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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有一天的下半夜，生产队的仓库让贼人卸下两扇门板，丢失了两口袋高粱和半口袋玉米。在这交待一句，生产队的这个仓库当时就在我家院子东仓房。一溜三间小平房，土坯墙壁，木头门窗，钻风漏雨。因存放的粮食少，仓房经常空置出大部分面积，里面稀有金贵的谷黍和高粱米却是生产队一百多号人的救命粮。因在我家院子里，我父亲不容分说成为义务安全员，不挣工分，专司安全保卫之职，却无权动用公家一粒粮食。
粮食被盗那年，我十多岁，有了记事能力。模模糊糊中大概知道些原委。而知晓全部真相的是那些盗取的参与者，当然他们不会说出来的;再有就是我父亲，他也是过后才知道的。
我父亲今年九十来岁，还住在那个乡村，除了耳朵背，身体没啥大毛病。作为那件偷盗案的蒙冤者，父亲选择了大半生的沉默。于父亲而言，沉默并不代表接受，但是一种姿态。近些年，随着当年那些人相继作古，而他们的后人逐渐搬离乡村，不再回来。父亲才陆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不能叫贼，都是穷极饿怕了呀。”
“下半夜，我就听到窗根底下哗啷响了一声，我当时还坐起来趴着窗户往外瞅，啥事儿没有，就又躺下睡了。”这句话，父亲说了好几十遍，先是跟生产队的人说，后向生产队长解释，再后来跟村大队书记介绍，再后来向公社专干的人一遍遍复述。
最先发现仓库粮食被偷的是早起喂骡马的三棍和生产队保管员五条。他们两家距离我家二百多米，都住巷东头。两家房屋东墙都是借用的一截天然的黄土崖壁，崖壁下十多米深的地方是早些年备战防空挖掘的地道。我们这些玩童曾点燃胶皮油松去探过险，地道纵横半面山坡，很长，很宽，最宽阔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二十个人或卧或坐。村里有的人家挖储存土豆的地窨子，甚至能连通到下面的地道，藏东西，藏人都不在话下。
三棍负责生产队的五六匹大牲畜的草料饮水，起得别人早。那天天刚放亮，才刚下过一阵薄雨，云散去，路面依然湿潮。三棍出门，遇见五条也去生产队。俩人由东至西，路上一边咳着，一边东张西望。经过我家院墙街门时，三棍眼尖，发现两扇门板错开很宽的缝隙。粮库重地，大门里面有道插关，夜晚都是死死闩住的。两人站住。还得佩服三棍眼尖，他准确无误地发现几十粒高粱米星星点点沿着大门遗失在街道上。湿地皮呈现褐色，不细瞧还真发现不了那几粒粮食。三棍当时就嚷叫起来，五条没叫喊，几步冲进我家院子，接着两人一里一外嚷叫起来。我父亲早被惊醒，披着件衣服与五条同时出现在院子，也傻眼了。
傻了的父亲不知道接下来该咋办，三棍和五条进到库房，又马上出来。两人都面如土色，一人拿眼盯住父亲，另一人赶紧跑去找生产队队长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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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粮食被贼偷了，这可是天大的祸事，等于从一百多名社员碗里夺食。这还了得！我父亲被吓得不知所措，忘记没穿裤子在外面站了好大一会儿。我们兄妹五个年龄尚小，当时想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见随后赶来的队长旺财满脸阴沉，他和保管员五条清点后，发现果然少了两口袋高粱米和半袋玉米。
约么一袋烟的工夫，四队的社员们涌到我家门前，交头接耳，咒骂偷粮贼不得好死，更有平日与我家不睦的人幸灾乐祸，“库房在他家院子，他就没发现一点儿动静？怕是家贼难防哦。”
一个问题在社员心中萦绕：贼人从院墙进来卸下门不算难事，问题是从大瓮里装粮食，运粮食，难道没有动静？而且蹊跷的是偷运粮食的口袋又送还回来（生产队的口袋有明显标志），这贼偷得蛮有水平哦，完全像是熟人所为。究竟谁是熟人？无疑，很多人的心里有着不甚明确的怀疑。
日上三竿，其他生产队人欢马叫地下地干活。四队的社员们没一人主动出工，都像看戏似的堵住我家街门。
我家院子临时辟成审问现场。队长旺财以及四队德高望重的令先爷和老齐叔三人组成审问小组。队长旺财旧衣灰裤，一顶辨不清颜色的帽子常年戴在头上，似乎不曾脱下来过。旺财居中，一左一右坐着令先爷和老齐叔。令先爷噙一只旱烟锅，时不时吧嗒几口，却不见有火星和烟冒出来;老齐叔呢，抱着膀子，一副闲事莫扰的神态。
院墙外，是一张张瘦黄的脸探头探脑，还有其他生产队的闲人陆续涌来，乌泱乌泱地站满半个街道。村庄太凋弊了，人们日复一日劳累得近乎麻木，他们太需要刺激和不出体力的休闲娱乐了。
我父亲像个犯罪的人，趷蹴在地上，两掌抱住头。旺财黑着脸让我父亲老实交待，父亲急得直扯自己的衣服，哭丧着脸反问：“让我交待啥呀？”
“粮食在你眼皮子底下被偷了，深更半夜你愣是没听出来，你就是失职，你就有责任。”旺财望望圍观的社员，词气决绝，从一开始，他就往我父亲有罪过的路上引。
