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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初的中南海给我的印象是肃静和朴素。那时我们家在中南海湖的西侧一处四合院里，我们住着坐南朝北的瓦房，院内其他房子都没有人住，空荡荡的，只有公务员住在临湖一面的厢房里。厢房外一条长廊沿湖边与其他房子连成一个整体，长廊向外的一面被白色木板封闭住了。我们住进这里时，该院落还没有整修，依然是破旧的，房檐下红色的木柱已经失去了光泽，上面的漆皮都有些脱落，房顶上长着青草。院门外，一片绿绿的草地紧临着一条沿湖的林荫道。
习仲勋伯伯叫我“黑蛋”
中南海里的人并不多，院内很难见到有人有车来往。父母经常告诫我不要随意串门，因此，我对院内的小孩儿都不熟悉。在家时，我酷爱看小人书，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演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带我去过习仲勋伯伯家一次。习仲勋伯伯一见我就热情地叫我“黑蛋”、“黑蛋”。习伯伯住在西大门靠北侧的一个院子里，他住着一间大瓦房，内部设施也很简陋，屋前的小院里是光秃秃的，只有两棵孤零零的小树。
那时我们家屋外经常有一队警卫战士持长枪操练，他们穿着黄绿色的军装，不断地持枪、肩枪。那时我经常在叔叔们的喊声中蹲在草地里寻找蜗牛，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木制的井盖，打开后，里面填满了锈迹斑斑的子弹壳。
叔叔们在训练间隙，我就跑到他们跟前和他们玩，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手中的枪。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战士的枪比了比高低，枪管比我还高一头。我要抱枪，叔叔就拔下了刺刀，但我几乎抱不动这把没有刺刀的枪。现在想一想，当时他们的步枪保险机是方形的，刺刀是插在枪管上的，估计是仿德的“汉阳造”，每个战士还配了一把盒子枪。当时他们立正时的姿势是把枪紧贴在身体的右侧。
住中南海的家属出入大门时，在收发室需用工作证替换出入的一个带木插销的方木碑，进门时警卫战士就把木插销拔去；出门时，把木碑交给警卫战士，战士再拿出销子插在木碑上，只要是销子上的字和木碑上的字对上，就可以换回工作证出行。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随我们家一起从西安来京住进中南海的，还有杨玉春叔叔。
住在中南海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起得都很早，常常坐在院子门口望着静静的湖面，有时湖面上还飘荡着一层层的薄雾，非常漂亮。忙了一早上的杨玉春叔叔总是静静地站在我的身后，陪我一起看着每天都有不同变化的湖面。记得还在西安时，杨玉春叔叔就经常陪我，他会画画，曾经给我画过一只打鸣的公鸡，站在一堆鸡蛋上面，上面是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公鸡画得雄赳赳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早上，我照常坐在院子门口望着晨雾中的中南海湖，突然杨玉春叔叔十分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友友，快看！快看！毛主席！毛主席！”我看到沿湖路上走过几个人来，杨玉春叔叔压低声音轻声说，“那个个子最高的人就是毛主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画斯大林得了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患脑溢血在莫斯科去世。消息传来，向来不苟言笑、大男子味十足的父亲趴在床上呜呜大哭，母亲一脸愁容，表情凝重，一言不发。
过了一两天，我看见父亲把一条黑红两色的布条套在左臂上。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要到天安门前参加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黑红两色袖标是当时按照苏联人的习俗佩戴的。
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感情，反映了中苏两党的友谊，也反映了中苏两国关系在当时的密切程度。
