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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印共(马)是印度迄今在地方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政党。其长期执掌地方政权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为共产党的合法议会道路提供了制度保证，国内长期存在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为共产党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选举和执政中的联盟策略为保持执政地位提供了组织保障，执政政策与绩效切合国情民意并惠及民众，党建工作扎实而有效。
[关键词]印共(马)；议会道路；联盟策略；执政政策与绩效；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5—0052—07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是印度迄今在地方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政党，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三十多年。其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论题。本文试从国家政治制度、共产党活动的有利条件、联盟策略、执政政策与绩效、党的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阐述其基本动因。
一、议会民主制40联邦制：适于议会道路的国家政治制度
印度独立后，较为迅速地实现了国家整合。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政治制度化起点高、程度深，亨廷顿就认为，“就政治制度化而言，印度却远非落后的国家。印度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仅确实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高，就是和某些现代欧洲国家相比也不逊色。印度高度发达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和分工明确的制度来履行政治的输入和输出职能。”1950年1月26日正式生效的宪法开启了印度的宪政民主之路。该宪法以英国统治时制定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为基础架构，吸收了其他国家宪法的一些思想。如从英国政治体制吸收了内阁制的特点，从美国、爱尔兰、加拿大宪法中分别吸收了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指导原则和联邦制的一些思想。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采取内阁制的政府体制。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大选，由在人民院中获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这为各政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作出了基本制度安排。
印度实行联邦制。由25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组成。地方各邦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联邦中央基本一致。各邦行政机构由邦长、以邦首席部长为首的邦部长会议、邦内阁等组成。邦长并无实权。只能任命立法院中多数党议会党团领袖为首席部长，并且只能根据邦首席部长的建议任命其他部长。首席部长为邦政府首脑，任期5年。在邦以下还设有县、发展区和村等行政单位。关于联邦和各邦权限问题，印度宪法第七附表列有“联邦职权表”、“各邦职权表”、“共同职权表”三个分表，各表分别规定了联邦、各邦和双方共同的立法权限。“联邦职权表”规定国会单独享有97个方面的立法权，“各邦职权表”规定各邦享有公共秩序、警察、地方自治、邦内贸易和商业、卫生、教育、水利灌溉、农林渔业、各邦管理的工矿企业、土地立法及土地税等66个方面的立法职权。“共同职权表”规定双方共同具有47个方面的立法职权。从联邦与各邦的职权划分情况看，联邦政府高度集权，各邦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财政上，联邦政府与邦政府相互独立，开支分别核算，宪法对联邦和邦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收的项目和分配作了详细规定。可以说，印度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央集权制特征的联邦制或中央权力占支配地位的联邦制”。从独立后的印度史看，联邦中央与地方各邦关系虽时有紧张，中央通过财政分配等手段对地方严加操控，但地方各邦在国家宪法框架内通过斗争能争取到一定自治权，保持邦政权运作。可以说，印度这种很不成熟的、具有东方集权色彩的联邦制为政党在地方执政提供了一定制度空间。
印共(马)基于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知，逐步改变传统斗争策略，由武装斗争走上合法议会道路。关于议会合法斗争方式，马克思在晚年非常重视普选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意义，强调过议会道路的可行性；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也指出：“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并认为有效地利用普选权等议会民主形式，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印共(马)从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以后，不断总结斗争经验，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调整斗争策略。1964年10月至11月间，印共(马)在“七大”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新的纲领、路线，认为当时印度的国家性质是大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印度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要通过“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和政府，来替代资产——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政府；实现革命目的的方式和手段是把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力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一纲领路线，印共(马)在实际工作中确定了如下战略方针：利用议会发动群众，进行争取和平、维护民主和人民权益的斗争；在议会外，开展群众运动，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争取在全国建立各种形式的“过渡性的”邦一级的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彻底改变“国内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最后在中央建立政权”。西孟加拉等几个邦的左翼阵线政权正是印共(马)根据新纲领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建立的。这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印度基本国情相结合而作出的策略选择。
