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假期，我正在厨房准备晚饭，电话响了，浓厚的山东乡音传进我的耳朵：“弟妹，我在首都机场，我回国了，你们都好吧？”他是老公的远房堂哥。堂哥跟老公是同学，家里都很穷，学习都不错。不同的是，公婆咬牙供老公读书，而堂哥却在高中退学了。
　　两年前，堂哥花了3.7万元中介费，去了新加坡打工，月薪只有5000元人民币。
　　堂哥第一个月的薪水就被同屋的人偷了，晚上睡觉时他把钱放在枕头底下，早晨醒了钱就没了。堂哥报警，警察来了走个过场，说没法破案；堂哥给大使馆打电话，大使馆除了建议他继续报警，也没给出什么好办法。这时候，堂哥想到了我们，在电话里提出让我老公“通过外交部让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督促警方破案”。我能做的就是在网上找出新加坡大使馆的电话告诉他，同时建议他发了薪水就尽快汇回国内。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联系。堂哥一定是把我家的号码写在纸上好好保存着（他在新加坡没有手机），否则不会把回国后的第一个电话打到我家。这时已经很晚了，孩子们等着吃饭，而我做的晚餐量少，也不适合待客。我伺候孩子们吃完饭后，赶紧准备了4个菜，蒸了两个馒头。
　　堂哥进门后，很不好意思。老家风俗，除非至亲，到别人家吃住是件很麻烦人的事。堂哥拿出两盒巧克力，当场就要撕开给孩子们吃，我们坚辞不受。推推搡搡间，堂哥几乎要恼了。没办法，我们只能暂且收着。
　　吃饭时，堂哥看到有馒头，非常高兴。他说，两年了，顿顿吃米饭，最馋馒头了。两个馒头吃光了，菜他却不吃。他说，筷子没碰过的菜，还能留着我们明天吃，碰过了就没法保存了。
　　堂哥说，他打工的餐馆提供工作餐，但是饭菜他吃不惯。有的工友凑钱搭伙做饭，他可舍不得，“出去打工就是赚钱的，赚钱就得吃苦”。在新加坡的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要在中餐馆后厨洗碗14小时。
　　闲聊间，堂哥打听北京的薪资水平。我说我们小区的保安，包住宿，月薪只有一千几百元。前不久，老家的一个姐夫也来北京打工，被中介骗了400元，一个多月换了3份工作，最后一分钱也没拿到。堂哥听了，很有满足感：“看样子还得去新加坡打工，我打算再回去干两年。”
　　饭后，老公带堂哥去看天安门夜景。因为去得太晚，景观灯都关了，但是堂哥却很兴奋：“北京比新加坡还漂亮！”
　　堂哥怎么也不肯在北京玩一天，我們也理解他思乡心切，第二天一大早就送他去汽车站。堂哥见我们诚心不要巧克力，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们不留一盒我过意不去，这样吧，我拿一盒，你们留一盒。”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就留了一盒。
　　堂哥有两个孩子，他儿子跟我家孩子们一样大，不到4岁；女儿是堂嫂带来的，已经上小学了。因为穷，堂哥一直打光棍，直到三十几岁，眼看这辈子娶妻无望的时候，村人给他介绍了堂嫂。堂嫂是因为家暴跟前夫离婚的，在大城市生活过的她很是精明能干，生下儿子没多久就非要堂哥出国打工，东挪西借拼凑了中介费才得以成行。
　　据老家的人说，堂哥带回三大皮箱的东西，着实风光：随身带着新加坡的硬币，谁要就给一个；雇请厨师，正式摆了酒席，答谢这两年帮衬干农活的亲戚四邻；此外，还买了各色礼物孝敬族中长辈。乡邻都猜测堂哥赚了大钱，因为堂哥放风说要把继女送城里念书，还要在城里买楼房。
　　也许只有我们和堂哥的至亲才知道，他的三只大皮箱里装的是什么。一只皮箱里装的是从国内带出去的日常换洗衣物，另外两只皮箱是捡来的，里面的东西也是捡来的：一只装着一台微波炉，用堂哥的话说，是“全新的，电脑控制的，花一千块也买不到”；另一个装的是儿童玩具。他强塞给我们的那盒巧克力，是他唯一从国外花钱买的、原打算送给自己孩子的礼物。
　　编辑 尼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