那年，我在大红锣厂胡同中直机关幼儿园时，在一块带着木框的石板上，用滑石笔画了一幅斯大林的侧面像，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她马上把这幅画拿走了。过了几天，老师给了我一盒写有俄文字母的彩色铅笔、一把铅笔刀和橡皮，说是我的那幅画参加了当时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我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这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
和王光美阿姨一起划船
夏季在中南海湖的西北边卫生队的小楼旁边，有一个划船码头。一次，王光美阿姨带着她的孩子们到湖边划船，见到我，热情地邀请我跟她们一起玩儿。
我和她的孩子坐在船中和船尾，我和王光美阿姨的女儿坐在一起，因为不好意思，始终和她保持着距离。
王光美阿姨荡着双桨，有说有笑，我感到十分畅快。
我们划船到了东岸，上岸走进一片小树林。在小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水塘，水塘与中南海湖之间被一座木制水闸隔开。我们惊奇地发现水塘里有很多黑色的大鱼，不管往水里扔进什么，一群群的鱼就会浮上水面争抢，让我们看得很是开心。
和毛主席一起游泳
1955年8月，诗人郭小川叔叔的爱人杜慧阿姨带着她的儿子郭小林和我，到位于中南海乙区的游泳池游泳，游泳池的水非常清澈。池北边有一个喇叭形的大水管，“哗哗哗”地往池里注水。游泳池是白色的瓷砖沏成的，显得非常干净明亮。
我们在阳光下的浅水区玩了一阵后，就发现有工作人员在游泳池的东侧立起了一把遮阳伞，摆了一把躺椅，毛主席燃着一支烟和一位工作人员坐在桌旁交谈，他穿着一件蓝条的毛巾布睡衣。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站起来，走到游泳池边，脱去睡衣交给身边的人，显出他身上的深蓝色游泳裤。他慢步走到池东南深水处下了水。毛主席身体稍向右倾斜，腰部弓起，头露在水面上，他的浮力很大，全身几乎都飘在水中。他两手从两胯旁轻轻提起，从肩部向身体两侧划去，小腿和脚轻轻地交叉摆动，他游得轻松自如，毫不费劲儿，就像是侧卧在水上休息一样。有时，他平躺在水中随波荡漾；有时，他侧泳蛙泳交替变化缓慢前行。
这些特有的潇洒又随意的姿势让我们非常惊奇。
过了一阵，毛主席就上岸坐在地上。这时杜慧阿姨拉着我和小林的手，向毛主席跑去。我们给他敬了个礼，毛主席也微笑地看着我们，一一问我们和爸爸妈妈的名字。
我们答话后，小杜阿姨说：“他们都上小学了，小林这学期得了二等奖。”小林立即补充说：“友友得了三等奖！”毛主席便笑着说：“这很好呀，比我都强呀，我就从来没得过一个奖！”说得人家都跟着主席笑了起来。
毛主席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的大手是软软的、暖暖的，毛主席的眼神是那么敏锐和慈祥，当时有一种幸福感从心中升起，时至今日，这个幸福的记忆还深深珍藏在我的心里，每每想起，都有一股暖意。
住在中南海的那段日子有我童年最深也是最美好的记忆，中南海里的那种朴实严谨的氛围影响了我的一生。
（摘自《人民公安》2011年第1期，秦友友/文）
习仲勋伯伯叫我“黑蛋”
中南海里的人并不多，院内很难见到有人有车来往。父母经常告诫我不要随意串门，因此，我对院内的小孩儿都不熟悉。在家时，我酷爱看小人书，印象最深的是《三国演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只带我去过习仲勋伯伯家一次。习仲勋伯伯一见我就热情地叫我“黑蛋”、“黑蛋”。习伯伯住在西大门靠北侧的一个院子里，他住着一间大瓦房，内部设施也很简陋，屋前的小院里是光秃秃的，只有两棵孤零零的小树。
那时我们家屋外经常有一队警卫战士持长枪操练，他们穿着黄绿色的军装，不断地持枪、肩枪。那时我经常在叔叔们的喊声中蹲在草地里寻找蜗牛，有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木制的井盖，打开后，里面填满了锈迹斑斑的子弹壳。
叔叔们在训练间隙，我就跑到他们跟前和他们玩，那时我最感兴趣的是他们手中的枪。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战士的枪比了比高低，枪管比我还高一头。我要抱枪，叔叔就拔下了刺刀，但我几乎抱不动这把没有刺刀的枪。现在想一想，当时他们的步枪保险机是方形的，刺刀是插在枪管上的，估计是仿德的“汉阳造”，每个战士还配了一把盒子枪。当时他们立正时的姿势是把枪紧贴在身体的右侧。
住中南海的家属出入大门时，在收发室需用工作证替换出入的一个带木插销的方木碑，进门时警卫战士就把木插销拔去；出门时，把木碑交给警卫战士，战士再拿出销子插在木碑上，只要是销子上的字和木碑上的字对上，就可以换回工作证出行。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随我们家一起从西安来京住进中南海的，还有杨玉春叔叔。
