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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来务工和经商人员的重要身份证件,“暂住证”被赋予的“管理”功能仍旧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买车买房还是子女上学,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环节,暂住证依然是一道重要的“门槛”。
2009年12月2日,北京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透露,北京市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力争2010年进行立法,在全市推广使用带有电子芯片的居住证。这意味着,在北京存在近24年之久的暂住证即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告别暂住证,推广居住证,一字之改,是否有质的变化?
进城先办“暂住证”
介绍信、暂住证、就业证……“对我们来说,这些本本就是‘护身符’。”全国第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孙恒告诉记者。
这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一个旧厂房内,距离市区40公里。没有金光灿灿的饰品,没有色彩斑斓的霓虹,这里所有的物品都是工友们无偿捐赠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暂住证”出现在多数大中型城市,成为了大多数城市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实施管理的主要手段,一直沿用到今天。伴随而来的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1985年11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要求凡从本市行政区域以外来京暂住人员,均应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其中16周岁以上(含16岁)暂住期拟超过3个月的,必须申领《暂住证》。这项规定于1986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直到现在,外来人口在京购房、买车,在北京人才中心建立社会档案,报名考试,应邀、因公赴台或办理商务赴港澳台通行证时,也需要出示暂住证。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头10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猛增。到1992年之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一股巨大洪流,他们也成为当时暂住证的主要使用者。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孙恒说:“你很难体会到那种没带暂住证看到城管时的害怕心情。”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发起人之一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从最早办理一个暂住证需要180多元到现在降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暂住证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如今在北京混迹13年的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
“打工的人最怕就是查暂住证,如果忘带或没有,往往就会被送到遣送站,要么罚款,要么遣送。”孙恒说。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记录了100个北京农民工的口述实录,其中关于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更显离奇。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访问前夕,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他们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又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4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才走。
赵宏磊说:“我清楚记得,2000年9月17日,因为快要国庆了,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被抓到了花家地派出所,他们先管我要暂住证、就业证,我拿出来他们就给撕了,然后把我们一块被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我们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等凑够了人数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八间房’,到了夜里两点又把我们送到昌平收容所。到了天亮,就又用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我身上就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400、300、200、100这样下来,到了廊坊我花30元下了车,之后我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起不到整顿治安的作用。我来北京这些年,光办证就不知道办了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挣点钱全花在这上边了。”
2003年3月,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震惊全国。当年8月1日,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之前实行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在孙恒眼里,这是社会和国家的进步,是打工者的一次胜利,“所以我把这方面的报道作为展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放在了最醒目的地方。”
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后,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沒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事实上,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最多的就是暂住证。
暂住证尴尬了谁
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决议。暂住证不再成为外地人在北京经商务工的“通行证”了。但是,外地人在北京居住要办理暂住证的规定,并没有因此而废止。
到2009年12月底,杨超在北京已“漂”了两年半。杨超也曾有过两年的北京户口,那时身份证的住址上写着“大学研究生”。但在2007年7月,在拿到硕士学位的同时,杨超的户口也从北京被打回东北原籍。
毕业、找房、租房……杨超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而杨超要去的公司规定,签约前,需要向公司提供身份证、学位证、毕业证等各种证件,最后一条是:无北京户籍者应提供暂住证及复印件,缺一不可。证件铺了一床,唯缺暂住证。
暂住证,一个听说没见过的东西。如何办?怎么用?对此,杨超一无所知。“百度”后才知道,需要3张一寸照片、身份证、租房合同和房东的户口本。
按照规定,在北京的时间超过3年,可以办A证,不到3年的可以办B证,1年以下的办C证。“颜色不同,A证是紫色的,B证是橙色的,C证是暗红色的,但都要一年一检。”交了5元钱工本费后,杨超办理了一张B证。
2009年,面对北京飙涨的房价,杨超决定出手买房。房产中介向杨超列出了要办理贷款时需要的证件,“暂住证”这个对于杨超来说有些刺眼的词再次蹦到了面前。
“非要暂住证吗?”中介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户口就必须拿暂住证。”
对于这样的答复,杨超无奈,“为啥干什么都绕不过暂住证?可上次的暂住证早已丢失,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办一次。”
依旧是填表,对于填写内容早已了然于胸。前面只有4个人在办理,10分钟后杨超就坐到了民警面前,“没等她开口,我就递上5元钱和表格明确地说:我办半年的那种。”
她抬头看了看我,答道:“现在没有A、B、C的区别了,都是一年的了。”随后又退回了5元钱,“从2009年1月1日起,办证是免费的了。”
可能是要买房,让杨超增加了底气:“那我要是买房子了,我还要办暂住证吗?”
