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岁月神偷》投资约1000万港元，于2009年拍摄，2010年3月和4月分别在香港与内地上映。上映不到一个月，香港票房便突破2000万港元，给香港本土电影市场注入了强心剂。当年获得第 60 届柏林电影节“新生代单元”水晶熊奖儿童电影最佳影片，再获第 29 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等奖项，足见业内对该作品的认可。至于香港政府取消原计划改为保育电影拍摄地永利街的做法，则可认为是电影之外的事件。在香港成熟的电影生产机制下，电影手法与拍摄技巧应该说是不相上下的，演员的精彩演出是一部优秀影片的内在要求，此外，最值得分析的就是影片所呈现的内容了。
　　影片的素材与导演的原意阐释
　　
　　 罗启锐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华语影视导演、编剧、制片人，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纽约大学电影系。这是他处身的历史时空，对其创作具有原生性的影响，他也曾说过命运是最好的编剧。他细腻而敏感，在他编剧、执导的影视作品中有一条明显的线索，即是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与展现。《非法移民》（1983）、《秋天的童话》（1987）、《我爱扭纹柴》（1992）都是如此，香港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他关注的重要层面。动用童年记忆来创作的念头罗启锐早在1980年代后期就有，但基于市场的考虑而延后。《岁月神偷》的名字来源于罗启锐的自传性散文集，电影内容大多取材于其家庭生活，甚至罗进一乃是为纪念他的哥哥而塑造。可算是改编自文学作品，内容有一点相关但又不多。由此可知，这是香港本土导演的童年经历，这份导演的个人记忆如何被呈现并如何打动观众，就是电影该做的事情。电影的叙事策略是通过罗进二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香港深水埗鞋匠罗家在街尾以做鞋为生，罗先生做得一手好鞋，全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供儿子念书。罗太太为人辛辣直率，人称“侠盗罗嫂”，尽力售卖丈夫制作的鞋子，细心打点家人的生活。16岁的大儿子罗进一品学兼优，是学校运动会的冠军，是全家人的希望，也是深水埗的骄傲。小儿子罗进二才8岁，天性顽皮好动，经常被老师当堂惩罚，还有些小偷小摸的坏习惯，是出了名的顽皮孩子。一家四口生活虽然艰难，但也洋溢着温暖，再加上街坊四邻的和睦相处，生活倒也井然有序。生活的最大灾变在于大儿子罗进一罹患血癌，成绩与身体开始变差，家境也越发艰难。一家人经受了磨难，虽然两位亲人相继离世，但小弟与母亲的生活依然继续着，家人在他们的对话中永存着。
　　关于电影的创作触动，罗启锐曾说：“任达华和吴君如的人物原型就是我父母，我想借此片唤起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记忆，并借机向香港电影百年致敬。”同时，他还有一种针对性，那便是年轻一代的精神状态。他认为现在的社会负能量和负面情绪过多，《岁月神偷》将20世纪60年代父辈的生活展现出来，希望能注入正能量。不论是刻苦的精神、对信念的坚持还是对亲情的感悟，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可以汲取的。从导演的原意阐释话语可以看出，他认为鞋匠一家面对生活磨难的态度与姿态是值得当下年轻人借鉴的，所以将个人记忆与童年经验呈现在观众面前。对岁月无情的感慨倒并不明显，电影海报上的那句“在幻变的生命里，岁月，原是最大的小偷……”与整体内容的关联其实有些牵强，因为岁月恰恰留下了他认为弥足珍贵的方面。至于在一些影评人眼里被强调的香港的政治生态恶化与香港人的身份焦虑，其实都已成为外在的布景，并不影响电影内核的展现。港英政府对商铺的盘剥、香港居民彼时的人心惶惶、医院医护人员的索取等细节都内在于这段生活与这段记忆，就如同邻居们一道用餐的轻松愉悦、罗进二与父亲的放学对话、台风肆虐带来的损失被叙述者深深记住一样，至于小弟对香港本土明星陈宝珠、萧芳芳、冯宝宝的崇拜与对《夜光杯》的迷恋，都是当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自然成为导演细节刻画的有效构成。罗启锐说在与妻子的搭档过程中，他要做的只是在张婉婷勾勒出一个场景的梗概时，由自己来添枝置叶，直至深入刻画到每个情景与道具、每句对话与细节。《岁月神偷》从自己的散文取材，他无疑会在这些方面尽力施展。
　　无疑，这部小制作的《岁月神偷》在香港的电影类型中可视为文艺片，主情是该片的特色，励志是导演的目的。创作的初衷也有多种的针对，解读的层次也应该是多维的。
　　影评的解读与观众的真实反应
　　目前，对《岁月神偷》的影评多集中于儿童视角、苦难、“怀旧”、香港记忆、后殖民主义等关键词，给出了不同的解读思路与最终定位。刘卉青从文艺片的基本定位上强调影片反映了香港人的身份焦虑，认为该片“一如香港文艺片的惯常风格，这部影片在叙事和影像上仍然体现了香港人作为有‘身份定位焦虑’感的主体对于生与死、回忆与时光等永恒命题的探求。”徐剛认为罗启锐在怀旧影片的脉络中继续推进，此时他怀旧的冲动乃是因为面临着两重现实焦虑：一是在全球经融危机背景下的年轻一代的心理承受力下降的现实焦虑，二是香港电影在新世纪不断落寞的现实焦虑，论者对《岁月神偷》能否给出新路并不乐观，认为罗进一的病与死是“旧日”已死的绝妙隐喻。该文观点也算是知人论世，但未能征引导演对香港电影的观点来加强论证，焦虑的落实就不够可靠。
