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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1902年11月27日），夕阳下的长江江面依旧波光粼粼。伴着落日余晖，一艘庞大雄武的军舰缓缓地驶入了南京下关。人们很快打听到，船上的大人物正是声名鹊起的“袁慰帅”——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此时，南京城的最高统治者是早已声名煊赫的“张香帅”—— 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显然，大清國当时最有权势的两位总督很快就要举行历史性的会晤，人们没有理由不充满期待。
但1902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这次峰会，颇有些“格格不入”的意味。一个是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辈，一个是有后来居上之势的晚辈；一个清流，一个浊流；一个是作息奇特、精力渐衰的老翁，一个是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新锐。结果，在款待袁世凯的宴会上，张之洞竟自觉不自觉地打起了鼾声，导致两人的首次会面最终成了一场不欢而散的筵席。迨张之洞被总督衙门的礼炮声惊醒，急忙赶至码头，重邀袁世凯入宴，方才尽欢而别。不少人将袁世凯与张之洞后来的不睦，归咎于张之洞的此次失礼。
历史相当复杂。抛开两人的不同和此次“过节”，其共同点也很可观：二人均是“世受国恩”的汉人大臣，籍贯北方，能力强、人脉广，是庚子“东南互保”的要角，主张厉行新政，以挽救国家。这些共同点也构成了二人合作与竞争的背景。无论如何，当历史的脚步踏入20世纪，大清国举行新政、预备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和张之洞成了关系大清生死存亡、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正因为如此，当1908年袁世凯突然遭到罢官、黯然离京，1909年张之洞痛心亲贵弄权、赍恨以殁的时候，历史也就透出了十足的悲凉。迨辛亥武昌首义，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清立宪乃至大清的命运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双峰并峙的新政巨擘
世纪之交的1900年，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导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北京、天津沦陷，中国遭受重创，朝廷威信一落千丈。痛定思痛的清廷决定变法，以挽救危局。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举行新政，先命内外大臣各抒所见，以备采择。同时，专门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枢纽，以大学士、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
此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京忙于议和，对新政鲜有发言。朝野革新的目光遂聚集到了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东南督抚身上。上年庚子事变，朝廷令人不可思议地对东西方列强同时宣战，东南督抚坚不奉诏，反而与洋人达成妥协，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局面。时过境迁，朝内主战者一败涂地，东南督抚却保境安民，立了大功，故而权势急剧上升。所以，刘坤一、张之洞希望趁热打铁，串联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变法方策，期于必成。
然而，朝廷对督抚尾大不掉的担心，丝毫不亚于对洋人入侵的恐惧。所以，清廷不许督抚联衔会奏，而令其各自陈奏。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等“普通”督抚单独上了条陈新政的折子，而两位具有参与政务大臣身份的总督李坤一、张之洞，最终联衔上了著名的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曾特别鼓动刘坤一、张之洞率先陈奏新政。1901年5月28日，袁在致刘、张的电报中劝说道：“如能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则各国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驰张横议之流，亦可稍敛。两帅参预政务，亦所当言。”此外，袁世凯条陈的改科举、兴学堂等建议，也颇蒙青眼。迨1901年11月、1902年10月李鸿章、刘坤一先后去世，淮系和湘系的公认领袖轰然不在，督抚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相对激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站在了新政的最前台，新政推行的强度和速度也远超往昔。改废科举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因为新政首要就在变科举、兴学堂。
