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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十大群像·学者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中国经济的10年发展中，《中国经济周刊》的10年记录中，学者的声音、思想的力量不容忽视。
许多学者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经济前行。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除了长期关注小微企业、推动小额信贷以外，积极研究“民生指数”以期改变各省份以GDP为准的单一考核标准。她对《中国经济周刊》明确表示，“唯GDP不可取。”
经济学家张维迎从不畏惧抛出自己最尖锐的观点，他的每一次发声总能引发公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一轮新探讨。2012年5月，吴英案终审判决，张维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前途在民间”，不能让企业家失去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011年7月，央行原副行长朱民出任IMF副总裁。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即使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投票权重有所增加，IMF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
……
“厉股份”的四个学术成就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02——2007年，国有企业户数每年减少近1万户，但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2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亿元，年均增长分别为16.1%、33.7%和18.2%。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2009年11月22日，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之父，厉以宁凭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这一年也是他的80华诞。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但是一个“厉股份”远不能概括他的贡献。他将自己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的学术成就总结为四个方面：股份制、就业问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提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厉以宁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颇为关心。早在2003年，他就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查组，在一些省市做调查，并给中央写了报告。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报告送到国务院，温总理当天就批了，要求促成一个统一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非公经济三十六条’。”
厉以宁认为，未来，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必然的，但合作也是必然的。“两者的最终目标是双赢，而双赢的前提是，国资体制必须改革，而民企体制必须转型。”
2013年12月25日，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配置，它首先需要的一个前提是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市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吴市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提到“厉股份”就不能不提到“吴市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从2000年起，吴敬琏就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此后数年，吴敬琏都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012年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在钓鱼台国宾馆对吴敬琏进行专访。访谈内容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涉及如何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的难点、如何重启改革议程等话题。其中吴老关于“没有法治，市场无法运行”、“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等提法得到广泛关注。
吴敬琏表示，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江平：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
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2007年，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成功的经验就是市场 法治，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的法治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划分。这其中包括：公权力如何合法行使并受到制约的问题，公权力如何保障私权利的问题。”
多年来，江平一直不遗余力地为私权鼓与呼。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为《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他为该法出台做了很多努力。
在长期复杂曲折的立法进程中，曾经有民法学者因为无法适应立法机关的思维和领导意志而选择了退出。
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10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被誉为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伞。
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江平说，最重要的是法学家应摆正自己在立法中的位置，“立法是三结合：立法机关、实务部门、法学家。你只是三分之一，不是主导者。自我定位过高，很容易出现失衡。”江平对法学家参与立法的定位是，“借鉴世界法律好的东西，讲明各类法律体系优缺点，供立法机关参考。”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限政府”怎样建设，自由而有序的市场需要怎样的法制环境？2013年12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再度走进江平先生位于北京西南四环的家中。访谈内容除了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还深入到土地改革、小产权房、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多个领域。 84岁高龄的江平仍坚持参加社会活动，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一把力。”
