不应该成为国企单方毁约的借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席月民认为，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不能以股票涨跌来论，而应该在股权转让的时间点，通过相关的决策机构、内部决策程序做出一个是否需要转让的决定，然后再去判断执行决定过程、完成交易过程中是否有问题，是否符合程序，以此来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认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企业，绝不可能只卖涨不卖跌，何况还有合同约束和法律规定在。被告的上级主管单位即股东是在典型地利用其所控股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逃避合同义务，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由此提请法庭督促被告方云南红塔继续履约。
对此，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合同中双方约定需要报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并不表示上级主管机关就一定会批准，更何况这一次是上级主管机关中烟草的批复称是国有资产流失，而不予批准此次股权转让的行为。所以，原告需要承担上级主管机关不予批准的投资风险。
股权转让期间的股份孳息之辩
在本案的《民事起诉状》中，陈发树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判令其全面继续履行；确认被告为恰当履行合同立即采取完善申报材料、催请审批等补救措施；确认被告因违约给原告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损失，判令被告将因拖延本案争议股份过户所获股息1184.65万元及其利息和转增股份1974.42万股赔偿给原告，并且赔偿截至争议股份过户时原告继续遭受的对争议股份继续发生的利润分配、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权益损失，以及争议股份过户时可能发生的贬值价差损失。
对此，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陈发树支付的所列款项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该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股权过户之日前，利润分配或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则该目标股份数对应的权益归云南红塔。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如本协议得不到相关有权的批准，云南红塔将陈发树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不计利息。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表示，并不否认合同中这一约定的有效性。但是，这些已经产生的孳息和未来过户前还可能产生的孳息，是在被告方故意违约的情况下和期间内发生的，如果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判归被告，让守约方受损、违约方得利，则将显失公平。
22亿元买来800天的空欢喜
2009年9月10日，云南红塔与陈发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前者将持有的云南白药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陈发树。由陈发树在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货币方式全部支付给云南红塔。
随后，陈发树按照约定向云南红塔一次性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逾22亿元。
2011年4月27日，在多次口头催促股权过户无效的情况下，陈发树向云南红塔出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催促函》，要求云南红塔自接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转让协议项下股份，办理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
2011年5月10日，云南红塔出具《回函》称：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必须获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后方能实施，我公司积极向上级主管机构进行了相关报批工作，现并未收到任何书面批复意见。
2011年12月8日，陈发树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正式起诉云南红塔。
2012年1月17日，中烟草称：“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2012年3月，控辩双方首次交换证据。
2012年4月16日，陈发树授权其代理律师正式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行政复议。针对这一申请，国家烟草专卖局以陈发树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为由拒绝。
5月7日，陈发树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随后又收到法院行政裁定书称：“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受理！”
如今，陈发树不得不重新与云南红塔站在云南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
庭审中，双方的辩论围绕“国资转让”的两个重要问题上：一是使该转让合同停止履行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下称“中烟草”）是否具有最终的股权转让审批权；二是中烟草的拒绝理由——“国有资产流失”究竟如何界定？
对于“谁才是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问题，财政部首次成为双方履约焦点而争论于公堂之上。同时，在庭审期间，陈发树的代理律师北京尚公律师事务所的李庆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卫国认为，中烟草不具备审批资格,并向法庭申请中烟草为本案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共同参加本案的诉讼，以说明为什么不批准此次股权转让，其不批准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上级主管部门以“国有资产流失”为由终止了股权转让审批，没必要继续上报财政部。有专家批评说，“国有资产流失”不能以股票涨跌来衡量，要根据法律程序来判断，现在“国有资产流失”成了国企毁约的借口。
财政部成为双方履约焦点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在现场提出，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转让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是财政部，而不是中烟草。历经800多天的拉锯战，财政部第一次成为云南白药股权案的焦点。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指出，在给陈发树的通知答复中，云南红塔亦用“上级主管单位”（中烟草）偷换了《股份转让协议》第26条中的“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概念，造成审批程序正当的假象。而事实上，中烟草未将审批文件呈递财政部的做法是“越俎代庖”。