可见，清末新政开始后，张之洞与袁世凯实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从而最终促成了废科举。
袁世凯、张之洞在练新军、办学堂方面，引领潮流，分别形成了“直隶模式”和“湖北模式”，双方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成为清季改革中双峰并峙的新政模范。迨预备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举一动，都是朝野瞩目的焦点。
预备立宪中的分与合
日俄战争后，大清国朝野掀起了一股鼓吹立宪的浪潮。1906年，考察大臣回国。在听了载泽、端方等人的详细报告之后，怀着追求富强、消弭革命、巩固政权、维护君权的复杂目的，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先从官制改革入手，以期符合“立宪”体制。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召入京，主持改官制事宜，先中央，后地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只能派司道大员入京参议改革。此时，袁世凯风头正健，压过了张之洞一头。
这时的袁世凯对改官制当仁不让，极为热心。他放出风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颇有势在必得的气概。在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中，责任内阁制是其中的焦点。这除了所谓的立宪体制之外，袁世凯还另有隐患。原来，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因为“告密”，得罪了光绪皇帝。他担心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一旦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出亲政，自己的结局会不堪设想。所以，袁世凯极力推动设立责任内阁，以其盟友奕劻为总理，自己为副总理。如此，一方面可以利用立宪体制限制君权，保护自我；另一方面，大权在握，既不虞有祸，也可实现抱负。袁世凯的这些隐衷，在当时几乎路人皆知。据说，光绪皇帝曾对袁世凯讲，你的心思朕都知道，吓得袁世凯直冒冷汗。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写道：“本初 （指袁世凯） 另有深意，盖欲借此以保其后来，此固人人所料及者。”
身处武汉的张之洞，此时对于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不甚赞同。他的基本态度是，“京官少改，外官缓改”。所以，在此过程中，张之洞与瞿鸿禨、孙家鼐、鹿传霖、铁良、荣庆等对官制改革持保留态度的高官处于类似的阵营。因此，当袁世凯的官制改革方案，因为瞿鸿禨、满蒙亲贵、翰林、言官等力量的群体反对，而遭到挫败之后，张之洞在致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电报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指瞿鸿禨）默运挽回，功在社稷。” 如果说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张之洞还是“暗中”反对袁世凯的方案，那么，在随后的地方官制改革中，历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的张之洞就要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了。1907年1月2日，张之洞发出了著名的 《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电》，长篇大论，洋洋洒洒，逐条批驳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说，既然官制改革是为立宪做预备，那么，官制改革就应该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蹶，政事丛脞，人心惶扰”。在电文末尾，张之洞引经据典，指桑骂槐，直接针对袁世凯的意思昭然若揭，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新政的一些反思……
