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天盖地的国进民退，大量流向城市的人们无以维系的私人权利，充斥大街小巷的各种关于效率和公平的讨论。这的确是当下有代表性的风景，似乎众人越来越偏执，越来越强调属于自己的局部意义，而忽略了更加宽阔的风景。这个急躁的社会，越来越没有共识，越来越没有建设性。有的人叫喊着要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有的人则呼吁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政府，以至于有些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还有人枕在盛世的乌有之梦里，俨然以为中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大国，所有的经济学难题，都已经迎刃而解了。
　　前段时间，笔者和北大光华的新任院长蔡洪滨有一个访谈，总体感受是，蔡先生是温和的、建设性的、学院性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我相信数学功底扎实、视野开阔的蔡洪滨先生，面对如此纷乱的中国经济景象，一定有他独到的理解。
　　事实上，蔡先生可谓少年得志，用他自己的话讲，在中学时代就充满了对哲学的浓厚兴趣，以至于中学政治老师认为蔡曾经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不过后来高考的时候，他却没有首先奔向经济学，而是听从父母的建议，去读了数学系。所谓妙手偶得，浑然天成，今天回过头看，如果没有当年的数学训练，想来蔡先生的经济学之路，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在此之后，他一路奔向美国，遇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经济学教授，写出了今天看起来依然结实的经济学论文，拿到了最厚实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这一切的一切，其实都与数学有关。
　　蔡洪滨的学术趣味，可能是平和的、多元的、中正的，他可能没有其他经济学家那种剑走偏锋、直接说出世界本质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他会温婉地向人们陈列经济学的景象，告诉人们，他所看见的本质是什么。
　　
　　苏小和：国有企业现在的垄断局面，对中国经济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蔡洪滨：这个问题挺有意思。我个人觉得，我们现在对国有企业的批评或者是批判跟15年前是一样的，但国有企业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一言以蔽之，说国有企业的垄断是中国现在的一个主导思想，是影响深化改革的最主要的力量，我觉得这需要做更进一步的分析。
　　有一些国有企业显然是垄断，而且显然是阻止了市场分工，但是不加区别地去说国有企业的垄断，我觉得还需要去研究。很多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其实也是在参与市场竞争，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是通过行政的、计划的方式来决定的。
　　国企像政府的儿子一样，但儿子的行为跟老子的行为还是要分清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府，包括政府控制资源和政府行为。现在地方政府通过地方国企的方式来极大地参与甚至是干预当地经济，我们必须理解它的动机，以及这种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我们怎么试图改变制度因素。
　　苏小和：关于平等的问题，您提到过在我看来非常有价值的概念，就是静态的不平等。我也关注到我们这个社会诸多对公平的思考，对不平等的思考，很多人都是静态的不平等，没有一个动态的观察，没有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或者说没有以自由的眼光来看，导致整个社会充满了暴躁的情绪，让很多人有一种不安。我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些问题？怎么把它体系化，向更多的人去陈述，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处在一个寻找和动态的过程中，处在一种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过程中，或者说处在一种在发展中寻找自由的过程中。
　　蔡洪滨：我和你的感觉一样。有一个研究很有意思，哈佛商学院两个教授在美国做研究，他们在看美国人不平等的现象时碰到一个问题。他们在很多社会层面上做调查：美国最富的20%的人占有了社会84%的财富，实际的不平等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严重得多，但很多美国人没有觉得社会怎么不平等，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不平等呢？又不是，因为他们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你认为最富的20%应该占有财富是多少？答案是32%，就是说美国人的理想还是要平等的。其实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中国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吃苦了呢？每个人都是弱势群体呢？政府官员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国企说自己是弱势群体，老师也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农民工、农民、工人就都不用说了。中国社会陷入这种状态，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粗糙化、非常非常没有建设性的状态，社会进入到这样一个博弈过程中，是不可能有人提出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方案出来的。
　　回到刚才说的动态不平等，同样是一个社会，为什么美国人会感觉不到这么不平等。研究者的解释，以及美国的其他社会现象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在动态上比较平等，很多人可能是一个低收入者，教育程度一般，但是他觉得我的小孩还是有机会的，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经历过的一件事让我印象很深，我在加州大学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从机场打的回家，跟的士司机聊。我们在北京和的士司机聊，一聊都是对社会的不满。那次我跟这位美国司机聊起了社会不公，聊起了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