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报道，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该报记者访问时指出，要辩证看待“中国模式”和“普世价值”。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但不能简单地把“中国道路”的价值，看作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国情太特殊了，建立在这种特殊国情基础上的“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地效仿的。“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没有完全定型，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可能探索的路途还很长。以为“中国模式”已经是一条成熟的现代化道路，既可解决国内发展中的一切问题，又可供他国模仿，这不仅过于乐观，而且对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甚至是有害的。
　　对于“普世价值”目前有两种相对的看法：一是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一种观点认为，拒绝“普世价值”就是自绝于人类。我觉得在这场争论中这两种极端观点是令人担忧的。一种认为普世价值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共同价值，其极端就是简单地把西方价值当作“普世价值”；另一种认为人类社会根本不存在任何共同的价值，其极端就是幼稚地认为“中国特色”与人类的普遍价值格格不入。极端的思维要害死人。过去我们已经有无数这方面的沉痛教训，现在同样如此。例如，各地各部门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但有极少数人总是不允许你讲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只要你一说改革开放的政治进步和经济进步，就说你这是在否定毛主席的丰功伟绩，是在否定建国后29年的巨大成就。这真是从何说起啊？任何一个有正常理性思维的人都会认为，我们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以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我们有改革前29年积累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同时我们又充分吸取了前29年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说我今天生活得更好，并不必然否定我的昨天；说你比别人更有成就，并不是说别人一无是处。这是常识。维护常识，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