此电发出后，一时传诵。袁世凯则颇向人慨叹：“其篇末语语注射下官。”此时，袁世凯因为入京主持官制改革，结果吃了大亏。责任内阁未成立，自己的军权和多项兼差反而被“名正言顺”地拿掉，不啻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郁闷可想而知。张之洞此电，无疑是对袁世凯的又一打击。
奉旨入京，共掌中枢
立宪改官制牵涉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使高层的政争日趋白热化。在瞿鸿禨与袁世凯、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政争之外，实际上满汉之争和中央集权已经愈演愈烈。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击退”袁世凯的瞿鸿禨，仅仅半年之后，就又栽在奕劻、袁世凯手上，从“丁未政潮”中败下阵来。随后，清廷顺势将袁世凯明升暗降，内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调张之洞入京，出任军机大臣并管理学部，以为袁世凯的牵制。如此一来，清末新政以来两位公认的新政巨擘，均调入京师供职，地方再无与张、袁相匹敌的督抚大臣。清廷基本实现了几十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削藩”大业。
这时，袁世凯和张之洞虽然仍旧难免矛盾，但作为行政、外交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其在治国理政方面却颇多合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张之洞作为汉人大臣，面对亲贵日益当权的不利局面，自然产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于是，在币制改革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颇为一致，而与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矛盾颇深。值得注意的是，在关系立宪大计的国会开设年限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相同，竟与奕劻产生了颇大分歧，以致奕劻密奏慈禧，表达与汉臣截然不同的立场：
“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惟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
这提示出，长久以来流传的奕劻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对袁言听计从的说法，实在小看了奕劻。同时，也说明此时在立宪问题上，满汉大臣已经产生了诸多分歧。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立宪开国会问题上逐渐步调一致，而对于亲贵弄权，必有所抵制，因而与亲贵的矛盾正在升级。以故，当袁世凯和张之洞以不同的方式黯然“离场”，亲贵弄权就再也难以遏制，大清国业已显现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国运也就愈难挽回。
栋摧梁折：从袁世凯被驱到张之洞去世
就在立宪运动逐渐风起云涌、大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薨逝。随后，光绪皇帝不到3岁的侄子溥仪即皇帝位，年号宣统，由小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两宫的骤然薨逝，以及溥仪即位、载沣摄政的政治安排，给大清国的政坛和国运带来了致命的灾难。不久，高层政坛相继发生了几次大地震。
首要的大地震，就是摄政王载沣驱逐袁世凯事件。1909年1月2日，两宫尸骨未寒，尚戴孝的军机大臣袁世凯突然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袁世凯为什么被罢黜？历来众说纷纭。有谓系光绪皇帝遗命，要载沣替其报仇；有谓亲贵排挤，载泽、善耆皆参与其中；有谓袁世凯太厉害，载沣驾驭不了，故必然排去；有谓是袁世凯联美制日政策失败导致被逐；有谓是袁世凯争夺财政权并竭力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加以言官参奏，因而被免。
不管怎样，袁世凯被罢免对朝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袁世凯既有实力，又有经验，更有手腕，无疑是治国理政的杰出人才，同时也是抑制亲贵弄权的第一把好手。袁世凯的“离场”，不仅使亲贵势力更加膨胀，竟难以遏制，而且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急剧恶化。同时，此举加剧了汉人新军和部分立宪势力对清王朝的离心离德趋向。当然，经此一事，当袁世凯再次出山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替清室卖命，而是努力寻求取而代之的最佳办法。