“要办,不管买房、租房,只要没有户口就得办,暂住证现在也起到管理外来人口的作用。如果买房了,以后带着房产证的复印件来办就可以。”她的回答让杨超很失望。
身后一位大哥的话让杨超有些崩溃,他拍着杨超的肩膀说:“我暂住在自己家里都快10年了,你暂住在自己家里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虽然买了房子,但是心理上还是没有那种踏实的归属感。”
钢印再次压在照片的右下角,日期也凝固在2009年12月4日。拿到暂住证,杨超想:“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办暂住证”。
房籍改革:从管理到保障
2009年12月2日,北京市综合治理办公室透露了一则消息,北京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力争在2010年进行立法,在全市推广使用带有电子芯片的居住证。
北京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透露,这种居住证,将集纳个人基本情况、住房情况、就业情况、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信息,并附加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吸引流动人口主动办证。
相对北京而言,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在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开始进行。2009年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符合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等5个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都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
在深圳,从2008年8月起,深圳市居住证制度实施,居住证制度使来深建设者在深圳享受到一系列便利服务,包括其子女能够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可在当地办理赴港商务签证,持有长期证人员,将纳入深圳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
有评论认为:上海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把个人在这个城市、个人为这个城市所作的贡献记录了下来,并且变成了个人最后拥有的上海市户籍和被这个城市所认同的条件。居住证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
从“暂住”到“居住”,虽一字之差,却相差甚远。前者强调管理,后者则增加了社会服务和保障功能。
2009年12月2日,北京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透露,北京市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力争2010年进行立法,在全市推广使用带有电子芯片的居住证。这意味着,在北京存在近24年之久的暂住证即将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告别暂住证,推广居住证,一字之改,是否有质的变化?
进城先办“暂住证”
介绍信、暂住证、就业证……“对我们来说,这些本本就是‘护身符’。”全国第一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孙恒告诉记者。
这个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的一个旧厂房内,距离市区40公里。没有金光灿灿的饰品,没有色彩斑斓的霓虹,这里所有的物品都是工友们无偿捐赠的。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暂住证”出现在多数大中型城市,成为了大多数城市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实施管理的主要手段,一直沿用到今天。伴随而来的是1982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1985年11月1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了《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要求凡从本市行政区域以外来京暂住人员,均应向暂住地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其中16周岁以上(含16岁)暂住期拟超过3个月的,必须申领《暂住证》。这项规定于1986年1月1日开始实施。
直到现在,外来人口在京购房、买车,在北京人才中心建立社会档案,报名考试,应邀、因公赴台或办理商务赴港澳台通行证时,也需要出示暂住证。
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农民流动到城市打工。头10年主要是到乡镇企业打工,但是规模不大。1988年前后人数开始猛增。到1992年之后,农民流动到沿海和大城市打工成为一股巨大洪流,他们也成为当时暂住证的主要使用者。
“一张暂住证,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作为一个外来打工者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孙恒说:“你很难体会到那种没带暂住证看到城管时的害怕心情。”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发起人之一内蒙古青年王德志第一个捐出了自己多个版本的暂住证,这也成了博物馆的“一号展品”。从最早办理一个暂住证需要180多元到现在降为5元,王德志的北京暂住证也有很大的变化:C本是初来乍到,如今在北京混迹13年的王德志,现在拿的是B本。
“打工的人最怕就是查暂住证,如果忘带或没有,往往就会被送到遣送站,要么罚款,要么遣送。”孙恒说。