父亲更加慌乱，嘴都瓢了，他老老实实回答：“下半夜，迷迷糊糊中是听到有动静。”
“是什么动静，你听仔细了？”我母亲让我从家里拿暖壶给爷爷和叔叔们续水。也许是牵涉到我家，我格外留点儿心。我看出旺财很是紧张，还有三棍和五条不知啥时也挤了进来。
父亲接着说：“我听见窗根底下砖头哗啷响了一声，我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又吼喊了几声，见没啥事，又躺下睡着了，谁知道——”
审问小组的人低头耳语一番。没有预兆，旺财突然站起来大声喝令父亲说真话，粮食是不是他偷的。父亲吓得坐在地上，梗直脖子抗辩：“我没偷，我不是贼！”父亲佝偻的身子，让他明显比别人矮一大截。父亲又大声复述一遍之前说的。
院里院外骚动起来，有人公然质问生产队队长旺财，丢了大伙的粮食，苦夏不济时饿死人咋办？这是大家伙的保命粮，为啥生产队保管得那么松？还总放在老权家院里（我父亲叫老权）？言外之意，怀疑里面内鬼，里应外合私分了生产队的粮食，又说不定是看守人员监守自盗。
这话很有煽动性，人群吵嚷得更大声了。父亲哭丧着脸一再说自己没偷，要是偷了全家都不得好死，出门绊倒摔死，父亲挥胳膊发毒誓。可没人听他的，院内乱哄成一片。 老齐叔清清嗓子，一锤钉音：“不如交给大队管吧，不行还有公社呢，总能有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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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暂时被关在大队的西耳房里，不允许和别人见面。父亲在大队关了三天。先是大队书记审问，又是民兵连长审问、调查，我父亲这时反倒平静下来，对谁都是如实重复一遍那些话。我父亲头次历经此事，说话有时不够严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父亲头回说是“趴着窗户往外瞅”，而后面几回，他又说是“趴着窗户往外瞅，还吼喊几声”。父亲到底有没有“吼喊”过？要知道，吼喊和没吼喊性质不一样，这反倒成为定性和争论的关键。父亲也是蒙了，他也分不清到底“吼喊”了没有。把三棍和五条喊来做证人，他们说父亲刚开始好像没说过“吼喊”。父亲彻底傻掉了。
父亲见谁对谁说：“我没偷，我不是贼”，又说“谁偷谁死全家”。
我母亲担心父亲挨打，她试图去看我父亲。关押我父亲的屋子总有人，没人时房门落锁。母亲急得直哭。她一次次去求旺财，说我父亲是冤枉的。旺财抽动着脸皮说：“现在都不好说。”
母亲急了，说：“那也不该是俺男人，不信你去搜，搜出一粒生产队的粮食，要杀要剐随便。”母亲最后一次去看父亲时是早晨，她气鼓鼓地靠在旺财家的门框上。地下草团上，旺财女人坐着拉风箱煮玉米稀飯。母亲待得久了，旺财女人很不高兴，拿眼剜母亲，起身一遍遍往锅里添水，粥都快熬干了，几个孩子直喊饿。
母亲扭身出来，旺财撵到门口说是送送。父亲的死不承认，让案子陷入僵局。那两日，村庄内气氛很吊诡，甚至有传言说要将父亲送到公社去，弄不好能判刑。
这下，我们全家如同突遭雷击。母亲经常哭上一阵，哭声能传到街上。母亲打发我给父亲送件衣服。父亲气色不好，脸色蜡黄干枯，像秋天的荒草。父亲瞅屋内没人对我说：“他们态度不好，还打人耳光。”我哭了。我头次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不光有温情，还有其它的。父亲给我揩泪，压低嗓音说：“他们再打我，我就到公社说理去。”
第三天头上，事情出现意外的反转。偷粮贼还回了一口袋高粱。生产保管员五条有仓库的钥匙，又是那几天晚上轮班下夜的安全员。据他说，他值班时发现一只白皮口袋，明晃晃搁在库房门口。
“肯定是贼送回来的，这贼还有点儿良心。”五条对社员们说。
粮食失而复得，再次让父亲大惊失色。到嘴的粮食又吐出来，这个贼人演得是哪一出。四队的社员们心里都毛毛糙糙的。偷盗和返还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完成，这贼人难道是孙猴子变的？
但不管怎么说，生产队挽回部分损失，你说贼人良心发现也好，害怕也行，客观上让父亲的“罪行”减轻不少。之前，大队干部暗中盘问过几个人，都没啥结果。抓贼要赃，拿不出真凭实据，社员是会扬铁锹的。
眼下正是夏播时节，各生产队早出晚归，干得动活儿的都在地里。时令不等人，你糊弄地一季，地糊弄你一年。因此，四队队长旺财巴不得早点儿把这事了了，好一门心思营务地里的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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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个“悔罪”的情节，旺财主动联系我母亲，俩人嘀咕了一阵子，一同去了大队部，我也跟在后面。我在外人面前胆子大，学话明白，因此母亲去哪愿带着我。