对此，记者从法律专家处了解到，关于国资的监管机构问题，国资委、证监会第19号令第29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关于国有股东转让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批复文件和全部转让款支付凭证是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上市公司股份过户手续和工商管理部门办理上市公司章程变更的必备文件。”
对中烟草下属企业的产权转让，财政部在2004年6月14日发布的《财政部关于烟草行业国有资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更加具体的规定：中国烟草总公司所属烟草单位向非烟草单位的产权转让，业主评估价值在1亿元以上、多种经营在2亿元以上的，由各单位逐级上报到中国烟草总公司，由中国烟草总公司报财政部审批。
按照上述规定，本案股权交易标的金额超过22亿元，有权审批本案所涉及股权转让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确是财政部，而不是中烟草。上述法律专家表示，如果这一事实得到法院确认，那么该合同仍处在履约状态，中烟草应该继续向财政部做出呈报。
对此，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根据合同约定红塔集团应该及时办理所有与本次目标股份转让有关的报批、信息披露等法律手续。在合同签署后，很短的时间内红塔集团履行了向上级机关——云南烟草总公司的报批，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国有资产转让需要逐级上报，这说明红塔集团积极履行了合同义务。
“国有资产流失”之辩
此次庭审的另一大焦点就是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如何界定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中烟草做出的批示是否合理合法。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目前没有政策法规非常清晰地定义“国有资产流失”，而在实际操作中，也是以审批人的主观判断为主。结合云南白药股价来看，中烟草在800天以后才“突然发现”国有资产流失，外界也纷纷猜测是否也与股价大涨有关？
“按照中烟草关于国资流失的逻辑，如果价格涨了，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如果价格跌了就是合法转让，时间拖得越久越有利，国企在整个过程绝对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学看来，“国有资产流失”不应该成为国企单方毁约的借口。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席月民认为，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不能以股票涨跌来论，而应该在股权转让的时间点，通过相关的决策机构、内部决策程序做出一个是否需要转让的决定，然后再去判断执行决定过程、完成交易过程中是否有问题，是否符合程序，以此来判断国有资产是否流失。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认为，一个诚实守信的企业，绝不可能只卖涨不卖跌，何况还有合同约束和法律规定在。被告的上级主管单位即股东是在典型地利用其所控股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逃避合同义务，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由此提请法庭督促被告方云南红塔继续履约。
对此，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合同中双方约定需要报上级主管机关批准，并不表示上级主管机关就一定会批准，更何况这一次是上级主管机关中烟草的批复称是国有资产流失，而不予批准此次股权转让的行为。所以，原告需要承担上级主管机关不予批准的投资风险。
股权转让期间的股份孳息之辩
在本案的《民事起诉状》中，陈发树提出了三项诉讼请求：确认被告与原告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合法有效，判令其全面继续履行；确认被告为恰当履行合同立即采取完善申报材料、催请审批等补救措施；确认被告因违约给原告已经造成和可能造成的损失，判令被告将因拖延本案争议股份过户所获股息1184.65万元及其利息和转增股份1974.42万股赔偿给原告，并且赔偿截至争议股份过户时原告继续遭受的对争议股份继续发生的利润分配、派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权益损失，以及争议股份过户时可能发生的贬值价差损失。
对此，云南红塔的代理律师认为，根据合同第七条约定，陈发树支付的所列款项作为本协议的履约保证金，该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合同第二十四条约定，股权过户之日前，利润分配或送红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则该目标股份数对应的权益归云南红塔。合同第二十五条第三款约定，如本协议得不到相关有权的批准，云南红塔将陈发树支付的全部款项退还，不计利息。
陈发树的代理律师表示，并不否认合同中这一约定的有效性。但是，这些已经产生的孳息和未来过户前还可能产生的孳息，是在被告方故意违约的情况下和期间内发生的，如果继续按照合同约定判归被告，让守约方受损、违约方得利，则将显失公平。
22亿元买来800天的空欢喜
2009年9月10日，云南红塔与陈发树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前者将持有的云南白药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股份转让给陈发树。由陈发树在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以货币方式全部支付给云南红塔。
随后，陈发树按照约定向云南红塔一次性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逾22亿元。
2011年4月27日，在多次口头催促股权过户无效的情况下，陈发树向云南红塔出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催促函》，要求云南红塔自接函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转让协议项下股份，办理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
2011年5月10日，云南红塔出具《回函》称：本次股份转让事宜必须获得有权国资监管机构的批准后方能实施，我公司积极向上级主管机构进行了相关报批工作，现并未收到任何书面批复意见。
2011年12月8日，陈发树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正式起诉云南红塔。
2012年1月17日，中烟草称：“为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不同意本次股份转让。”
2012年3月，控辩双方首次交换证据。
2012年4月16日，陈发树授权其代理律师正式向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行政复议。针对这一申请，国家烟草专卖局以陈发树的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复议范围”为由拒绝。
5月7日，陈发树向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随后又收到法院行政裁定书称：“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不予受理！”
如今，陈发树不得不重新与云南红塔站在云南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