二、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共产主义政党活动的有利条件
独立以来，印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国内一直存在着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不时酿成严重危机。
国内贫富分化严重，贫困问题异常突出。诸如塔塔财团等大资本集团坐拥上千亿资产，印度首富全球排名也仅次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全国有大量人口一直相当贫困。从独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据印度国家抽样调查以及一些专家的估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全国人口比重中一直保持在39％—50％。人均收入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四五”计划的五个年度中就有两个年度是负增长，其中1972—1973年度负增长为3.6％。印共(马)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地区的贫困问题更为突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邦“无论从相对数字或是从绝对数字来说都越来越穷。与其他邦相比在人均收入上的排名非常落后。从1968年到1969年，其人口平均收入从330卢比(约合18.33英镑)下降到326卢比(约18.11英镑)，并仍在持续下降。全邦4，80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一片经济衰落的景象”。八十年代上半期，印度工人罢工呈增长趋势，处在饥饿线上的工人要求制止物价飞涨、提高工资，罢工规模急剧扩大，1980年工人罢工损耗工作日2100万个，1981年增加到2550万个，1982年更增加到8000万个。印度国内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其失业队伍之大、增长之快，世所罕见。“从1956年到1974年，失业人 数从530万上升到1500万以上，进行登记的失业人数从1951年的33.5万人急剧上升至1975年的931.5万人，24年内增长了28倍。”从1979年底到1983年底，失业人数每年以11％的速度递增。到1983年底达2174万人。1986年在职业介绍所登记谋业的人数为3013万人，较1951年增加90倍之多。
种姓问题和教派冲突是印度世俗化进程中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印度种姓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占人口总数约八分之一的贱民。种姓问题一直是印度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1950年宪法虽宣称废除种姓制度，但种姓歧视仍然普遍存在，贱民仍处于最受欺压的社会最底层。贱民90％以上居住在农村，95％的农村贱民没有土地，他们大多数是地主的佃农、雇农和债务奴隶。贱民在政治上连起码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遭受种种歧视、凌辱、迫害、残杀。据印度报刊统计，迫害贱民的案件逐年增加，1973年为6186起，1974年增加到8860起，1977年达10871起，1978年和1979年均超过了15000起；1977—1981年竟达65511起，这5年是前20年总和的2.5倍。教派冲突是印度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独立之初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教派冲突就存在，并时而激化。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冲突更是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发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教徒冲突26起，1961年增加到92起。1966年为132起，而1980年达到421起。1977年在宗教冲突中死亡36人，伤1122人(主要是穆斯林)；197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110人和1853人；1979年是258人和2296人；1980年是372人和2691人。这些冲突一般发生在穆斯林人数占20％到40％的城镇地区。80年代上半期。最严重的一次是1984年8—9月北方邦莫拉达巴德市爆发的教派骚乱，死亡人数官方说有400人。
腐败问题也异常严重。官员腐败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已屡见不鲜，以受贿最为突出。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腐败的问题更加严重，国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都有不少人肆意妄为，官场上贪污盛行，受贿成风。政治腐败还典型表现为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20世纪70年代，大罢工和不断发生的群众与军警的流血冲突充分反映出民众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愤怒和抗议。
印共(马)作为印度中下层平民大众的政治代言人，倡导公平正义理念，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国内贫富分化、就业压力、种姓歧视、教派冲突、政治腐败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客观上为印共(马)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联盟策略：赢得竞选和持续执政的组织保证
印共(马)成立后，鉴于以往斗争经验并根据政治力量的强弱情况，制定了新的纲领、路线，强调建立统一战线、运用联盟策略的重要性。1964年印共(马)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认为，只有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力量的“人民民主阵线”才能完成当前的奋斗目标。此后，根据这一纲领，印共(马)开始通过和平方式并运用联盟策略进行议会斗争，积极参与议会竞选。1967年，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邦议会选举中，印共(马)同其他左翼政党组成联合阵线进行竞选。一举赢得了首次胜利，分别组成了联合阵线政府。原印共(马)总书记哈·辛·苏吉特在70年代谈到实行联盟策略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左翼政党的联合大大推动了1973—1974年间工人阶级的一系列联合行动，从而掀起了历史性的铁路工人总罢工和支持这次罢工的为时一天的全印总罢工。”1978年4月、1982年1月、1985年12月、1988年12月印共(马)先后召开了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都继续肯定1964年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屡次强调只有通过左翼民主阵线才能组织平民大众为推进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扫除障碍。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印共(马)在坚持“七大”所确立的联盟策略基础上又作出了新的调整，将建构政治联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联合除国大党外的左翼民主力量和世俗主义力量，主张联合起来同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坚决斗争。力争成为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外的“第三种替代性力量”，进一步增强党的国内影响力。从60年代建党初期力主组建的“人民民主阵线”到70年代末推行的左翼民主阵线策略，再到90年代主张联合成为“第三种替代性力量”的战略，都反映出印共(马)联盟政策原则的持续性以及统战策略的灵活性。这是印共(马)力量不断壮大、国内影响日益增强的原因之一。
