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潮》7月号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刊首第一篇《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诞生始末》。坦率地说，编入《毛泽东选集》的“两论”，我们耳熟能详，作为“回击教条主义的发愤之作”的原委也略知一二，但对其写作过程如此地艰苦卓绝，却是未曾想像得到的。因此，当我从中读到“博采众长的勤奋之果”一节时，我的的确确被震撼了。作者满怀深情地写道：“在这期间，毛泽东究竟读了多少书？写了多少读书笔记？作了多少批注？恐怕只有延安的窑洞和小油灯最清楚”。据文章介绍，“两论”直接引用过的马列著作就有12本，其中列宁8本，马克思2本，恩格斯、斯大林各1本。现存一本留下的标记是用毛笔和铅笔两种画出的，有的在同一章节中同时出现，说明至少读过两遍。批画最多的章节，不仅每句下画有直线、双圈，有的整段画有直线、曲线，旁边画着双直线，段末还画着两个大圈。除马列原著外，毛泽东还认真研读过中外哲学著作，写下大量批注。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全书854页，毛泽东写下了3500字批注。沈志远译、米丁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论（上册）》582页，被毛泽东翻阅得连装订都松散了。重要章节的天头、地角、行间写满了批注，批注洋洋洒洒。
　　诚如作者所认同的，“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高峰之颠”，是“照亮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璀璨明珠”。我们由是体会到，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著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又是何等牢固和雄伟啊！
　　同样震撼着我的是刊尾一篇《毛泽民肩负特殊使命的莫斯科之行》。该文着重介绍了1939年秋毛泽民赴苏学习、治病期间，参与沟通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一段复杂纠结，有过非凡的表现。文章还揭露我党历史上一段令人颇为难堪的史实：“李德不是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是由共产国际派去中国的，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太上皇’？”“博古连真正的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为什么成为中国党的总负责人？”
　　《刘少奇与西楼会议》一文，除介绍了当年一段重要的史实外，也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党“立党为公”的传统是何等的光明磊落。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样如此。文章说，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陈云以“还没有调查完，没有把握讲”为由，谢绝了毛泽东让其讲话的提议——26年后解释说“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但随后在西楼会议上，应刘少奇的要求，作了长篇讲话，提出了6条措施。西楼会议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扭转局势的作用。我们党历经挫折而不垮不败，不仅不垮不败，反而总结经验更进一步，这是多么令人称奇和值得庆幸的事啊！
　　总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而编辑出版的这一期《湘潮》，可谓异彩纷呈，满目珠玑。读罢《湘潮》7月号，不禁从心底涌出一句叫响多年的口号：“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