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界对“我”有三个层次的划分：阴我（邪见邪念）、阳我（正觉正念）和真我（先天无为，赤子状态）。江南自古就有信佛之风，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南唐自中主始，就与佛教结缘，流风所及，李煜也未能免。从幼年时起，他就生活在一个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润，佛教对其人生思想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李煜这位“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阅世甚浅的词人，始终保有较为纯真的性格，在词中一任真实情感倾泻，而较少有理性的制约。
　　李煜词塑造出了一个“真我”的诗人形象，表现在三方面：一、真正用血泪写出了他那种亡国破家的不幸，非常感人；二、本色而不雕琢，多用口语和白描，词篇虽美，却是丽质天成，不靠容饰和辞藻；三、因纯情而缺少理性节制。他在亡国后不曾冷静的自省，而是直悟人生苦难无常之悲哀：“人生愁恨何能免”、“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把自身所经历的一段破国亡家的惨痛遭遇泛化，通向对宇宙人生悲剧性的体验与审视，获得一种广泛的形态与意义。王国维说：“词至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正是李煜以其纯真，感受到了“人生长恨”、“往事已成空”那种深刻而又广泛的人世之悲，所以其言情的深广超过其他南唐词人，如《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当面对春花秋月之无尽时，不由感叹人的生命却随着每一度花谢月缺而长逝不返。“往事知多少”,实乃当一切都消逝虚幻时，对人生短暂无常的叹惋；“小楼昨夜又东风”，囚徒生活又过了一年，引起无限感慨；“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一句，以一个亡国之君的口吻直抒亡国之恨;“一江春水向东流”——愁思如春水汪洋恣肆，奔放倾泻，又如春水之不舍昼夜，长流不断、无穷无尽，而诗人的悲愤之情如冲出峡谷奔向大海的滔滔江水一发而不可收拾。多么纯真无邪、多么任情纵性、多么无所顾忌不加掩饰！诗人把亡国之痛和人事无常的悲慨融合在一起，把往事、故国、朱颜等长逝不返的悲哀扩展的极深极广，滔滔不尽，形成空前的气势和强大的感染力。一个处于刀俎之上的亡国之君竟敢如此大胆地抒发亡国之恨，是世之所罕见的，这正是出于“赤子之心”的天真之词。
　　刘大杰先生说:“李后主是一个彻底的主观诗人,他的眼光,他的心,从未直视过现实,没有关心过种种社会的现象和问题,但他却将他自己的生活形态和心理状态,一点不隐藏、不掩饰地和盘托出了。”身陷囹圄,还想的是过去“春花秋月”之良辰美景,还念的是昔日“玉砌朱颜”之赏心乐事,其“愁”也只是因不能再享受它们而已,并非为东山再起而着想。他“俨有释迦、基督单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他把我们每个人都有的悲哀、痛苦、死生离别等所有的伤痛都写出来了。再举一首：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相见欢》）
　　这种悲哀和痛苦不是后主造出来的,而是他真实的生命感受的艺术结晶,是生命感受的升华。只有当人真正在体悟生命时，这种感受才会被升华，世间万象才会普照着人性的光辉，所以写词不是刻红剪翠、吟风弄月、搜肠刮肚、雕章琢句。写词，是体悟生命的艺术，因为有了这种生命的体验，才有了人的性灵，有了诗情与哲理，有了震颤人心的力量。
　　李煜词的艺术魅力也正源于此。他对生命感之深，故能发之深。在李煜的笔下，他对世间万物都是有情的：花谢了，月缺了，他可以流泪叹息。在他眼里，君主和宫女的地位并无高低，因此，他亡国时还要对宫女流泪。“只是朱颜改”，可以想见：对当年在栏边砌下流连欢乐的有情之人已不复当年的神韵风采而叹惋，传出物是人非的无限怅恨和怜惜。他心慈情厚、多才善感，正是促使他成为大词人的要素。
　　[作者通联：甘肃民乐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