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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警世通言》共收录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四十篇，是话本向文人化、案头化过渡的产物。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其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点，尤其是体制结构特点，即其在题目、入话、正话、篇尾、散文韵文运用上的篇章体制。这使得《警世通言》在文体上同时具有体制化、口语化、通俗化、文学性、平民性等特征。
关键词：《警世通言》；话本小说；体制结构；文体形式
作者简介：刘美英（1992-），女，汉族，山东沂南人，济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张智磊（1992-），男，汉族，山东沂南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一、《警世通言》与话本小说
鲁迅在谈及宋元话本时曾说，其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在中国小说史上，宋代话本小说首次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方面，改变了以非凡人物为主的人物塑造模式，转而以平凡人物为主要塑造对象，使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
《警世通言》成书于明熹宗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是冯梦龙编纂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小说40篇，与冯梦龙的另外两部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其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的润饰、删减与整理，体现了冯梦龙自然人性的主情思想，在文体形式上，则体现出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特点。
话本，即“说话”（讲故事）人所用的底本。作为说唱的底本或录本，多是在“说话”的场景里进行故事叙述，是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产物。在转化过程中，口头文学在叙事、表演程式等方面的特点使得这些话本在题目、入话、篇尾、散文韵文的运用等文体形式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体制特点，从而使其体现出明显的口头文学属性和民间性特点。
二、《警世通言》的体制结构
《警世通言》收录的40篇白话小说很好地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点，尤其是体制结构特点。即小说题目多以人物、故事要素或情节命名；入话开头有描述性或议论性诗词，诗词后有引言或与内容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谓之得胜头回；头回后为话本的主体——正话；篇末用诗歌总结全篇、点明主旨。[1]
（一）题目
话本小说的题目常以故事的人物、情节、地点或线索命名，多为三言或四言，也有五到八个字概括人物和情节的题目。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简帖 和尚》《洛阳三怪记》《张子房慕道记》《柳耆卿诗酒完江楼记》等。《警世通言》中的题目都是以七字或八字概括主要人物情节。其中七字的题目有十八篇，如《陈可常端阳仙化》《老门生三世报恩》《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八字的题目有二十二篇，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形态，《警世通言》中小说的题目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文学色彩，这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和案头化关系密切。
（二）入话
入话，本義可理解成引入正题的话头，作为话本小说的常用结构，以引子的形式存在于话本的开头，可视作引入正话的引导性成分。入话的题材不固定，一般以诗词、韵语或小故事为主，体制完备的包括开篇诗词、一段闲话式的引言和作为头回的小故事三部分，有的仅为诗词或诗词加引言。一般认为入话源于说书的表演程式，是说话者在叙述正话前为候客、垫场、引人入胜或点名本事所作。后代拟话本亦沿用之。
入话中的诗词大体可分成描绘型和议论型两类。描绘型入话多点名故事的时间、地点或对正话中的人物、情节进行描述，通过对正话中某要素的描述，能够与正话进行自由联想式衔接，从而自然地引出正话。[2] 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入话为谈论交情的一首七言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入话为描绘燕京建都之盛的七言诗；《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入话为吟咏李白的七言诗。此类型还有《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唐解元一笑姻缘》《陈可常端阳仙化》等。议论型入话多揭示正话主旨，或者宣扬与正话题材有关的思想。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入话为劝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的七言诗；《王娇鸾百年长恨》的入话为劝人不贪恋财色的一首诗。