住在中南海的那些日子里，我每天起得都很早，常常坐在院子门口望着静静的湖面，有时湖面上还飘荡着一层层的薄雾，非常漂亮。忙了一早上的杨玉春叔叔总是静静地站在我的身后，陪我一起看着每天都有不同变化的湖面。记得还在西安时，杨玉春叔叔就经常陪我，他会画画，曾经给我画过一只打鸣的公鸡，站在一堆鸡蛋上面，上面是一轮光芒四射的太阳。公鸡画得雄赳赳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早上，我照常坐在院子门口望着晨雾中的中南海湖，突然杨玉春叔叔十分激动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友友，快看！快看！毛主席！毛主席！”我看到沿湖路上走过几个人来，杨玉春叔叔压低声音轻声说，“那个个子最高的人就是毛主席！”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画斯大林得了奖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患脑溢血在莫斯科去世。消息传来，向来不苟言笑、大男子味十足的父亲趴在床上呜呜大哭，母亲一脸愁容，表情凝重，一言不发。
过了一两天，我看见父亲把一条黑红两色的布条套在左臂上。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他要到天安门前参加斯大林同志的追悼大会，黑红两色袖标是当时按照苏联人的习俗佩戴的。
这件事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对斯大林的感情，反映了中苏两党的友谊，也反映了中苏两国关系在当时的密切程度。
那年，我在大红锣厂胡同中直机关幼儿园时，在一块带着木框的石板上，用滑石笔画了一幅斯大林的侧面像，引起了老师的注意，她马上把这幅画拿走了。过了几天，老师给了我一盒写有俄文字母的彩色铅笔、一把铅笔刀和橡皮，说是我的那幅画参加了当时中苏友好协会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我获得了优秀作品奖。
这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
和王光美阿姨一起划船
夏季在中南海湖的西北边卫生队的小楼旁边，有一个划船码头。一次，王光美阿姨带着她的孩子们到湖边划船，见到我，热情地邀请我跟她们一起玩儿。
我和她的孩子坐在船中和船尾，我和王光美阿姨的女儿坐在一起，因为不好意思，始终和她保持着距离。
王光美阿姨荡着双桨，有说有笑，我感到十分畅快。
我们划船到了东岸，上岸走进一片小树林。在小树林中，发现了一个水塘，水塘与中南海湖之间被一座木制水闸隔开。我们惊奇地发现水塘里有很多黑色的大鱼，不管往水里扔进什么，一群群的鱼就会浮上水面争抢，让我们看得很是开心。
和毛主席一起游泳
1955年8月，诗人郭小川叔叔的爱人杜慧阿姨带着她的儿子郭小林和我，到位于中南海乙区的游泳池游泳，游泳池的水非常清澈。池北边有一个喇叭形的大水管，“哗哗哗”地往池里注水。游泳池是白色的瓷砖沏成的，显得非常干净明亮。
我们在阳光下的浅水区玩了一阵后，就发现有工作人员在游泳池的东侧立起了一把遮阳伞，摆了一把躺椅，毛主席燃着一支烟和一位工作人员坐在桌旁交谈，他穿着一件蓝条的毛巾布睡衣。
过了一会儿，毛主席站起来，走到游泳池边，脱去睡衣交给身边的人，显出他身上的深蓝色游泳裤。他慢步走到池东南深水处下了水。毛主席身体稍向右倾斜，腰部弓起，头露在水面上，他的浮力很大，全身几乎都飘在水中。他两手从两胯旁轻轻提起，从肩部向身体两侧划去，小腿和脚轻轻地交叉摆动，他游得轻松自如，毫不费劲儿，就像是侧卧在水上休息一样。有时，他平躺在水中随波荡漾；有时，他侧泳蛙泳交替变化缓慢前行。
这些特有的潇洒又随意的姿势让我们非常惊奇。
过了一阵，毛主席就上岸坐在地上。这时杜慧阿姨拉着我和小林的手，向毛主席跑去。我们给他敬了个礼，毛主席也微笑地看着我们，一一问我们和爸爸妈妈的名字。
我们答话后，小杜阿姨说：“他们都上小学了，小林这学期得了二等奖。”小林立即补充说：“友友得了三等奖！”毛主席便笑着说：“这很好呀，比我都强呀，我就从来没得过一个奖！”说得人家都跟着主席笑了起来。
毛主席亲切地和我们一一握手。毛主席的大手是软软的、暖暖的，毛主席的眼神是那么敏锐和慈祥，当时有一种幸福感从心中升起，时至今日，这个幸福的记忆还深深珍藏在我的心里，每每想起，都有一股暖意。
住在中南海的那段日子有我童年最深也是最美好的记忆，中南海里的那种朴实严谨的氛围影响了我的一生。
（摘自《人民公安》2011年第1期，秦友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