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通过联盟策略不但可以争取选票、增强群众支持基础，其重大意义还在于当左翼阵线中主要政党的选票不及主要反对党时，仍可通过竞选联盟赢得选举的胜利。西孟加拉邦的议会选举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自1977年以来印共(马)是该邦的主要执政党，国大党是主要反对党，历次邦议会选举，如果仅就单个政党而言，围大党所得票数有时会多于印共(马)的选票数。印共(马)之所以能屡次保持执政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其联盟竞选策略。
西孟加拉邦长期联合执政的左翼阵线包括印共(马)、社会革命党、全印前进同盟各党，其中印共(马)居于主导地位，政党影响和群众基础也最强。1977年左翼阵线通过联盟策略胜选并组成左翼阵线政府执政后，南于领导执政的印共(马)始终坚持正确的联盟纲领，发扬党际民主，毫无大党主义作风，能正确处理联盟内部各党关系，确保了执政联盟长期团结稳定，为持续执政提供了组织保证。
四、执政政策与绩效：切合国情民意、惠及平民大众
印共(马)推行的执政政策与取得的绩效是其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最重要原因。印共(马)领衔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后，落实并深化了宪法框架内的土地改革、重组了传统的“潘查雅特”制度实行基层民主自治、推行灵活的工业政策、实施倾向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
土地改革法案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制定并通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长期难以落实。在土改的第一个阶段铲除柴明达尔土地所有权后，“印度的土改步伐就放慢了”，“印度的土地问题是在邦立法机关权限范围内。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除了北方邦之外，没有哪个邦颁布过有效的土地改革立法。在已颁布的那些法律当中常常又充满了大量漏洞，致使农民很难确保自己的权利，而地主却能轻易地逃避其义务。”执政后，印共(马)实施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执掌西孟加拉邦政权后，超过半数的农户从土改中直接受益。1978年，领导开展了“租佃运动”，到1984年12月，在共约200万户佃农中，约130万户进行了登记。共有 140万户佃农在运动中进行了登记，约110万英亩土地被依法置于佃农控制之下。到1987年12月底，根据宪法规定查出的超过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土地共125.6万英亩，这些土地被分配给127.7万无地、少地农民，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民占56.8％。印共(马)还将非农业用地进行了分配，约有50万农工、技工及养鱼户分得了宅基地。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土改使当地长期停滞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促进了农村温饱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改变了被压迫种姓的社会经济地位。土改更促进了该邦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1977年以来，该邦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在印度17个人口最多的邦中增速最快，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稻米生产地。
新型“潘查雅特”制度的实施使农村民众获得了充分自治权。印共(马)执政后，在国内率先重组了农村传统的“潘查雅特”机构，将其重新组织成为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三级自治体制，从1978年6月开始每隔五年定期举行一次三级自治机构的民主选举。经多年探索，该邦自治机构选举制度不断健全，程序规范，它在推行中还与土改的深化形成了良性互动，保证了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农充分表达和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和权利。据统计，在基层自治机构的选举中，约有20％—28％的席位分配给落后地区，无地农民和贫农占地方自治机构的代表比例约为75％—90％。该制度的实施使农村基层政权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冲淡了印度基层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提高了穷人地位，使农民有了参与决策的机会，提高了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农村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长期支持印共(马)及左翼阵线，左翼政权基础得到加强。在印共(马)领导下，这种新型的三级地方自治体制由于制度运作平稳、持续时间最长而成为全国各邦效仿的样板。
灵活的工业政策推动了地方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是传统农业大邦，工业发展曾严重滞后，1978年，该邦企业亏损额累计已达15亿卢比，超过40％的公有企业为病态企业，众多企业在有名无实地运营，完全依靠邦政府的财政维持。执政后，邦政府先后专门颁布了两个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1978年初颁布《西孟加拉邦的工业政策》文件，力求改变工业落后面貌。政策的推行调整并理顺了原来体制落后、效率严重低下的工业部门，基本满足了人们对工业品的生活需求，推动了本土技术的进步。从1976年到1991年，该邦小型企业数量从10万家增加到了34万多家。1994年9月底，邦政府又颁布新的工业政策，深化工业改革，明确采取了开放型的以市场驱动的工业发展战略，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工业体制。2005年，该邦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已达5000亿卢比：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邦政府特别将大力发展IT业作为首要的工业振兴计划，到2006年IT公司数量已达200多家。基础设施的改造、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邦内、尤其是首府加尔各答的市区景象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飞跃而过，大型购物中心随处可见。
