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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是的，我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我的一部分应该始终留在中国黄褐色的山岭上，留在她绿色的梯田上，留在她晨雾中依稀可见的岛上寺庙中，留给不少相信我或喜欢我的中华儿女。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座陵墓，墓碑上，镌刻着叶剑英同志的手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24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小印刷厂主家庭，斯诺为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斯诺上中学时，学习成绩一般，但爱好文学和多种活动。13岁时参加童子军，一年内得过21枚奖牌，并获“雄鹰童子军”称号。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到在上海的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持筹编《新中国》特刊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强烈的不平等。作为个年轻人，他对苦难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受到了震撼，开始撰文揭露这种丑恶现象。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在鲍威尔的支持下，他开始了中国内地的旅行：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深入接触中国社会实际之后，斯诺看到了旧中国的黑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拯救人民的骑士，需要自身免于腐败、贪婪、无知的真正的骑士。从此，斯诺决心要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1930年，斯诺在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大考察，他看到的是一片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奴隶劳动大量存在、人民苦不堪言。因而预言：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而且，它将是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斯诺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声援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期间，他先后亲往战事发生地，以大量真实经历的事件与素材，向全世界诉说事件真相、诉说日本的罪行和中国被侵略的现状。1932年1月日军染指上海时，他曾把从日军军部获得的日军进攻闸北的消息迅速转告中国方面。在事变当时，他就向《芝加哥日报》和《纽约太阳报》发出了题为《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的报道，被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第一版上。斯诺看到了日军残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看到了中国百姓踊跃捐献支前的动人情景。他感到无比振奋。
1932年底，斯诺在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远东前线》之后，携恋人尼姆赴东京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遂遍游东南亚。翌年3月到北京，斯诺以美报记者身份出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此时，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华北局势日益恶化。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大游行。斯诺夫妇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街头游行，直达天安门。当晚，即向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置身学生运动，斯诺感到“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的集体的政治勇气”。
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继续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的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革命根据地，对斯诺来说都是难解之谜。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协助下他到达延安，见到了周恩来。斯诺得到了周恩来为其开列的92天旅程活动表，并同周本人进行长谈。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一连数天，毛泽东与斯诺交谈，谈到的话题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其后，斯诺在保安又先后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林彪，考察了苏区，更重要的是，斯诺通过十几个晚上的交谈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历史。经过撰写、翻译、订正，斯诺带出发表，这就是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10月12日，斯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置身4个月的苏区。返回北平住所，投入到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不足半月，斯诺即在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上海的《大美晚报》予以转载。第二年，斯诺撰写的文章先后在国内外六家报纸刊登。同时，斯诺多次参加报告会，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客观地准确地向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介绍了中共苏区的情况，使人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国际影响巨大。斯诺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与重视，他的文章被汇成一书，起名《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版印5000册，很快售完。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此后，又被世界各地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上已产生巨大影响。半年后，此书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此书一出，不啻一声春雷，竞相争购，一版再版，不敷需求。斯诺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欲望、一种热情，但这一切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书中这些人，“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一时间，中共苏区成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热点，外国记者先后进入苏区。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倾向日益严重。同年9月，斯诺第二次进入苏区。在延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考察了延安的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再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次考察，斯诺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光。1939年末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深感痛楚，同时因与妻子分离已两年，于是回到了美国。斯诺回国后，时时想继续为中国的事业尽力。当时，美国国内和平空气甚浓，但斯诺预言战争事态将扩大。起先，他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到指责，但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热情召见斯诺，就美国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并于1944年、1945年先后三次召见斯诺。