2013年12月25日，江平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再度谈到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公权代表的是‘权力’，私权代表的是‘权利’，可以说政府代表的是公权力，而市场代表的是私权利。” 在中国要解决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大大地发扬契约精神。
江平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政府做“有限政府”，应该有一部统帅性的法律，来限制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
参与修订“小宪法”的陈光中
刑诉法有“小宪法”之称，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息息相关。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刑诉法修正案。这是刑诉法颁布以来的第二次修订，自2003年启动，历经10年完成，足见修订之难。
2012年3月10日，一个下着初春冷雨的周六，《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著名法学家、新中国诉讼法学奠基人之一陈光中。彼时，他正应出版社之邀，就刑诉法修改的条文逐条做解释。
采访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多，陈光中始终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地讲述刑诉法20年来的两次修订历程，他记得每一个关键节点、关键人物的姓名。
陈光中说，自己人生的最关键时刻，从1993年开始。那一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他成立一个班子，起草刑诉法修改建议意见，供他们作参考。这次修订于1996年通过。
2003年，当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诉法再修改列入立法规划时，陈光中又怀着极大的热忱，召集学者成立了刑诉法再修改课题组，经过三年时间，完成了总计60万字的刑诉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
陈光中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刑诉法的第二次修订，修改了超过一半条文，比预期的改革力度要大，有不少亮点、出彩的部分，比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强化证人义务等等。陈光中个人的观点也被立法部门采纳了不少。但他对本次修订仍有遗憾，“如果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改革的力度再加强一点，可能修改得更好。”
“过了80岁，说心里话，（参与刑诉法修订）也就这一次了。16年改一次，我赶不上下一次了。这一次，我尽我最大努力，凡是我认为要做到的，我都一定要做到。会上发言、会下复议，发表文章，记者采访我也说，采访发表不了，就网上传播。我要争取弥补，能弥补一点算一点。” 陈光中说。
克鲁格曼：我是分析师，不是拍马屁师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融入世界舞台，中国经济的崛起开始改变国际经济结构和模式。然而一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也开始广受诟病，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开始受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
在《中国经济周刊》10年的采访中，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绝对是个性鲜明的一位。
与其他经济学家严谨、刻板的形象不同，克鲁格曼常常会大胆挑战传统理论，时不时因“口出狂言”的批判而得罪人；他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位会在一篇严谨的经济学文章中写下脏字的经济学家。尽管人们不喜欢他的攻击性和火药味，但是事实又往往证明：他，是对的。
2009年5月克鲁格曼教授造访中国。4天之内，他旋风般造访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举行6场主题演讲，接受众多媒体访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全程记录了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并推出封面文章《克鲁格曼的新预言》。克鲁格曼完全没说“客套话”，几乎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吵”了个遍。“我是分析师，不是拍马屁师”的说法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克鲁格曼关于“世界经济可能碰到一个L形底”、“一年后经济会更糟”、“中国会成为第一个经济复苏的国家”等预言都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逐步印证。
2012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再次专访克鲁格曼，就全球热门的经济议题——美联储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大师对话。克鲁格曼表示，“QE3早该推出，对中国不是坏事”，并坦率预测和评价中国经济非常困难，通胀问题和信贷泡沫的问题值得关注 。
记者
手记
近距离和大师对话的幸福
张璐晶
从学生时代起，吴敬琏就是我非常钦佩的经济学家。当记者后，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我挤在人群里听着台上的他缓缓道来，声音不大，以至于很多时候需要大家屏息静气地竖起耳朵努力去听。即便这样，有吴老出现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最让人成长的地方就是可以近距离和大师对话。我至今还记得刚入行时，在一个会议的用餐间隙，我轻手轻脚地来到吴老身边，听他给围着的人们回答问题。当时，我问了一个很没有水平的问题，但吴老仍然一板一眼、认真地做了解答，这让刚入行的我倍受鼓舞。
后来，我买了市面上吴老所有的书，还买了他在中欧商学院的教材，也随时关注着他的每一次公开亮相，时刻准备着能够有一次专访的机会。
两年后，我终于获得了一次机会。采访的时长没有事先定好，只记得吴老拿着我那满篇儿的采访提纲说：“开始吧”。
于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初春的上午，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有我最钦佩的经济学家为我单独授课一小时。我们的问题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涉及如何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的难点、双轨制等。
访谈结束时，我拿出之前买的一摞书请吴老签字。他微笑着，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工整地签下他的名字。