倾向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促进了社会和谐。印共(马)推行的世俗主义政策保障了宗教少数派及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土改中，穆斯林农民分得的土地达100多万英亩，还通过少数民族发展金融公司推出多项优惠贷款项目帮助并扶持少数派团体自主创业，其中2002—2003年度的拨款额达508.3万卢比。嗍该邦还采取措施保障妇女权益，提高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有55万名妇女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契约，地方自治机构中有33％的代表席位保留给妇女，妇女代表的比例达到36％。邦政府还加大投入，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该邦教育经费预算占总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76—1977年度的约12％增加到2002—2003年度的25％，重点支持农村基础教育。1999年，该邦人口平均寿命为72岁，居全国前列，该邦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约为70％，位居全印各邦首位。这些政策及绩效。使左翼阵线赢得了普通民众多年的选票支持，印共(马)也因之以最能代表广大平民利益而著称。
五、党的建设：保持先进性的依托
印共(马)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始终坚守独立自主品格的共产主义政党，能够在地方长期执政并在全国政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其历来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有很大关系。
党的思想建设方法得当，作用突出。入党前对积极分子的思想觉悟要求很高，他们一般要在党的各支部后备小组中学习6个月至1年时间，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学习党的主要文件等，期满合格后才能被推荐为预备党员。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工作中被作为最基础性的事务来抓，通过教育抵制不良思想对党员的侵蚀。党支部每周大都进行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著也成为学习的重点。在重要历史时期，思想教育更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苏东剧变时，鉴于党员思想状况不稳定，印共(马)多次召开中央委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1990年5月通过了《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局势发展的某些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1991年8月通过《关于苏联局势发展的决议》，1991年10月通过《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草案》等，这统一了认识，稳定了思想，坚定了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该党总书记苏吉特曾就此指出：“党从苏东剧变一开始就对党员不断进行教育，所以，我们党没有一个党员因苏联解体这个原因而选择退党。”该党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党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独立思考的良好品格，认为不应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把它作为一种科学来看待。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印度化的发展，苏吉特在党的“十四大”发言中指出，印共(马)一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印度实际，所以我们不仅能顶住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宣传，而且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党的组织建设制度严密，成效显著。印共(马)对吸收党员十分挑剔，申请入党必须由两名党员介绍，经过半年至一年预备期，然后才被基层组织或区委员会接受；党员必须及时交纳党费，并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或区委会议，必须参加够规定的最低次数。严格的入党程序确保了党员的先进性。在地方开始执政后，印共(马)对党的组织工作更加重视，1978年12月专门召开了党的组织全会，对党的组织等各方面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争取群众支持，该党还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实行对党员的年度评估制。评估合格者方能延续党员资格，如不符合标准，就会被清除出党。这一制度加 强了上级党组织和中央对基层组织及党员的管理和领导，提高了党员整体素质。印共(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据党章规定，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时，一般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深入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该党一直坚决同危害党自身发展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强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以增强党的领导力。此外，该党党内组织纪律严格，任何违反党章、党的决议及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纪律处分。在印共(马)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从1964年到1989年，就有6000多名党员被除名，另外还有5000多名党员被开除。