总体看来，《警世通言》中入话的诗词多为描绘型；头回的运用不算普遍，只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钝秀才一朝交泰》《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乐小舍拼生觅偶》《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王娇鸾百年长恨》等篇中有头回，且与正话的联系并不紧密，如《钝秀才一朝交泰》的头回中“先乐后忧”之事与正话“先忧后乐”之事并无密切联系。可见，描绘型入话在内容上与正话关系松散、曲折而含蓄；体制上也无严格规定，长短均可，体现出口头文学闲散、随意的特点。
（三）正话和篇尾
《警世通言》中正话里的韵语按功能来说大体有描绘、议论和结构三类，其体裁包括诗词、唱词、赋赞、偶句（俗语、谚语）等。描绘性韵语多描摹人物、景色、情节或事件势态。议论性韵语体裁多为诗句或偶句，主要评论事理，生发人生经验，形式上一般由“正是”二字引起。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有“正是：善恶相形，祸福自见。戒人作恶，劝人为善”的韵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有“正是：听时笑破千人口，说出加添一段羞”的韵语。[3]正话中往往还有具有结构功能的韵语。一般来说，正文中议论性或描绘性韵语常设在某一情节结尾处，用来总结叙述情节或标志每段起结。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有三处韵语都设置在情节的结尾处。
从总体上看《警世通言》中的韵语主要以描述性和议论性居多，且偶句所占比重较大，体现了口头文学的特点，如：“闭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乔彦杰一妾破家》），“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桂员外途穷忏悔》）。
《警世通言》篇末皆以诗歌结尾，用诗歌总结全篇、点明主旨。篇末诗歌或为与正话故事相连的生发感慨的诗歌，如《陈可常端阳化仙》的篇尾是与正话故事相连的七言诗；或概括正话情节、评论其中人物，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等篇篇末为评论、咏叹正话故事的七言诗。
三、《警世通言》的文体特征
《警世通言》是宋元话本向案头化和文人化转化的产物，是对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扬弃。作为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警世通言》具有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特点。首先，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其具有完备统一的体制结构，即具有议论性或描述性开篇诗词、引言、头回、概括评论式篇尾诗词等成分。其次，作为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产物，其兼具口头文学口语化、通俗性特点和书面文学所具有的文人的审美意识和情趣。另外，在人物类型方面，以塑造平凡人物为主，自然人性的主情思想较为浓厚，使得中国小说进一步向平民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燕瑾.警世通言·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形态的初步独立——《清平山堂话本》文体形态论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3]（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
关键词：《警世通言》；话本小说；体制结构；文体形式
作者简介：刘美英（1992-），女，汉族，山东沂南人，济南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张智磊（1992-），男，汉族，山东沂南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5-0-02
一、《警世通言》与话本小说
鲁迅在谈及宋元话本时曾说，其出现“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在中国小说史上，宋代话本小说首次用白话进行小说创作，在人物塑造方面，改变了以非凡人物为主的人物塑造模式，转而以平凡人物为主要塑造对象，使中国小说进一步走向平民化。
《警世通言》成书于明熹宗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是冯梦龙编纂的白话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拟话本小说40篇，与冯梦龙的另外两部小说集《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其主要是对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的润饰、删减与整理，体现了冯梦龙自然人性的主情思想，在文体形式上，则体现出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特点。
话本，即“说话”（讲故事）人所用的底本。作为说唱的底本或录本，多是在“说话”的场景里进行故事叙述，是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产物。在转化过程中，口头文学在叙事、表演程式等方面的特点使得这些话本在题目、入话、篇尾、散文韵文的运用等文体形式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体制特点，从而使其体现出明显的口头文学属性和民间性特点。
二、《警世通言》的体制结构