去年12月12日，吴老应邀出席2013央视财经论坛。当主持人用改革的“追梦人”来比喻吴敬琏时，他说，可以说得再积极一点，叫改革的“圆梦者”。
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中国经济的10年发展中，《中国经济周刊》的10年记录中，学者的声音、思想的力量不容忽视。
许多学者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经济前行。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除了长期关注小微企业、推动小额信贷以外，积极研究“民生指数”以期改变各省份以GDP为准的单一考核标准。她对《中国经济周刊》明确表示，“唯GDP不可取。”
经济学家张维迎从不畏惧抛出自己最尖锐的观点，他的每一次发声总能引发公众对于经济改革的一轮新探讨。2012年5月，吴英案终审判决，张维迎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的前途在民间”，不能让企业家失去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2011年7月，央行原副行长朱民出任IMF副总裁。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即使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投票权重有所增加，IMF还是由美国和欧洲国家所主导，比治理结构更加重要的是让所有人都参与对话和决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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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股份”的四个学术成就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全面、深刻、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02——2007年，国有企业户数每年减少近1万户，但销售收入平均每年增加1.9万亿元，实现利润平均每年增加2500亿元，上缴税金平均每年增加1800亿元，年均增长分别为16.1%、33.7%和18.2%。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成为中国经济改革历史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2009年11月22日，作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之父，厉以宁凭其对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大奖，这一年也是他的80华诞。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但是一个“厉股份”远不能概括他的贡献。他将自己改革开放30年过程中的学术成就总结为四个方面：股份制、就业问题、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提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厉以宁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一直颇为关心。早在2003年，他就带领政协经济委员会的调查组，在一些省市做调查，并给中央写了报告。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个报告送到国务院，温总理当天就批了，要求促成一个统一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非公经济三十六条’。”
厉以宁认为，未来，国企与民企之间的相互竞争是必然的，但合作也是必然的。“两者的最终目标是双赢，而双赢的前提是，国资体制必须改革，而民企体制必须转型。”
2013年12月25日，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周刊》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根据资源配置效率来决定资本配置，它首先需要的一个前提是公平竞争。有了公平竞争，市场就能充分发挥作用 。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的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吴市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
提到“厉股份”就不能不提到“吴市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从2000年起，吴敬琏就提出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也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警惕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此后数年，吴敬琏都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201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2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2012年2月13日，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在钓鱼台国宾馆对吴敬琏进行专访。访谈内容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涉及如何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的难点、如何重启改革议程等话题。其中吴老关于“没有法治，市场无法运行”、“不能让民营企业家灰溜溜”等提法得到广泛关注。
吴敬琏表示，现代市场经济首先需要法治作为保障，特别是对于产权的保护。市场交换就是互相交换产权，如果没有法律来保护产权的话，生意就没法做了，这是从经济本身来说。当然，民主法治不只是经济要求，它是人的一种追求目标。
江平：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
被称为“中国法学界良心”的江平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喊，扮演着法治“布道者”的角色。
2007年，改革开放30周年前夕，江平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成功的经验就是市场 法治，两者缺一不可。中国的法治问题最根本的还是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边界划分。这其中包括：公权力如何合法行使并受到制约的问题，公权力如何保障私权利的问题。”
多年来，江平一直不遗余力地为私权鼓与呼。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作为《物权法》起草专家小组负责人，他为该法出台做了很多努力。
在长期复杂曲折的立法进程中，曾经有民法学者因为无法适应立法机关的思维和领导意志而选择了退出。
2007年3月16日，《物权法》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高票通过，10月1日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被誉为公民财产权的保护伞。
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江平说，最重要的是法学家应摆正自己在立法中的位置，“立法是三结合：立法机关、实务部门、法学家。你只是三分之一，不是主导者。自我定位过高，很容易出现失衡。”江平对法学家参与立法的定位是，“借鉴世界法律好的东西，讲明各类法律体系优缺点，供立法机关参考。”