党的作风清正廉洁，有口皆碑。首先，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紧密联系。该党认为，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风问题的实质之所在，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接受党的群众工作教育，合格的正式党员须有志于献身群众事业，努力为人民办实事。党章还规定，党员每周须有一定的时数用于党的工作或党的工农联盟组织。党的领导人须具有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进人选举机构的党员必须与选民保持紧密联系，党员在各级选举机构内部的工作必须与外部的群众运动紧密联系。西孟加拉邦是群众工作做得最好的邦之一，党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协、妇女阵线、学生阵线等)紧密团结在印共(马)及左翼阵线周围。该邦还成立了残疾人的群众性组织，分支遍布各县，成员达5万人。这些都保证了印共(马)在该邦长期持久的群众支持率。其次，印共(马)党员干部具有其他政党罕有的献身精神。党员干部大都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方式，衣着普遍较为朴素、陈旧。许多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校，自愿放弃了政府机关体面、优越的工作机会或私企、外企的高薪聘请，甘心从事党的专职工作。有的领导干部为党的事业操劳毕生，终身未婚。进入各级机构工作的党员要按规定上交一定的工资份额作为党的经费，例如党的国会议员每月需向党上交35000卢比(5卢比约合1元人民币)，留下的7000卢比归个人支配，所留生活费还不如一位刚考上公务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高。党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广泛支持。再次，该党在选举中的节俭和为政的清廉被广为称道。党的经费主要来自普通百姓和党员，同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的花费是无法相比的，该党规定不能接受来自大财团的捐赠，认为这将引致腐败，党员干部自己也不经商。在耗资巨大的选举活动中，只有厉行节约经费才能做到尽量与其他大党竞争。在地方执政中，党的清正廉洁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许多邦级执政党层层克扣中央每年下拨的扶贫款项和农村发展基金，最后很少能落到农民手中，而在印共(马)执政的邦这些款项都能被按时足额发放，尤其在西孟加拉邦落实得最快最好。
(本文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印共(马)地方长期执政探因”，项目编号：08XNH029)
责任编辑：李翠玲
[关键词]印共(马)；议会道路；联盟策略；执政政策与绩效；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09)05—0052—07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简称印共(马)]是印度迄今在地方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全国性政党，在西孟加拉邦连续执政三十多年。其长期保持执政地位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论题。本文试从国家政治制度、共产党活动的有利条件、联盟策略、执政政策与绩效、党的建设五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阐述其基本动因。
一、议会民主制40联邦制：适于议会道路的国家政治制度
印度独立后，较为迅速地实现了国家整合。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政治制度化起点高、程度深，亨廷顿就认为，“就政治制度化而言，印度却远非落后的国家。印度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不仅确实比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高，就是和某些现代欧洲国家相比也不逊色。印度高度发达的政治体制具有强大的和分工明确的制度来履行政治的输入和输出职能。”1950年1月26日正式生效的宪法开启了印度的宪政民主之路。该宪法以英国统治时制定的《1935年印度政府法》为基础架构，吸收了其他国家宪法的一些思想。如从英国政治体制吸收了内阁制的特点，从美国、爱尔兰、加拿大宪法中分别吸收了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指导原则和联邦制的一些思想。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以成人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制。采取内阁制的政府体制。每隔五年举行一次大选，由在人民院中获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政府，这为各政党通过议会选举上台执政作出了基本制度安排。
印度实行联邦制。由25个邦和7个中央直辖区组成。地方各邦的政权组织形式与联邦中央基本一致。各邦行政机构由邦长、以邦首席部长为首的邦部长会议、邦内阁等组成。邦长并无实权。只能任命立法院中多数党议会党团领袖为首席部长，并且只能根据邦首席部长的建议任命其他部长。首席部长为邦政府首脑，任期5年。在邦以下还设有县、发展区和村等行政单位。关于联邦和各邦权限问题，印度宪法第七附表列有“联邦职权表”、“各邦职权表”、“共同职权表”三个分表，各表分别规定了联邦、各邦和双方共同的立法权限。“联邦职权表”规定国会单独享有97个方面的立法权，“各邦职权表”规定各邦享有公共秩序、警察、地方自治、邦内贸易和商业、卫生、教育、水利灌溉、农林渔业、各邦管理的工矿企业、土地立法及土地税等66个方面的立法职权。“共同职权表”规定双方共同具有47个方面的立法职权。从联邦与各邦的职权划分情况看，联邦政府高度集权，各邦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财政上，联邦政府与邦政府相互独立，开支分别核算，宪法对联邦和邦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收的项目和分配作了详细规定。可以说，印度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央集权制特征的联邦制或中央权力占支配地位的联邦制”。从独立后的印度史看，联邦中央与地方各邦关系虽时有紧张，中央通过财政分配等手段对地方严加操控，但地方各邦在国家宪法框架内通过斗争能争取到一定自治权，保持邦政权运作。可以说，印度这种很不成熟的、具有东方集权色彩的联邦制为政党在地方执政提供了一定制度空间。
印共(马)基于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知，逐步改变传统斗争策略，由武装斗争走上合法议会道路。关于议会合法斗争方式，马克思在晚年非常重视普选权对于人民的重要意义，强调过议会道路的可行性；恩格斯晚年在为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所作的“导言”中也指出：“争取普选权、争取民主，是战斗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之一”。并认为有效地利用普选权等议会民主形式，是无产阶级的一种新的斗争方式。印共(马)从印度共产党中分裂出来以后，不断总结斗争经验，根据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调整斗争策略。1964年10月至11月间，印共(马)在“七大”上根据国内外形势，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新的纲领、路线，认为当时印度的国家性质是大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地主阶级联合统治，印度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民主革命，要通过“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和政府，来替代资产——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政府；实现革命目的的方式和手段是把议会内斗争和议会外群众斗争相结合，力求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改造。根据这一纲领路线，印共(马)在实际工作中确定了如下战略方针：利用议会发动群众，进行争取和平、维护民主和人民权益的斗争；在议会外，开展群众运动，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争取在全国建立各种形式的“过渡性的”邦一级的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彻底改变“国内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对比，最后在中央建立政权”。西孟加拉等几个邦的左翼阵线政权正是印共(马)根据新纲领通过议会民主道路建立的。这是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印度基本国情相结合而作出的策略选择。
