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近几年，中国农村因年轻人外流而日渐凋敝，城市则是就业难与用工荒相伴出现，与此同时，老龄化加剧也引发了种种矛盾，这些与人口结构有关的问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探讨和争论。中国劳动力究竟是供大于求还是供不应求？长期的计划生育国策对今后的国民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刊记者就此采访了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专家、畅销书《大国空巢》的作者易富贤教授。
低出生率导致内需不足
《中国扶贫》：从人口学角度，您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农村的凋敝状况？
易富贤：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城市有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有完善的社会分工，就业机会多，所以吸引了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失去活力。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生育，导致农村年轻人口补充不足。
《中国扶贫》：从城市就业形势来看，一方面连续几年出现用工荒，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又面临就业难，您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易富贤：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中国20-39岁的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6亿顶峰后，在2003年开始出现负增长，民工荒正是在这时出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暂时掩盖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2012年，20-39岁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到2032年，该年龄组人口只有3亿（比2002年减少1/3），对经济的影响将愈发严重。
大学生就业难，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内需不足、劳动力相对过剩。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大致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也就是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左右，只有中国该比例高达59.7%。究其原因，是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人口高利贷”加重经济衰退
《中国扶贫》：人口出生率、抚养比与GDP是怎样的关系？
易富贤：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之比，包括了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我认为，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在分析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时，必须将这两个抚养比区分开来，这点很关键。
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投资）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还债）上升越快。2010年中国儿童抚养比只有22%，而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5%，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中国201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70年左右的水平，相当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儿童抚养比为35%，韩国1990年为37%。可见中国人口负债非常严重，这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的大幅上升。
《中国扶贫》：老年抚养比的增高对GDP有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当老年抚养比低于12%的时候，经济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一旦超过12%，经济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举例来说，1964-1999年，台湾GDP年均增长8.5%；2000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后，2000-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降到4.1%。日本在二战后直到1973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1977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1977-1994年GDP年均只增长3.9%；1995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1995-2009年GDP年均只增长0.96%。欧盟1976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1976-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1.8%。所以，普遍来看，各国、各地区经济的下滑，与老年抚养比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如蔡日方、胡鞍钢所说的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会加重今后经济的衰退。而印度由于老年抚养比低，人口结构年轻，我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印度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粮食、大气非难题
《中国扶贫》：中国如果放开计划生育，会面临粮食危机吗？
易富贤：从营养上来说，欧美国家的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已经太高，增加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的矛盾中。日本国民比较健康长寿，就是因为其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比欧美国家要低。中国已经“吃”得比日本、韩国还要好（以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量、蛋白、脂肪为标准），只要适当优化饮食结构就可以，完全没有必要将欧美的饮食结构作为追求目标。
从亩产上来说，中国的粮食单产如果能达到现在荷兰、比利时的水平，将增产70%。因此，即便中国保持现有耕地，也完全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另外，中国耕地潜力很大，2010年中国科学院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具有不同适宜程度的耕地后备资源约8亿亩，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中国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约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还将大为增加。沙漠化土地由于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少虫害，可以发展高产优质作物。
今后的农业将是三色并重：除了传统的绿色农业外，白色农业（微生物农业）和蓝色农业（海洋农业）也将兴起，中国大陆近海区仅200米等深线内可开发利用的就至少有22亿亩（相当于11亿亩陆地良田）。因此，只要一边提高亩产，一边开辟新的耕地资源，中国完全不必担心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粮食问题。
《中国扶贫》：前段时间北京雾霾严重，不少人认为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口太多。您如何看？
易富贤：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处于发展阶段。英国1885年、美国1920年单位GDP（2009年购买力）的能耗是中国2010年的1.9倍、2.1倍。后来由于环保措施的跟进，就连工业雾都伦敦目前的空气都要比1585年还洁净。二、城市化。中国数亿人涌入城市，而城市生态建设滞后。三、大城市病。中国的城市基本都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进行规划的，北京、上海甚至每平方公里超过1.5万人，而美国芝加哥、费城等每平方公里只有4000人，中国城市容积率高，导致单位面积污染大。四、国际污染的转入。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相当于发达国家通过产品交换将将污染转移入中国。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今后的环境应该比现在好很多，一方面中国将走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一方面无污染的新能源将取代化石能源，而新资源的开发依赖于年轻的体力和智力。没有可再生的人口就没有可再生的资源和可再生的环境。德国环保界以前曾经认为人口导致环境污染，但是现在已经转变观念，认为人口既能破坏环境，更能改善环境。
扶贫需改善人口结构