《警世通言》收录的40篇白话小说很好地保留了话本的形式特点，尤其是体制结构特点。即小说题目多以人物、故事要素或情节命名；入话开头有描述性或议论性诗词，诗词后有引言或与内容相类或相反的小故事，谓之得胜头回；头回后为话本的主体——正话；篇末用诗歌总结全篇、点明主旨。[1]
（一）题目
话本小说的题目常以故事的人物、情节、地点或线索命名，多为三言或四言，也有五到八个字概括人物和情节的题目。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简帖 和尚》《洛阳三怪记》《张子房慕道记》《柳耆卿诗酒完江楼记》等。《警世通言》中的题目都是以七字或八字概括主要人物情节。其中七字的题目有十八篇，如《陈可常端阳仙化》《老门生三世报恩》《玉堂春落难逢夫》等；八字的题目有二十二篇，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等。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形态，《警世通言》中小说的题目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文学色彩，这与话本小说的文人化和案头化关系密切。
（二）入话
入话，本義可理解成引入正题的话头，作为话本小说的常用结构，以引子的形式存在于话本的开头，可视作引入正话的引导性成分。入话的题材不固定，一般以诗词、韵语或小故事为主，体制完备的包括开篇诗词、一段闲话式的引言和作为头回的小故事三部分，有的仅为诗词或诗词加引言。一般认为入话源于说书的表演程式，是说话者在叙述正话前为候客、垫场、引人入胜或点名本事所作。后代拟话本亦沿用之。
入话中的诗词大体可分成描绘型和议论型两类。描绘型入话多点名故事的时间、地点或对正话中的人物、情节进行描述，通过对正话中某要素的描述，能够与正话进行自由联想式衔接，从而自然地引出正话。[2] 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入话为谈论交情的一首七言诗；《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入话为描绘燕京建都之盛的七言诗；《李谪仙醉草吓蛮书》中入话为吟咏李白的七言诗。此类型还有《蒋淑真刎颈鸳鸯会》《唐解元一笑姻缘》《陈可常端阳仙化》等。议论型入话多揭示正话主旨，或者宣扬与正话题材有关的思想。如《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的入话为劝人虚己下人，勿得自满的七言诗；《王娇鸾百年长恨》的入话为劝人不贪恋财色的一首诗。
总体看来，《警世通言》中入话的诗词多为描绘型；头回的运用不算普遍，只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钝秀才一朝交泰》《赵太祖千里送京娘》《乐小舍拼生觅偶》《金明池吴清逢爱爱》《赵春儿重旺曹家庄》《王娇鸾百年长恨》等篇中有头回，且与正话的联系并不紧密，如《钝秀才一朝交泰》的头回中“先乐后忧”之事与正话“先忧后乐”之事并无密切联系。可见，描绘型入话在内容上与正话关系松散、曲折而含蓄；体制上也无严格规定，长短均可，体现出口头文学闲散、随意的特点。
（三）正话和篇尾
《警世通言》中正话里的韵语按功能来说大体有描绘、议论和结构三类，其体裁包括诗词、唱词、赋赞、偶句（俗语、谚语）等。描绘性韵语多描摹人物、景色、情节或事件势态。议论性韵语体裁多为诗句或偶句，主要评论事理，生发人生经验，形式上一般由“正是”二字引起。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有“正是：善恶相形，祸福自见。戒人作恶，劝人为善”的韵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有“正是：听时笑破千人口，说出加添一段羞”的韵语。[3]正话中往往还有具有结构功能的韵语。一般来说，正文中议论性或描绘性韵语常设在某一情节结尾处，用来总结叙述情节或标志每段起结。如《俞伯牙摔琴谢知音》中有三处韵语都设置在情节的结尾处。
从总体上看《警世通言》中的韵语主要以描述性和议论性居多，且偶句所占比重较大，体现了口头文学的特点，如：“闭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乔彦杰一妾破家》），“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桂员外途穷忏悔》）。
《警世通言》篇末皆以诗歌结尾，用诗歌总结全篇、点明主旨。篇末诗歌或为与正话故事相连的生发感慨的诗歌，如《陈可常端阳化仙》的篇尾是与正话故事相连的七言诗；或概括正话情节、评论其中人物，如《吕大郎还金完骨肉》《王安石三难苏学士》等篇篇末为评论、咏叹正话故事的七言诗。
三、《警世通言》的文体特征
《警世通言》是宋元话本向案头化和文人化转化的产物，是对口头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扬弃。作为宋元明三代话本小说、拟话本小说的代表作，《警世通言》具有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特点。首先，作为较成熟的话本小说，其具有完备统一的体制结构，即具有议论性或描述性开篇诗词、引言、头回、概括评论式篇尾诗词等成分。其次，作为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产物，其兼具口头文学口语化、通俗性特点和书面文学所具有的文人的审美意识和情趣。另外，在人物类型方面，以塑造平凡人物为主，自然人性的主情思想较为浓厚，使得中国小说进一步向平民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燕瑾.警世通言·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2]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形态的初步独立——《清平山堂话本》文体形态论考[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3]（明）冯梦龙.警世通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