二、国内经济与社会问题：共产主义政党活动的有利条件
独立以来，印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国内一直存在着严峻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不时酿成严重危机。
国内贫富分化严重，贫困问题异常突出。诸如塔塔财团等大资本集团坐拥上千亿资产，印度首富全球排名也仅次于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全国有大量人口一直相当贫困。从独立后到20世纪90年代，据印度国家抽样调查以及一些专家的估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全国人口比重中一直保持在39％—50％。人均收入有时甚至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四五”计划的五个年度中就有两个年度是负增长，其中1972—1973年度负增长为3.6％。印共(马)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地区的贫困问题更为突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该邦“无论从相对数字或是从绝对数字来说都越来越穷。与其他邦相比在人均收入上的排名非常落后。从1968年到1969年，其人口平均收入从330卢比(约合18.33英镑)下降到326卢比(约18.11英镑)，并仍在持续下降。全邦4，800万人口中有四分之三的人居住的农村地区一片经济衰落的景象”。八十年代上半期，印度工人罢工呈增长趋势，处在饥饿线上的工人要求制止物价飞涨、提高工资，罢工规模急剧扩大，1980年工人罢工损耗工作日2100万个，1981年增加到2550万个，1982年更增加到8000万个。印度国内失业问题也十分严重。其失业队伍之大、增长之快，世所罕见。“从1956年到1974年，失业人 数从530万上升到1500万以上，进行登记的失业人数从1951年的33.5万人急剧上升至1975年的931.5万人，24年内增长了28倍。”从1979年底到1983年底，失业人数每年以11％的速度递增。到1983年底达2174万人。1986年在职业介绍所登记谋业的人数为3013万人，较1951年增加90倍之多。
种姓问题和教派冲突是印度世俗化进程中遇到的最突出问题。印度种姓分为四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还有占人口总数约八分之一的贱民。种姓问题一直是印度历史上挥之不去的阴影，1950年宪法虽宣称废除种姓制度，但种姓歧视仍然普遍存在，贱民仍处于最受欺压的社会最底层。贱民90％以上居住在农村，95％的农村贱民没有土地，他们大多数是地主的佃农、雇农和债务奴隶。贱民在政治上连起码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随时可能遭受种种歧视、凌辱、迫害、残杀。据印度报刊统计，迫害贱民的案件逐年增加，1973年为6186起，1974年增加到8860起，1977年达10871起，1978年和1979年均超过了15000起；1977—1981年竟达65511起，这5年是前20年总和的2.5倍。教派冲突是印度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独立之初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教派冲突就存在，并时而激化。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冲突更是此起彼伏。据不完全统计，1960年发生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教徒冲突26起，1961年增加到92起。1966年为132起，而1980年达到421起。1977年在宗教冲突中死亡36人，伤1122人(主要是穆斯林)；1978年相应数字分别是110人和1853人；1979年是258人和2296人；1980年是372人和2691人。这些冲突一般发生在穆斯林人数占20％到40％的城镇地区。80年代上半期。最严重的一次是1984年8—9月北方邦莫拉达巴德市爆发的教派骚乱，死亡人数官方说有400人。
腐败问题也异常严重。官员腐败在尼赫鲁执政时期已屡见不鲜，以受贿最为突出。英迪拉·甘地执政期间，腐败的问题更加严重，国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都有不少人肆意妄为，官场上贪污盛行，受贿成风。政治腐败还典型表现为选举中的金钱政治和权钱交易。20世纪70年代，大罢工和不断发生的群众与军警的流血冲突充分反映出民众对于官员腐败问题的愤怒和抗议。
印共(马)作为印度中下层平民大众的政治代言人，倡导公平正义理念，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国内贫富分化、就业压力、种姓歧视、教派冲突、政治腐败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客观上为印共(马)开展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联盟策略：赢得竞选和持续执政的组织保证
印共(马)成立后，鉴于以往斗争经验并根据政治力量的强弱情况，制定了新的纲领、路线，强调建立统一战线、运用联盟策略的重要性。1964年印共(马)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认为，只有建立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联合包括中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力量的“人民民主阵线”才能完成当前的奋斗目标。此后，根据这一纲领，印共(马)开始通过和平方式并运用联盟策略进行议会斗争，积极参与议会竞选。1967年，在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邦议会选举中，印共(马)同其他左翼政党组成联合阵线进行竞选。一举赢得了首次胜利，分别组成了联合阵线政府。原印共(马)总书记哈·辛·苏吉特在70年代谈到实行联盟策略的重要性时曾指出：“左翼政党的联合大大推动了1973—1974年间工人阶级的一系列联合行动，从而掀起了历史性的铁路工人总罢工和支持这次罢工的为时一天的全印总罢工。”1978年4月、1982年1月、1985年12月、1988年12月印共(马)先后召开了第十、十一、十二、十三次代表大会，每次代表大会都继续肯定1964年党的“七大”所确立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屡次强调只有通过左翼民主阵线才能组织平民大众为推进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扫除障碍。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印共(马)在坚持“七大”所确立的联盟策略基础上又作出了新的调整，将建构政治联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联合除国大党外的左翼民主力量和世俗主义力量，主张联合起来同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坚决斗争。力争成为国大党、印度人民党以外的“第三种替代性力量”，进一步增强党的国内影响力。从60年代建党初期力主组建的“人民民主阵线”到70年代末推行的左翼民主阵线策略，再到90年代主张联合成为“第三种替代性力量”的战略，都反映出印共(马)联盟政策原则的持续性以及统战策略的灵活性。这是印共(马)力量不断壮大、国内影响日益增强的原因之一。