张之洞在驱袁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有谓其参与密谋，但难以证实。袁世凯开缺后，载沣一度非常信任张之洞。张之洞也以为可以得君行道，实则大谬不然。张之洞平日与贪赃纳贿的权贵格格不入，对于年少无知的亲贵把持军权、肆意妄为，深恶痛绝，然而竟无能为力，最终赍恨而终。
1909年张之洞突然去世，固然由于年老多病，但致命的直接原因实来自三事：第一，力争唐绍仪不能派津浦督办，认为应该派与津浦线直接相关的直隶、山东和江苏之人；第二，反对朱恩绂加三品卿督办沿江沿海制造各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反對载沣胞弟载洵出任海军大元帅。张之洞对此举极不以为然，但载沣等人“密而不商”，让张之洞无从争起，以致“郁想气发矣”。张之洞的去世，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张的“离场”，使朝内失去了调停老少亲贵、调停新旧势力、调停南北争端的第一元老。这也是汪荣宝挽张之洞联语 ——“匡时苦费调停策，绝笔惊看讽喻诗”—— 传诵一时之因。随着最后的汉臣相继出局，大清的江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0期）
但1902年张之洞与袁世凯的这次峰会，颇有些“格格不入”的意味。一个是早已功成名就的老辈，一个是有后来居上之势的晚辈；一个清流，一个浊流；一个是作息奇特、精力渐衰的老翁，一个是年富力强、踌躇满志的新锐。结果，在款待袁世凯的宴会上，张之洞竟自觉不自觉地打起了鼾声，导致两人的首次会面最终成了一场不欢而散的筵席。迨张之洞被总督衙门的礼炮声惊醒，急忙赶至码头，重邀袁世凯入宴，方才尽欢而别。不少人将袁世凯与张之洞后来的不睦，归咎于张之洞的此次失礼。
历史相当复杂。抛开两人的不同和此次“过节”，其共同点也很可观：二人均是“世受国恩”的汉人大臣，籍贯北方，能力强、人脉广，是庚子“东南互保”的要角，主张厉行新政，以挽救国家。这些共同点也构成了二人合作与竞争的背景。无论如何，当历史的脚步踏入20世纪，大清国举行新政、预备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和张之洞成了关系大清生死存亡、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正因为如此，当1908年袁世凯突然遭到罢官、黯然离京，1909年张之洞痛心亲贵弄权、赍恨以殁的时候，历史也就透出了十足的悲凉。迨辛亥武昌首义，袁世凯再度出山，大清立宪乃至大清的命运已经是另一番模样。
双峰并峙的新政巨擘
世纪之交的1900年，是一个具有全球史意义的年份。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导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狩，北京、天津沦陷，中国遭受重创，朝廷威信一落千丈。痛定思痛的清廷决定变法，以挽救危局。1901年1月29日，尚在西安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名义发布上谕，宣布举行新政，先命内外大臣各抒所见，以备采择。同时，专门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新政枢纽，以大学士、军机大臣为政务大臣，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参与政务大臣。
此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北京忙于议和，对新政鲜有发言。朝野革新的目光遂聚集到了刘坤一、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东南督抚身上。上年庚子事变，朝廷令人不可思议地对东西方列强同时宣战，东南督抚坚不奉诏，反而与洋人达成妥协，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局面。时过境迁，朝内主战者一败涂地，东南督抚却保境安民，立了大功，故而权势急剧上升。所以，刘坤一、张之洞希望趁热打铁，串联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变法方策，期于必成。