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有限政府”怎样建设，自由而有序的市场需要怎样的法制环境？2013年12月3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再度走进江平先生位于北京西南四环的家中。访谈内容除了涉及司法体制改革，还深入到土地改革、小产权房、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多个领域。 84岁高龄的江平仍坚持参加社会活动，正如他对自己的评价，“我是一个法律活动家，我以社会为舞台，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门、企业等诸多领域为建立现代法治国家助推一把力。”
2013年12月25日，江平在第十三届中国经济论坛上再度谈到处理好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公权代表的是‘权力’，私权代表的是‘权利’，可以说政府代表的是公权力，而市场代表的是私权利。” 在中国要解决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大大地发扬契约精神。
江平通过《中国经济周刊》呼吁，要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政府做“有限政府”，应该有一部统帅性的法律，来限制政府管理经济的行为。
参与修订“小宪法”的陈光中
刑诉法有“小宪法”之称，跟每位公民的人身自由、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息息相关。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刑诉法修正案。这是刑诉法颁布以来的第二次修订，自2003年启动，历经10年完成，足见修订之难。
2012年3月10日，一个下着初春冷雨的周六，《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了著名法学家、新中国诉讼法学奠基人之一陈光中。彼时，他正应出版社之邀，就刑诉法修改的条文逐条做解释。
采访从下午4点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多，陈光中始终精神饱满、思路清晰地讲述刑诉法20年来的两次修订历程，他记得每一个关键节点、关键人物的姓名。
陈光中说，自己人生的最关键时刻，从1993年开始。那一年，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他成立一个班子，起草刑诉法修改建议意见，供他们作参考。这次修订于1996年通过。
2003年，当得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刑诉法再修改列入立法规划时，陈光中又怀着极大的热忱，召集学者成立了刑诉法再修改课题组，经过三年时间，完成了总计60万字的刑诉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
陈光中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刑诉法的第二次修订，修改了超过一半条文，比预期的改革力度要大，有不少亮点、出彩的部分，比如，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总则、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强化证人义务等等。陈光中个人的观点也被立法部门采纳了不少。但他对本次修订仍有遗憾，“如果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再大一点，改革的力度再加强一点，可能修改得更好。”
“过了80岁，说心里话，（参与刑诉法修订）也就这一次了。16年改一次，我赶不上下一次了。这一次，我尽我最大努力，凡是我认为要做到的，我都一定要做到。会上发言、会下复议，发表文章，记者采访我也说，采访发表不了，就网上传播。我要争取弥补，能弥补一点算一点。” 陈光中说。
克鲁格曼：我是分析师，不是拍马屁师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个成员，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融入世界舞台，中国经济的崛起开始改变国际经济结构和模式。然而一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也开始广受诟病，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也开始受到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
在《中国经济周刊》10年的采访中，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绝对是个性鲜明的一位。
与其他经济学家严谨、刻板的形象不同，克鲁格曼常常会大胆挑战传统理论，时不时因“口出狂言”的批判而得罪人；他可能是全球唯一一位会在一篇严谨的经济学文章中写下脏字的经济学家。尽管人们不喜欢他的攻击性和火药味，但是事实又往往证明：他，是对的。
2009年5月克鲁格曼教授造访中国。4天之内，他旋风般造访北京、上海、广州三地，举行6场主题演讲，接受众多媒体访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全程记录了克鲁格曼的中国之行并推出封面文章《克鲁格曼的新预言》。克鲁格曼完全没说“客套话”，几乎和中国的经济学家“吵”了个遍。“我是分析师，不是拍马屁师”的说法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克鲁格曼关于“世界经济可能碰到一个L形底”、“一年后经济会更糟”、“中国会成为第一个经济复苏的国家”等预言都在随后的经济发展中逐步印证。
2012年11月，《中国经济周刊》再次专访克鲁格曼，就全球热门的经济议题——美联储的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美国及世界经济的影响——与大师对话。克鲁格曼表示，“QE3早该推出，对中国不是坏事”，并坦率预测和评价中国经济非常困难，通胀问题和信贷泡沫的问题值得关注 。
记者
手记
近距离和大师对话的幸福
张璐晶
从学生时代起，吴敬琏就是我非常钦佩的经济学家。当记者后，第一次听他的演讲，我挤在人群里听着台上的他缓缓道来，声音不大，以至于很多时候需要大家屏息静气地竖起耳朵努力去听。即便这样，有吴老出现的讲座总是座无虚席。
我一直觉得，记者这个职业最让人成长的地方就是可以近距离和大师对话。我至今还记得刚入行时，在一个会议的用餐间隙，我轻手轻脚地来到吴老身边，听他给围着的人们回答问题。当时，我问了一个很没有水平的问题，但吴老仍然一板一眼、认真地做了解答，这让刚入行的我倍受鼓舞。
后来，我买了市面上吴老所有的书，还买了他在中欧商学院的教材，也随时关注着他的每一次公开亮相，时刻准备着能够有一次专访的机会。
两年后，我终于获得了一次机会。采访的时长没有事先定好，只记得吴老拿着我那满篇儿的采访提纲说：“开始吧”。
于是在钓鱼台国宾馆初春的上午，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有我最钦佩的经济学家为我单独授课一小时。我们的问题从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始，涉及如何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国企改革的难点、双轨制等。
访谈结束时，我拿出之前买的一摞书请吴老签字。他微笑着，在每一本书的扉页上工整地签下他的名字。
去年12月12日，吴老应邀出席2013央视财经论坛。当主持人用改革的“追梦人”来比喻吴敬琏时，他说，可以说得再积极一点，叫改革的“圆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