在地方议会选举中，通过联盟策略不但可以争取选票、增强群众支持基础，其重大意义还在于当左翼阵线中主要政党的选票不及主要反对党时，仍可通过竞选联盟赢得选举的胜利。西孟加拉邦的议会选举中就曾出现过这种情况，自1977年以来印共(马)是该邦的主要执政党，国大党是主要反对党，历次邦议会选举，如果仅就单个政党而言，围大党所得票数有时会多于印共(马)的选票数。印共(马)之所以能屡次保持执政地位，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其联盟竞选策略。
西孟加拉邦长期联合执政的左翼阵线包括印共(马)、社会革命党、全印前进同盟各党，其中印共(马)居于主导地位，政党影响和群众基础也最强。1977年左翼阵线通过联盟策略胜选并组成左翼阵线政府执政后，南于领导执政的印共(马)始终坚持正确的联盟纲领，发扬党际民主，毫无大党主义作风，能正确处理联盟内部各党关系，确保了执政联盟长期团结稳定，为持续执政提供了组织保证。
四、执政政策与绩效：切合国情民意、惠及平民大众
印共(马)推行的执政政策与取得的绩效是其保持长期执政地位的最重要原因。印共(马)领衔左翼阵线在西孟加拉邦执政后，落实并深化了宪法框架内的土地改革、重组了传统的“潘查雅特”制度实行基层民主自治、推行灵活的工业政策、实施倾向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取得了显著成效。
土地改革法案在20世纪50年代即已制定并通过，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长期难以落实。在土改的第一个阶段铲除柴明达尔土地所有权后，“印度的土改步伐就放慢了”，“印度的土地问题是在邦立法机关权限范围内。而整个20世纪50年代，除了北方邦之外，没有哪个邦颁布过有效的土地改革立法。在已颁布的那些法律当中常常又充满了大量漏洞，致使农民很难确保自己的权利，而地主却能轻易地逃避其义务。”执政后，印共(马)实施了较为彻底的土地改革。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执掌西孟加拉邦政权后，超过半数的农户从土改中直接受益。1978年，领导开展了“租佃运动”，到1984年12月，在共约200万户佃农中，约130万户进行了登记。共有 140万户佃农在运动中进行了登记，约110万英亩土地被依法置于佃农控制之下。到1987年12月底，根据宪法规定查出的超过土地持有最高限额的土地共125.6万英亩，这些土地被分配给127.7万无地、少地农民，其中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民占56.8％。印共(马)还将非农业用地进行了分配，约有50万农工、技工及养鱼户分得了宅基地。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土地改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意味着农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它还涉及一场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土改使当地长期停滞的农村生产力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促进了农村温饱和贫困问题的解决，改变了被压迫种姓的社会经济地位。土改更促进了该邦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1977年以来，该邦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在印度17个人口最多的邦中增速最快，已成为国内最大的稻米生产地。
新型“潘查雅特”制度的实施使农村民众获得了充分自治权。印共(马)执政后，在国内率先重组了农村传统的“潘查雅特”机构，将其重新组织成为经民主选举产生的三级自治体制，从1978年6月开始每隔五年定期举行一次三级自治机构的民主选举。经多年探索，该邦自治机构选举制度不断健全，程序规范，它在推行中还与土改的深化形成了良性互动，保证了农村居民尤其是贫农充分表达和实现自己意愿的机会和权利。据统计，在基层自治机构的选举中，约有20％—28％的席位分配给落后地区，无地农民和贫农占地方自治机构的代表比例约为75％—90％。该制度的实施使农村基层政权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冲淡了印度基层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等级观念，提高了穷人地位，使农民有了参与决策的机会，提高了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农村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他们通过民主选举长期支持印共(马)及左翼阵线，左翼政权基础得到加强。在印共(马)领导下，这种新型的三级地方自治体制由于制度运作平稳、持续时间最长而成为全国各邦效仿的样板。
灵活的工业政策推动了地方工业化进程显著加快。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是传统农业大邦，工业发展曾严重滞后，1978年，该邦企业亏损额累计已达15亿卢比，超过40％的公有企业为病态企业，众多企业在有名无实地运营，完全依靠邦政府的财政维持。执政后，邦政府先后专门颁布了两个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性文件，1978年初颁布《西孟加拉邦的工业政策》文件，力求改变工业落后面貌。政策的推行调整并理顺了原来体制落后、效率严重低下的工业部门，基本满足了人们对工业品的生活需求，推动了本土技术的进步。从1976年到1991年，该邦小型企业数量从10万家增加到了34万多家。1994年9月底，邦政府又颁布新的工业政策，深化工业改革，明确采取了开放型的以市场驱动的工业发展战略，逐步建立起适应现代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工业体制。2005年，该邦吸引的国外直接投资已达5000亿卢比：高科技产业发展迅猛，邦政府特别将大力发展IT业作为首要的工业振兴计划，到2006年IT公司数量已达200多家。基础设施的改造、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邦内、尤其是首府加尔各答的市区景象发生了巨大变化，高楼大厦林立，高速公路飞跃而过，大型购物中心随处可见。
倾向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促进了社会和谐。印共(马)推行的世俗主义政策保障了宗教少数派及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土改中，穆斯林农民分得的土地达100多万英亩，还通过少数民族发展金融公司推出多项优惠贷款项目帮助并扶持少数派团体自主创业，其中2002—2003年度的拨款额达508.3万卢比。嗍该邦还采取措施保障妇女权益，提高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有55万名妇女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契约，地方自治机构中有33％的代表席位保留给妇女，妇女代表的比例达到36％。邦政府还加大投入，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该邦教育经费预算占总财政预算的比例从1976—1977年度的约12％增加到2002—2003年度的25％，重点支持农村基础教育。1999年，该邦人口平均寿命为72岁，居全国前列，该邦公共卫生体系的人口覆盖率约为70％，位居全印各邦首位。这些政策及绩效。使左翼阵线赢得了普通民众多年的选票支持，印共(马)也因之以最能代表广大平民利益而著称。