然而，朝廷对督抚尾大不掉的担心，丝毫不亚于对洋人入侵的恐惧。所以，清廷不许督抚联衔会奏，而令其各自陈奏。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世凯等“普通”督抚单独上了条陈新政的折子，而两位具有参与政务大臣身份的总督李坤一、张之洞，最终联衔上了著名的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曾特别鼓动刘坤一、张之洞率先陈奏新政。1901年5月28日，袁在致刘、张的电报中劝说道：“如能将兴学堂、改科举等事先行数件，则各国耳目一新，保全甚多。其驰张横议之流，亦可稍敛。两帅参预政务，亦所当言。”此外，袁世凯条陈的改科举、兴学堂等建议，也颇蒙青眼。迨1901年11月、1902年10月李鸿章、刘坤一先后去世，淮系和湘系的公认领袖轰然不在，督抚格局出现了巨大变化。在这个崭新的时代，相对激进的袁世凯和张之洞站在了新政的最前台，新政推行的强度和速度也远超往昔。改废科举就是其中的一个显例，因为新政首要就在变科举、兴学堂。
可见，清末新政开始后，张之洞与袁世凯实有一个交互激进的运作过程，从而最终促成了废科举。
袁世凯、张之洞在练新军、办学堂方面，引领潮流，分别形成了“直隶模式”和“湖北模式”，双方既有合作，又有竞争，成为清季改革中双峰并峙的新政模范。迨预备立宪的时候，袁世凯和张之洞的一举一动，都是朝野瞩目的焦点。
预备立宪中的分与合
日俄战争后，大清国朝野掀起了一股鼓吹立宪的浪潮。1906年，考察大臣回国。在听了载泽、端方等人的详细报告之后，怀着追求富强、消弭革命、巩固政权、维护君权的复杂目的，慈禧太后下令预备立宪，先从官制改革入手，以期符合“立宪”体制。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召入京，主持改官制事宜，先中央，后地方。湖广总督张之洞却只能派司道大员入京参议改革。此时，袁世凯风头正健，压过了张之洞一头。
这时的袁世凯对改官制当仁不让，极为热心。他放出风声，“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颇有势在必得的气概。在中央官制改革方案中，责任内阁制是其中的焦点。这除了所谓的立宪体制之外，袁世凯还另有隐患。原来，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因为“告密”，得罪了光绪皇帝。他担心年事已高的慈禧太后一旦撒手人寰，光绪皇帝重出亲政，自己的结局会不堪设想。所以，袁世凯极力推动设立责任内阁，以其盟友奕劻为总理，自己为副总理。如此，一方面可以利用立宪体制限制君权，保护自我；另一方面，大权在握，既不虞有祸，也可实现抱负。袁世凯的这些隐衷，在当时几乎路人皆知。据说，光绪皇帝曾对袁世凯讲，你的心思朕都知道，吓得袁世凯直冒冷汗。盛宣怀在北京的密探陶湘也写道：“本初 （指袁世凯） 另有深意，盖欲借此以保其后来，此固人人所料及者。”
身处武汉的张之洞，此时对于袁世凯主导的官制改革不甚赞同。他的基本态度是，“京官少改，外官缓改”。所以，在此过程中，张之洞与瞿鸿禨、孙家鼐、鹿传霖、铁良、荣庆等对官制改革持保留态度的高官处于类似的阵营。因此，当袁世凯的官制改革方案，因为瞿鸿禨、满蒙亲贵、翰林、言官等力量的群体反对，而遭到挫败之后，张之洞在致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的电报中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此次内官改制，全赖止老（指瞿鸿禨）默运挽回，功在社稷。” 如果说在中央官制改革中，张之洞还是“暗中”反对袁世凯的方案，那么，在随后的地方官制改革中，历任封疆大吏二十多年的张之洞就要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了。1907年1月2日，张之洞发出了著名的 《致军机处、厘定官制大臣电》，长篇大论，洋洋洒洒，逐条批驳了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他说，既然官制改革是为立宪做预备，那么，官制改革就应该以“有关于立宪之利害为主，其无关宪法者，似可不必多所更张，转致财力竭蹶，政事丛脞，人心惶扰”。在电文末尾，张之洞引经据典，指桑骂槐，直接针对袁世凯的意思昭然若揭，同时也表达了自己对新政的一些反思……
此电发出后，一时传诵。袁世凯则颇向人慨叹：“其篇末语语注射下官。”此时，袁世凯因为入京主持官制改革，结果吃了大亏。责任内阁未成立，自己的军权和多项兼差反而被“名正言顺”地拿掉，不啻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郁闷可想而知。张之洞此电，无疑是对袁世凯的又一打击。
奉旨入京，共掌中枢
立宪改官制牵涉复杂的权力和利益之争，使高层的政争日趋白热化。在瞿鸿禨与袁世凯、袁世凯与张之洞的政争之外，实际上满汉之争和中央集权已经愈演愈烈。在丙午官制改革中“击退”袁世凯的瞿鸿禨，仅仅半年之后，就又栽在奕劻、袁世凯手上，从“丁未政潮”中败下阵来。随后，清廷顺势将袁世凯明升暗降，内调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调张之洞入京，出任军机大臣并管理学部，以为袁世凯的牵制。如此一来，清末新政以来两位公认的新政巨擘，均调入京师供职，地方再无与张、袁相匹敌的督抚大臣。清廷基本实现了几十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削藩”大业。