在援蒋失败后，斯诺遭到排斥、打击，被迫举家迁居瑞士。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先后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与世长辞。遵其遗嘱，他的骨灰安置在他曾生活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汉白玉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题写的小记：“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责任编辑：褚永慧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苍松翠柏掩映着一座陵墓，墓碑上，镌刻着叶剑英同志的手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埃德加·斯诺，1905年7月24日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个小印刷厂主家庭，斯诺为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斯诺上中学时，学习成绩一般，但爱好文学和多种活动。13岁时参加童子军，一年内得过21枚奖牌，并获“雄鹰童子军”称号。1926年进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学习。1928年7月，来到中国上海。到在上海的美国记者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持筹编《新中国》特刊工作。在这里，他看到了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强烈的不平等。作为个年轻人，他对苦难的中国人的同情心受到了震撼，开始撰文揭露这种丑恶现象。为了深入了解中国，在鲍威尔的支持下，他开始了中国内地的旅行：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足迹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在深入接触中国社会实际之后，斯诺看到了旧中国的黑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拯救人民的骑士，需要自身免于腐败、贪婪、无知的真正的骑士。从此，斯诺决心要为拯救中国做点事情。1930年，斯诺在中国进行了第二次大考察，他看到的是一片吏治腐败、社会黑暗、奴隶劳动大量存在、人民苦不堪言。因而预言：这个国家肯定会发生革命，而且，它将是历史上最残酷的革命。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斯诺同中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揭露侵略者的罪行，声援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期间，他先后亲往战事发生地，以大量真实经历的事件与素材，向全世界诉说事件真相、诉说日本的罪行和中国被侵略的现状。1932年1月日军染指上海时，他曾把从日军军部获得的日军进攻闸北的消息迅速转告中国方面。在事变当时，他就向《芝加哥日报》和《纽约太阳报》发出了题为《鲜血染红今晚上海街头》的报道，被作为头条新闻刊登在第一版上。斯诺看到了日军残杀中国平民的暴行，也看到了中国百姓踊跃捐献支前的动人情景。他感到无比振奋。
1932年底，斯诺在完成了第一部专著《远东前线》之后，携恋人尼姆赴东京美国使馆举行了婚礼，遂遍游东南亚。翌年3月到北京，斯诺以美报记者身份出任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此时，国际形势与中国国内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华北局势日益恶化。在“何梅协定”签订之后，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国危急。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大游行。斯诺夫妇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街头游行，直达天安门。当晚，即向纽约《太阳报》发了独家电讯。置身学生运动，斯诺感到“第一次看到中国知识青年表现出的集体的政治勇气”。
中共中央及中国工农红军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后，继续号召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明确的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革命根据地，对斯诺来说都是难解之谜。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协助下他到达延安，见到了周恩来。斯诺得到了周恩来为其开列的92天旅程活动表，并同周本人进行长谈。7月15日，毛泽东正式邀请斯诺到他的窑洞里谈话。毛泽东全面分析了国际形势，指出可以结成一个反侵略、反战争以及反法西斯的世界同盟。毛泽东的谈话，开宗明义，简洁有力，一下子就抓住了斯诺的心。一连数天，毛泽东与斯诺交谈，谈到的话题有：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论持久战、统一战线问题、战略战术问题、组织和武装民众问题、内政问题、中共同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其后，斯诺在保安又先后采访了林伯渠、徐特立、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叶剑英、林彪，考察了苏区，更重要的是，斯诺通过十几个晚上的交谈了解毛泽东的个人历史。经过撰写、翻译、订正，斯诺带出发表，这就是后人看到的惟一的由毛泽东自述的《毛泽东自传》。
10月12日，斯诺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置身4个月的苏区。返回北平住所，投入到采访资料的整理工作。不足半月，斯诺即在对中国影响较大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上分期发表了《毛泽东访问记》，随后，上海的《大美晚报》予以转载。第二年，斯诺撰写的文章先后在国内外六家报纸刊登。同时，斯诺多次参加报告会，以令人信服的事实客观地准确地向世界各国政府与人民介绍了中共苏区的情况，使人们第一次真正了解中国共产党，了解毛泽东，了解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国际影响巨大。斯诺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喜爱与重视，他的文章被汇成一书，起名《外国记者中国西北印象记》，一版印5000册，很快售完。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成为当时最畅销的书籍。此后，又被世界各地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在国际上已产生巨大影响。半年后，此书的中译本也在中国出版。此书一出，不啻一声春雷，竞相争购，一版再版，不敷需求。斯诺在序言中说：这本书有一种不可征服的精神、一种力量、一种欲望、一种热情，但这一切不是作家创造出来的，而是书中这些人，“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一时间，中共苏区成了全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热点，外国记者先后进入苏区。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倾向日益严重。同年9月，斯诺第二次进入苏区。在延安，斯诺见到了毛泽东和不少中共领导人，考察了延安的工农业生产、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等，再一次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这次考察，斯诺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希望之光。1939年末至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斯诺深感痛楚，同时因与妻子分离已两年，于是回到了美国。斯诺回国后，时时想继续为中国的事业尽力。当时，美国国内和平空气甚浓，但斯诺预言战争事态将扩大。起先，他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受到指责，但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总统热情召见斯诺，就美国如何与中国建立关系问题，征求他的意见，并于1944年、1945年先后三次召见斯诺。在援蒋失败后，斯诺遭到排斥、打击，被迫举家迁居瑞士。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先后三次长期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为中美关系的和解作出了贡献。1972年2月15日，斯诺因病与世长辞。遵其遗嘱，他的骨灰安置在他曾生活过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汉白玉墓碑上镌刻着周恩来题写的小记：“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
责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