五、党的建设：保持先进性的依托
印共(马)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始终坚守独立自主品格的共产主义政党，能够在地方长期执政并在全国政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其历来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有很大关系。
党的思想建设方法得当，作用突出。入党前对积极分子的思想觉悟要求很高，他们一般要在党的各支部后备小组中学习6个月至1年时间，接受政治思想教育、群众工作教育，阅读马列经典著作、学习党的主要文件等，期满合格后才能被推荐为预备党员。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日常工作中被作为最基础性的事务来抓，通过教育抵制不良思想对党员的侵蚀。党支部每周大都进行理论学习，主要学习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著，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著也成为学习的重点。在重要历史时期，思想教育更是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苏东剧变时，鉴于党员思想状况不稳定，印共(马)多次召开中央委员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议。1990年5月通过了《关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局势发展的某些政治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1991年8月通过《关于苏联局势发展的决议》，1991年10月通过《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草案》等，这统一了认识，稳定了思想，坚定了党员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该党总书记苏吉特曾就此指出：“党从苏东剧变一开始就对党员不断进行教育，所以，我们党没有一个党员因苏联解体这个原因而选择退党。”该党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党员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独立思考的良好品格，认为不应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应把它作为一种科学来看待。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印度化的发展，苏吉特在党的“十四大”发言中指出，印共(马)一向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印度实际，所以我们不仅能顶住来自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宣传，而且还会继续向前发展。
党的组织建设制度严密，成效显著。印共(马)对吸收党员十分挑剔，申请入党必须由两名党员介绍，经过半年至一年预备期，然后才被基层组织或区委员会接受；党员必须及时交纳党费，并参加党的基层组织或区委会议，必须参加够规定的最低次数。严格的入党程序确保了党员的先进性。在地方开始执政后，印共(马)对党的组织工作更加重视，1978年12月专门召开了党的组织全会，对党的组织等各方面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争取群众支持，该党还强化基层组织建设，实行对党员的年度评估制。评估合格者方能延续党员资格，如不符合标准，就会被清除出党。这一制度加 强了上级党组织和中央对基层组织及党员的管理和领导，提高了党员整体素质。印共(马)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据党章规定，党内出现严重意见分歧时，一般应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深入讨论达成一致意见。该党一直坚决同危害党自身发展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错误倾向作斗争，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加强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以增强党的领导力。此外，该党党内组织纪律严格，任何违反党章、党的决议及不符合党员标准的行为都要受到相应纪律处分。在印共(马)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从1964年到1989年，就有6000多名党员被除名，另外还有5000多名党员被开除。
党的作风清正廉洁，有口皆碑。首先，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紧密联系。该党认为，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风问题的实质之所在，直接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接受党的群众工作教育，合格的正式党员须有志于献身群众事业，努力为人民办实事。党章还规定，党员每周须有一定的时数用于党的工作或党的工农联盟组织。党的领导人须具有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进人选举机构的党员必须与选民保持紧密联系，党员在各级选举机构内部的工作必须与外部的群众运动紧密联系。西孟加拉邦是群众工作做得最好的邦之一，党的群众组织(如工会、农协、妇女阵线、学生阵线等)紧密团结在印共(马)及左翼阵线周围。该邦还成立了残疾人的群众性组织，分支遍布各县，成员达5万人。这些都保证了印共(马)在该邦长期持久的群众支持率。其次，印共(马)党员干部具有其他政党罕有的献身精神。党员干部大都保持着俭朴的生活方式，衣着普遍较为朴素、陈旧。许多党员是高级知识分子，毕业于国内外著名高校，自愿放弃了政府机关体面、优越的工作机会或私企、外企的高薪聘请，甘心从事党的专职工作。有的领导干部为党的事业操劳毕生，终身未婚。进入各级机构工作的党员要按规定上交一定的工资份额作为党的经费，例如党的国会议员每月需向党上交35000卢比(5卢比约合1元人民币)，留下的7000卢比归个人支配，所留生活费还不如一位刚考上公务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的收入高。党的这一规定得到了广泛支持。再次，该党在选举中的节俭和为政的清廉被广为称道。党的经费主要来自普通百姓和党员，同资产阶级政党在选举中的花费是无法相比的，该党规定不能接受来自大财团的捐赠，认为这将引致腐败，党员干部自己也不经商。在耗资巨大的选举活动中，只有厉行节约经费才能做到尽量与其他大党竞争。在地方执政中，党的清正廉洁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许多邦级执政党层层克扣中央每年下拨的扶贫款项和农村发展基金，最后很少能落到农民手中，而在印共(马)执政的邦这些款项都能被按时足额发放，尤其在西孟加拉邦落实得最快最好。
(本文获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资助，项目名称：“印共(马)地方长期执政探因”，项目编号：08XNH029)
责任编辑：李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