这时，袁世凯和张之洞虽然仍旧难免矛盾，但作为行政、外交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其在治国理政方面却颇多合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袁世凯、张之洞作为汉人大臣，面对亲贵日益当权的不利局面，自然产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于是，在币制改革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颇为一致，而与度支部尚书亲贵载泽矛盾颇深。值得注意的是，在关系立宪大计的国会开设年限问题上，袁世凯与张之洞意见相同，竟与奕劻产生了颇大分歧，以致奕劻密奏慈禧，表达与汉臣截然不同的立场：
“窃查实行立宪，屡奉慈谕，天下臣民仰望甚殷。近日各省绅民复有要求开国会年限之事，其中有乱党勾结，无非使权柄下移。迫不得已，宪政编查馆严定君权宪法大纲，实行立宪，预备应办各事，庶可保全治安。今张之洞、袁世凯拟以预定年限即开议院。据奴才愚见，不可预定年限，在军机处详细妥商，张之洞等总以定准年限为是。查日本明治十三年宣布立宪，二十四年宣布开设议院，今本朝立宪，一切应办各事尚未举办，先宣布开设议院年限，无此办法。此事关系甚大，惟有据实声明，恭请圣意坚持，总以应办各事实力奉行后，届时再行宣布开设议院期限。不可先定准期，庶权操自上，于大局有益。”
这提示出，长久以来流传的奕劻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对袁言听计从的说法，实在小看了奕劻。同时，也说明此时在立宪问题上，满汉大臣已经产生了诸多分歧。袁世凯和张之洞在立宪开国会问题上逐渐步调一致，而对于亲贵弄权，必有所抵制，因而与亲贵的矛盾正在升级。以故，当袁世凯和张之洞以不同的方式黯然“离场”，亲贵弄权就再也难以遏制，大清国业已显现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国运也就愈难挽回。
栋摧梁折：从袁世凯被驱到张之洞去世
就在立宪运动逐渐风起云涌、大清国势风雨飘摇之际，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仅隔一天，相继薨逝。随后，光绪皇帝不到3岁的侄子溥仪即皇帝位，年号宣统，由小皇帝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担任摄政王，主持国政。两宫的骤然薨逝，以及溥仪即位、载沣摄政的政治安排，给大清国的政坛和国运带来了致命的灾难。不久，高层政坛相继发生了几次大地震。
首要的大地震，就是摄政王载沣驱逐袁世凯事件。1909年1月2日，两宫尸骨未寒，尚戴孝的军机大臣袁世凯突然被以足疾为由，开缺回籍。袁世凯为什么被罢黜？历来众说纷纭。有谓系光绪皇帝遗命，要载沣替其报仇；有谓亲贵排挤，载泽、善耆皆参与其中；有谓袁世凯太厉害，载沣驾驭不了，故必然排去；有谓是袁世凯联美制日政策失败导致被逐；有谓是袁世凯争夺财政权并竭力主张中美互派大使，加以言官参奏，因而被免。
不管怎样，袁世凯被罢免对朝局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袁世凯既有实力，又有经验，更有手腕，无疑是治国理政的杰出人才，同时也是抑制亲贵弄权的第一把好手。袁世凯的“离场”，不仅使亲贵势力更加膨胀，竟难以遏制，而且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急剧恶化。同时，此举加剧了汉人新军和部分立宪势力对清王朝的离心离德趋向。当然，经此一事，当袁世凯再次出山的时候，他再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替清室卖命，而是努力寻求取而代之的最佳办法。
张之洞在驱袁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有谓其参与密谋，但难以证实。袁世凯开缺后，载沣一度非常信任张之洞。张之洞也以为可以得君行道，实则大谬不然。张之洞平日与贪赃纳贿的权贵格格不入，对于年少无知的亲贵把持军权、肆意妄为，深恶痛绝，然而竟无能为力，最终赍恨而终。
1909年张之洞突然去世，固然由于年老多病，但致命的直接原因实来自三事：第一，力争唐绍仪不能派津浦督办，认为应该派与津浦线直接相关的直隶、山东和江苏之人；第二，反对朱恩绂加三品卿督办沿江沿海制造各局；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反對载沣胞弟载洵出任海军大元帅。张之洞对此举极不以为然，但载沣等人“密而不商”，让张之洞无从争起，以致“郁想气发矣”。张之洞的去世，使中枢的领导力危机更加严重。更重要的是，张的“离场”，使朝内失去了调停老少亲贵、调停新旧势力、调停南北争端的第一元老。这也是汪荣宝挽张之洞联语 ——“匡时苦费调停策，绝笔惊看讽喻诗”—— 传诵一时之因。随着最后的汉臣相继出局，大清的江山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选自《国家人文历史》2016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