　　如果一定要注意故事的背景因素，那经济对罗家生活的影响不可忽视。罗家生活的艰难也在鞋匠找哥哥理发时的对话中体现出来，此时我们需要注意到时代背景，钟勋田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70年代，香港的经济开始由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以及信息密集型的工业。”由此，深水埗手工制作的鞋匠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也就是意料中的事，这是手工制作败给机械化生产的又一个例子罢了，跟其他的因素关涉不大。罗进一对罗进二说：“弟弟你要记住，第三不算赢，第二也不算赢，只有第一才算赢。”这种严酷的竞争逻辑在此时的香港初见端倪，但不能忘记的是生活中的竞争从未停止。应该说，影片讲述的是更普泛意义上的生活竞争。
　　传媒时代甚至自媒体时代的电影，在传播与型塑社会价值观念等方面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考察当今电影不得不面对的语境。香港的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观众对《岁月神偷》中的这一段历史并不感冒，要说怀旧，也是罗启锐那一代人的怀旧，许鞍华、谷德昭等人的友情出演就是例证。主演任达华称这部片子也是献给所有80后的观众的，相信他们看完以后会对自己的父母有更深的感受。言语之中强调的是亲缘关系之间的交流与体恤。任达华直言“这个戏对于我来说很重要，整个拍片过程，我每天都在思念父亲，小时候他总是打我，打得很凶。现在我知道了，父亲打我是因为他不懂得用语言来表达他的爱。”这又是更为切身的一种观感，让人不能不察。 　　 在两岸四地的时空背景下，香港电影的观众群体的变化也需要纳入考察的变量。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观众对香港电影的接受多是地下的，“这种隐秘的消费背后包含着宽容的品评标准。彼时，香港电影的娱乐性，以及喜剧、鬼片、蛊惑仔、警匪、武侠等类型奇观，与内地观众的个人喜好并不存在任何直接的影响。”（乔奕思）甚至拷贝质量的下降都在可容忍之列。2010年以后的大陆观众应该不会再像过去那般包容。《岁月神偷》是香港本土电影商业性趋弱背景下的又一次成功，虽然在北京举办的首映式上，片方特别为到场嘉宾和媒体精心准备了20世纪60年代的真品报纸，与大家共同回味影片涉及的那段旧时光。这样的做法是让大陆的观众一起怀旧，但这或许并非影片在大陆获得好评的理由。《岁月神偷》给没有香港生活经历的内地观众以怎样的观感，向他们传达什么，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都是反顾这部影片时可以追问的。从观众反馈的信息来看，该影片勾起了观众的童年记忆是这部影片取得成功的主因。据《青年时报》的报道，为检验影片能否适应内地市场，片方曾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举办了数十场试映活动 ，几乎一致赢得了“口碑+泪水”的共鸣效果。大陆观众对香港的这一段历史其实并不熟悉，笔者身边一位从未到过香港的90后观看这部影片时，也会从头哭到尾，声称在电影中看到了自己。让人不由得想起姜文在看到王朔小说《动物凶猛》后的那份亲切，也会记起“50后”读者从《平凡的世界》中读出自己的那种阅读感受。由此，一部作品的影响力便超出了具体的时空。
　　《岁月神偷》的内核是给观众呈现了特定历史时空中的亲子情、夫妻情、兄弟情、邻里情，甚至是一种普遍的情感生活。父亲对孩子的爱并非总是严厉的训诫或沉默无言的陪伴，也有父亲黄昏时默默站在门口说“还有一刻钟两只猴子就要回来了”的满足，也有大儿子住院时小儿子跟父亲的温暖对话作为支撑。母亲带着患了血癌的儿子四处求医问药，还要带着不谙世事的小儿子，而父亲为了给孩子输新鲜血液，不惜当掉陪伴多年的婚戒，与之前儿子成绩下滑时的责骂形成鲜明对比，浓情更显。在台风暴雨肆虐时，夫妻两人用体重给家中的房顶加固，可谓风雨同舟。在暴风雨中他怒吼着“做人最重要的是保住顶”的宣言，替家人抗拒着灾变。当母亲轻轻握住父亲当掉婚戒后留下深刻印痕的手，是最深的无言的理解与感激。在艰难中鞋匠给老婆挑脚上的鸡眼，夸她是整条街上最漂亮的姑娘，还给老婆做了一双新颖别致的新鞋，而她用“一步难，一步佳;难一步，佳一步”的乐观态度与“做人，总要信”的信念支撑自己与整个家庭。哥哥会将自己的金牌送给弟弟，会在病中教弟弟跨栏，弟弟也勉为其难地认真学着。还有奶奶与幼孙之间的慈爱之情，面对不忍离别的孙儿，奶奶善良的哄骗他说：“只要将最心爱的东西扔进苦海，将苦海填满，就能与亲人重逢。”街坊邻居一起吃饭时的相互串门、一道闹哄哄砍价去电影院看电影的和乐的邻里情，也是故事展开的主要布景。这些细微而真切的情感是人类生活中的有效构成，是历史前进的绵长的力量，历久而弥坚。
　　总之，这是香港导演讲述的香港故事，故事的背景坐实在罗启锐的童年亲历。故事的表面仿佛是导演的香港书写让香港成为怀旧的对象，但实質是对1960年代亲子关系的描写，这是一种生活状态的影像表达，是对过去岁月的留影。很多时候，观众甚至可以不必理会故事的时间，丝毫不影响对影片的接受与理解。这或也是这部影片能够在内地得到认可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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