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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一书以其深刻立意与缜密思辨带领读者在特殊年代的文化生态中徜徉，既填补了学界的空白，也为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
[作者简介] 杨艳，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近年来，虽然现当代文学史和相关文论的断代研究蒸蒸日上，但20世纪40—70年代的文学与文艺批评研究却由于其敏感性而呈现无言的静默，着实如钱理群先生在《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所言，这段时期的文学与文艺批评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发而又很有开发余地的‘生荒地’”。浙江大学黄擎教授正是这片“生荒地”勇敢的开拓者之一。黄擎教授的学术专著《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以毛泽东语体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的文艺批评话语进行了系统分析，无论在总体的命题立意还是在局部的细节论证上，都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学科功底和卓越的思辨能力。
就整体而言，该书无论选题立意还是研究方法都体现了黄擎的个人创见与学界思辨的有机融合。在选题上，作者兼具敏锐自觉的问题意识与迎难而上的学术精神，该书不但以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为研究对象，开垦了文学史上的一片“生荒地”，而且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了累累硕果。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借鉴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话语形态、思维方式和批评功能三方面对毛语体视角下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展开分析。其中，“思维方式”在全书脉络中占据尤为重要的位置，它在时代与语言之间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陈思和先生认为这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被统治的民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某种惊人的一致性”。作者并不局限于毛泽东的个人思维特征，而是通过对周扬、茅盾和姚文元为代表的三类主流批评家批评心态的剖析，将其拓展为时代风格的思维特质和文化心理，从而加强了该书的学理深度。
从微观着眼，黄擎对细节的精准把握和缜密思辨同样令人称奇。
首先，该书在术语概念上的细致厘定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20世纪40—70年代”是该书的关键词之一，黄擎并没有沿用学界已有的定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批判继承，形成了自己的“20世纪40—70年代”概念体系。该书所指的“20世纪40—70年代”在时间起讫上与钱理群的判定大体相同，即“并非指局限于其字面所示的物理时间的跨度，而是指一个与在中国特殊政治、思想影响下生成的独特文学景观有关的文化时间的跨度”。同时，黄擎在20世纪40—70年代内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修正了统称这一时期为“毛泽东时代”的观点，将毛泽东确立中共党内领导地位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段界定为“准毛泽东时代”或“前毛泽东时代”。
同时，该书注重翔实的史料佐证，呈现出作者史论结合的思维特征。赵园曾在《20世纪40—70年代文艺批评大事记》一文中痛惜文学史研究中细节的缺乏，这里的细节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更包括细节发现的意义。该书的第三部分“权力话语与批评功能”正是通过追踪批评话语的外在风貌、内在结构的种种蛛丝马迹发现了它们与批评功能的隐性联系。黄擎专辟一章对王实味、电影《武训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三个典型批评事件进行了解读。以对王实味等人的两度批判为例，黄擎通过解析1942—1943年间大量有关王实味的批判文章，提出这一时期的文章以1942年6月16日为节点“对批评对象的称谓有一个显著的‘去同志化’过程”，由此折射出批评进程的急速升温和文艺论争向政治批判的迅猛跃进。
此外，黄擎还梳理了《20世纪40—70年代文艺批评大事记》作为全书的附录，在内容上涵盖了20世纪40—7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的主要文艺批评事件，以及一些对该阶段文艺批评的形成与评价有密切关联的其他事件。这一附录既是对该专著正文部分论点的佐证，也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足见作者用心之细、着力之深。
总之，《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一书以其深刻立意与缜密思辨带领读者在特殊年代的文化生态中徜徉，既填补了学界的空白，也为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
[作者简介] 杨艳，浙江大学文艺学博士生。
近年来，虽然现当代文学史和相关文论的断代研究蒸蒸日上，但20世纪40—70年代的文学与文艺批评研究却由于其敏感性而呈现无言的静默，着实如钱理群先生在《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20世纪40至70年代文学研究：问题与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所言，这段时期的文学与文艺批评研究是一片“亟待开发而又很有开发余地的‘生荒地’”。浙江大学黄擎教授正是这片“生荒地”勇敢的开拓者之一。黄擎教授的学术专著《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以毛泽东语体为切入点，对这一时期的文艺批评话语进行了系统分析，无论在总体的命题立意还是在局部的细节论证上，都体现出作者扎实的学科功底和卓越的思辨能力。
就整体而言，该书无论选题立意还是研究方法都体现了黄擎的个人创见与学界思辨的有机融合。在选题上，作者兼具敏锐自觉的问题意识与迎难而上的学术精神，该书不但以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为研究对象，开垦了文学史上的一片“生荒地”，而且在这片土地上收获了累累硕果。在研究方法上，作者借鉴了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从话语形态、思维方式和批评功能三方面对毛语体视角下20世纪40—70年代的文艺批评话语展开分析。其中，“思维方式”在全书脉络中占据尤为重要的位置，它在时代与语言之间起着不可或缺的桥梁作用，陈思和先生认为这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与被统治的民众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表现出来的某种惊人的一致性”。作者并不局限于毛泽东的个人思维特征，而是通过对周扬、茅盾和姚文元为代表的三类主流批评家批评心态的剖析，将其拓展为时代风格的思维特质和文化心理，从而加强了该书的学理深度。
从微观着眼，黄擎对细节的精准把握和缜密思辨同样令人称奇。
首先，该书在术语概念上的细致厘定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20世纪40—70年代”是该书的关键词之一，黄擎并没有沿用学界已有的定义，而是在此基础上批判继承，形成了自己的“20世纪40—70年代”概念体系。该书所指的“20世纪40—70年代”在时间起讫上与钱理群的判定大体相同，即“并非指局限于其字面所示的物理时间的跨度，而是指一个与在中国特殊政治、思想影响下生成的独特文学景观有关的文化时间的跨度”。同时，黄擎在20世纪40—70年代内部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修正了统称这一时期为“毛泽东时代”的观点，将毛泽东确立中共党内领导地位到新中国成立的时间段界定为“准毛泽东时代”或“前毛泽东时代”。
同时，该书注重翔实的史料佐证，呈现出作者史论结合的思维特征。赵园曾在《20世纪40—70年代文艺批评大事记》一文中痛惜文学史研究中细节的缺乏，这里的细节不仅包括物质生活细节、制度细节，更包括细节发现的意义。该书的第三部分“权力话语与批评功能”正是通过追踪批评话语的外在风貌、内在结构的种种蛛丝马迹发现了它们与批评功能的隐性联系。黄擎专辟一章对王实味、电影《武训传》、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三个典型批评事件进行了解读。以对王实味等人的两度批判为例，黄擎通过解析1942—1943年间大量有关王实味的批判文章，提出这一时期的文章以1942年6月16日为节点“对批评对象的称谓有一个显著的‘去同志化’过程”，由此折射出批评进程的急速升温和文艺论争向政治批判的迅猛跃进。
此外，黄擎还梳理了《20世纪40—70年代文艺批评大事记》作为全书的附录，在内容上涵盖了20世纪40—7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的主要文艺批评事件，以及一些对该阶段文艺批评的形成与评价有密切关联的其他事件。这一附录既是对该专著正文部分论点的佐证，也为后代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足见作者用心之细、着力之深。
总之，《文艺批评话语研究：20世纪40—70年代》一书以其深刻立意与缜密思辨带领读者在特殊年代的文化生态中徜徉，既填补了学界的空白，也为后续研究夯实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