《中国扶贫》：人口政策对扶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人口结构影响经济结构，人口流动影响区域经济。现在农村的贫困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补充不足。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年轻人口将越来越集中到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大量的中小城市也将在今后逐渐缺乏活力，与现在的农村地区一样变得越来越萧条、贫困。
停止计划生育后，可以改善人口结构，增强中小城市的活力，也能影响、辐射周围农村地区。经济政策扶贫相当于从体外进行“心肺复苏”，只能暂时性扶贫，难以持久。而人口政策扶贫，则相当于从内部增强心脏功能，是可持续的。因此，人口政策扶贫要远比经济政策扶贫更彻底、更有效。
低出生率导致内需不足
《中国扶贫》：从人口学角度，您如何看待今天中国农村的凋敝状况？
易富贤：我认为这种情形的出现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城市有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有完善的社会分工，就业机会多，所以吸引了农村年轻人外出务工，导致农村失去活力。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实施计划生育，导致农村年轻人口补充不足。
《中国扶贫》：从城市就业形势来看，一方面连续几年出现用工荒，一方面大学毕业生又面临就业难，您如何看待这一矛盾？
易富贤：其实从人口学角度是能够解释民工荒的。中国20-39岁的黄金年龄劳动力在2002年达到4.6亿顶峰后，在2003年开始出现负增长，民工荒正是在这时出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暂时掩盖了中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回升后用工荒更加凸显。2012年，20-39岁人口只比2002年下降5%，对经济的影响已经如此之大，到2032年，该年龄组人口只有3亿（比2002年减少1/3），对经济的影响将愈发严重。
大学生就业难，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内需不足、劳动力相对过剩。我对全世界所有国家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大致是2个消费人口提供1个就业机会，也就是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为50%左右，只有中国该比例高达59.7%。究其原因，是中国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上亿年幼消费人口，丧失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
“人口高利贷”加重经济衰退
《中国扶贫》：人口出生率、抚养比与GDP是怎样的关系？
易富贤：先要分清两个概念。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之比，包括了儿童抚养比（0-14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我认为，儿童抚养比是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在分析人口与经济之间的真实关系时，必须将这两个抚养比区分开来，这点很关键。
人均GDP年增长率与儿童抚养比是正相关关系，而与老年抚养比是负相关关系。生育率下降越快，儿童抚养比（投资）下降越快，今后老年抚养比（还债）上升越快。2010年中国儿童抚养比只有22%，而除中国以外的世界平均儿童抚养比为45%，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1%，连发达国家平均也还有24%。中国201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日本1970年左右的水平，相当于韩国1990年的水平，而日本1970年儿童抚养比为35%，韩国1990年为37%。可见中国人口负债非常严重，这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以及总抚养比的大幅上升。
《中国扶贫》：老年抚养比的增高对GDP有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当老年抚养比低于12%的时候，经济可以保持8%以上的增长率；一旦超过12%，经济增长率将跳跃性下降。举例来说，1964-1999年，台湾GDP年均增长8.5%；2000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后，2000-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降到4.1%。日本在二战后直到1973年GDP年均增长9%以上；1977年老年抚养比超过12%，1977-1994年GDP年均只增长3.9%；1995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1995-2009年GDP年均只增长0.96%。欧盟1976年老年抚养比超过20%，1976-2010年GDP年均只增长1.8%。所以，普遍来看，各国、各地区经济的下滑，与老年抚养比有直接的关系。
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人口投资）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如蔡日方、胡鞍钢所说的是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会加重今后经济的衰退。而印度由于老年抚养比低，人口结构年轻，我预计，到2020年，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2050年，印度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粮食、大气非难题
《中国扶贫》：中国如果放开计划生育，会面临粮食危机吗？
易富贤：从营养上来说，欧美国家的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已经太高，增加了肥胖症、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陷入了“低廉的粮食”和“高昂的医疗费”的矛盾中。日本国民比较健康长寿，就是因为其膳食中所含热量和脂肪比欧美国家要低。中国已经“吃”得比日本、韩国还要好（以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量、蛋白、脂肪为标准），只要适当优化饮食结构就可以，完全没有必要将欧美的饮食结构作为追求目标。
从亩产上来说，中国的粮食单产如果能达到现在荷兰、比利时的水平，将增产70%。因此，即便中国保持现有耕地，也完全可以养活更多人口。另外，中国耕地潜力很大，2010年中国科学院的调研成果显示，中国具有不同适宜程度的耕地后备资源约8亿亩，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中国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约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灌和改造土壤，耕地还将大为增加。沙漠化土地由于光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少虫害，可以发展高产优质作物。
今后的农业将是三色并重：除了传统的绿色农业外，白色农业（微生物农业）和蓝色农业（海洋农业）也将兴起，中国大陆近海区仅200米等深线内可开发利用的就至少有22亿亩（相当于11亿亩陆地良田）。因此，只要一边提高亩产，一边开辟新的耕地资源，中国完全不必担心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后的粮食问题。
《中国扶贫》：前段时间北京雾霾严重，不少人认为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口太多。您如何看？
易富贤：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处于发展阶段。英国1885年、美国1920年单位GDP（2009年购买力）的能耗是中国2010年的1.9倍、2.1倍。后来由于环保措施的跟进，就连工业雾都伦敦目前的空气都要比1585年还洁净。二、城市化。中国数亿人涌入城市，而城市生态建设滞后。三、大城市病。中国的城市基本都是以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进行规划的，北京、上海甚至每平方公里超过1.5万人，而美国芝加哥、费城等每平方公里只有4000人，中国城市容积率高，导致单位面积污染大。四、国际污染的转入。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相当于发达国家通过产品交换将将污染转移入中国。
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今后的环境应该比现在好很多，一方面中国将走发达国家当年的老路，降低单位GDP的能耗，一方面无污染的新能源将取代化石能源，而新资源的开发依赖于年轻的体力和智力。没有可再生的人口就没有可再生的资源和可再生的环境。德国环保界以前曾经认为人口导致环境污染，但是现在已经转变观念，认为人口既能破坏环境，更能改善环境。
扶贫需改善人口结构
《中国扶贫》：人口政策对扶贫事业有着怎样的影响？
易富贤：人口结构影响经济结构，人口流动影响区域经济。现在农村的贫困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年轻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劳动力补充不足。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年轻人口将越来越集中到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大量的中小城市也将在今后逐渐缺乏活力，与现在的农村地区一样变得越来越萧条、贫困。
停止计划生育后，可以改善人口结构，增强中小城市的活力，也能影响、辐射周围农村地区。经济政策扶贫相当于从体外进行“心肺复苏”，只能暂时性扶贫，难以持久。而人口政策扶贫，则相当于从内部增强心脏功能，是可持续的。因此，人口政策扶贫要远比经济政策扶贫更彻底、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