有工友赠送给博物馆一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所所长周拥平编著的《看看他们》,这本记录了100个北京农民工的口述实录,其中关于河北沧州农民工赵宏磊的经历更显离奇。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北京访问前夕,做小买卖的赵宏磊到东郊上货,几个巡警上来就问:“克林顿来了你知道吗?”赵宏磊心想,克林顿来了关我什么事呀?他们又问带没带暂住证,然后又搜身,看赵买了一箱带鱼,就让他拿带鱼到小卖部做抵押,换4盒“希尔顿”,然后一人拿了一盒才走。
赵宏磊说:“我清楚记得,2000年9月17日,因为快要国庆了,也是在上货的路上,被抓到了花家地派出所,他们先管我要暂住证、就业证,我拿出来他们就给撕了,然后把我们一块被抓来的外地人关到一起,还把我们的皮带都没收了,蹲在那里谁敢抬头上去就抽,等凑够了人数就用车把我们送到‘八间房’,到了夜里两点又把我们送到昌平收容所。到了天亮,就又用车把我们拉到北京站,说要遣送回家。到了家再让亲属出350元钱到当地派出所‘赎身’。刚出北京,河北的警察就上来了。他们开始‘叫卖’,先是说给500元就能下车,我身上就有40元,连声儿都没敢吭,最先下去的是歌厅的小姐。然后是400、300、200、100这样下来,到了廊坊我花30元下了车,之后我就买了张5元的车票又回到了北京。所以我觉得这根本就起不到整顿治安的作用。我来北京这些年,光办证就不知道办了多少次了,好不容易挣点钱全花在这上边了。”
2003年3月,广州发生的孙志刚事件震惊全国。当年8月1日,新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取代了之前实行20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在孙恒眼里,这是社会和国家的进步,是打工者的一次胜利,“所以我把这方面的报道作为展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放在了最醒目的地方。”
2003年取消收容遣返制度之后,进入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沒有什么展品能像暂住证一样体现这一时期的特色,事实上,博物馆收到的捐赠品,最多的就是暂住证。
暂住证尴尬了谁
2005年3月25日,北京市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决议。暂住证不再成为外地人在北京经商务工的“通行证”了。但是,外地人在北京居住要办理暂住证的规定,并没有因此而废止。
到2009年12月底,杨超在北京已“漂”了两年半。杨超也曾有过两年的北京户口,那时身份证的住址上写着“大学研究生”。但在2007年7月,在拿到硕士学位的同时,杨超的户口也从北京被打回东北原籍。
毕业、找房、租房……杨超马上就要走上工作岗位,而杨超要去的公司规定,签约前,需要向公司提供身份证、学位证、毕业证等各种证件,最后一条是:无北京户籍者应提供暂住证及复印件,缺一不可。证件铺了一床,唯缺暂住证。
暂住证,一个听说没见过的东西。如何办?怎么用?对此,杨超一无所知。“百度”后才知道,需要3张一寸照片、身份证、租房合同和房东的户口本。
按照规定,在北京的时间超过3年,可以办A证,不到3年的可以办B证,1年以下的办C证。“颜色不同,A证是紫色的,B证是橙色的,C证是暗红色的,但都要一年一检。”交了5元钱工本费后,杨超办理了一张B证。
2009年,面对北京飙涨的房价,杨超决定出手买房。房产中介向杨超列出了要办理贷款时需要的证件,“暂住证”这个对于杨超来说有些刺眼的词再次蹦到了面前。
“非要暂住证吗?”中介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户口就必须拿暂住证。”
对于这样的答复,杨超无奈,“为啥干什么都绕不过暂住证?可上次的暂住证早已丢失,我不得不硬着头皮再去办一次。”
依旧是填表,对于填写内容早已了然于胸。前面只有4个人在办理,10分钟后杨超就坐到了民警面前,“没等她开口,我就递上5元钱和表格明确地说:我办半年的那种。”
她抬头看了看我,答道:“现在没有A、B、C的区别了,都是一年的了。”随后又退回了5元钱,“从2009年1月1日起,办证是免费的了。”
可能是要买房,让杨超增加了底气:“那我要是买房子了,我还要办暂住证吗?”
“要办,不管买房、租房,只要没有户口就得办,暂住证现在也起到管理外来人口的作用。如果买房了,以后带着房产证的复印件来办就可以。”她的回答让杨超很失望。
身后一位大哥的话让杨超有些崩溃,他拍着杨超的肩膀说:“我暂住在自己家里都快10年了,你暂住在自己家里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虽然买了房子,但是心理上还是没有那种踏实的归属感。”
钢印再次压在照片的右下角,日期也凝固在2009年12月4日。拿到暂住证,杨超想:“真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办暂住证”。
房籍改革:从管理到保障
2009年12月2日,北京市综合治理办公室透露了一则消息,北京正在进行暂住证改为居住证的调研,力争在2010年进行立法,在全市推广使用带有电子芯片的居住证。
北京市综治办副主任苗林透露,这种居住证,将集纳个人基本情况、住房情况、就业情况、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信息,并附加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吸引流动人口主动办证。
相对北京而言,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在全国其他地方已经开始进行。2009年2月,上海市政府公布了《持有<上海市居住证>人员申办本市常住户口试行办法》,符合持有上海市居住证满7年等5个条件的来沪创业、就业人员,都可通过申请以获得上海户籍。
在深圳,从2008年8月起,深圳市居住证制度实施,居住证制度使来深建设者在深圳享受到一系列便利服务,包括其子女能够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可在当地办理赴港商务签证,持有长期证人员,将纳入深圳市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体系等。
有评论认为:上海经验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把个人在这个城市、个人为这个城市所作的贡献记录了下来,并且变成了个人最后拥有的上海市户籍和被这个城市所认同的条件。居住证成为二者之间的桥梁。
从“暂住”到“居住”,虽一字之差,却相差甚远。前者强调管理,后者则增加了社会服务和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