接下来的发展像戏台上变戏法，明明一方手绢，眨眼间变成一只白鸽。大队部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方桌上显眼处卧有一台手摇电话机，此外就是暖水瓶、茶杯，还有一摞报纸，外加几把硬木椅子。大队干部不用坐班，有事则来，无事务农。我们去时，大队书记在那坐等。大队书记姓刘名延展，是我母亲家一个远房侄子，连着那么点儿亲戚关系，可以忽略不计。
几个人坐下来一商量，决定不上报，这个案子私下解决算了，乡里乡亲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得开个社员大会，说明一下，不能不了了之。四队也得自己拿个处理意见。这个处理方式，让在场的母亲愣是没弄明白，等她明白后，更加慌乱无措。
不知道哪方起得作用，反正事情的走向出乎人意料的顺利。初夏时节，草疯长，树翠绿，空气透明纯净，却又混杂着一丝异味，这是乡村的味道。
会议开在黄昏，地点选在村小学操场。一盏汽油灯悬在教室的房檐下，天不太黑，白炽的光芒未能发挥出最大威力，但气氛营造出来了。
教室门前拼接了两张学习桌和几把木头凳子，大队刘书记刚从地头风尘仆仆地回来。刘书记平常喜欢披着衣服，并耷拉着俩袖，逢有风天时像两只小翅膀呼扇起舞。目视之下，刘书记坐在中间，两边是四队队长旺财和令先爷。我父亲倚在墙边的阴影里，低头耷眼，听之任之。操场内，稀稀拉拉站着些男女老少。
刘书记站起来，简略说明情况和处理意见后，接着话锋一转，说：“盗窃集体财产，偷盗粮食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咱们大队能出现这种情况，跟一些人私心作怪有关，跟一些人集体观念淡薄有关，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刘书记平时报纸没少看，当中有些话似曾相识。
四队给出的处理意见是，鉴于已经返还一口袋粮食，损失有所弥补。我父亲看管失职，负有重要责任，另一口袋粮食让我家拿工分抵价赔偿给集体。那半口袋玉米由旺财自己想法解决。他是生产队长，咋说也得有个态度吧。“集体的财物哪能说丢就丢呢？”旺财敲打社员们说。旺财这招挺高明，既维护了全队社员利益，又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至于那半口袋玉米后来咋解决，没人予以关注，也许是不敢过问。
现在回过头来看，大队当时看似有理有据的处理方式，却给我父亲后来的生活埋下了更苦痛的隐患。我父亲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牺牲品，那几袋粮食我家连一粒米都没见着不说，还倒赔几个月的工分，更重要的是头上凭空戴了一顶贼人的帽子。
那个年月，名声甚至比性命都要紧，子女嫁娶、考学、参军都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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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件事后，我们家人似乎受到社员们排斥，下地间苗、锄草、上肥都没人愿意跟我们分一个组，就连歇工时，他们也不愿和父亲挨在一起。有父亲在的地方，他们聊天的话题都很节制，往往顾左右而言他。 这让父亲非常苦恼，但父亲没有埋怨，而是放低姿态与他们拉呱。而当时已有传言说，偷粮食的贼人是某某某，而此人还是同一个生产队。父亲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也相信巷里巷外住了几辈子的邻居们会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他、接纳他的。
更苦痛的遭遇是在两年后，父亲突然成为了全村“四类分子”的“富农分子”，要进行劳动和思想改造，起因还是没绕开当年生产队被偷盗的粮食，言之凿凿，我父亲多吃多占，不改造他改造谁。还有一人跟父亲年岁相仿，是同村的刘叔，他比父亲早几年成为改造对象。据说，他被人告发曾言语调戏过外村的张寡妇，现在父亲和他成为村里的“异类”。
父亲煞是悲愤，他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巨大的愤怒找到大队干部评说。此时的大队书记换成了一个年轻人，公社下来蹲点吃派饭的人也在场。据父亲后来说，那天的场景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父亲像一头暴怒的公牛，口鼻嘶嘶喷着气息，他想暴揍这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他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他如今的结果负有责任，哪怕有一个人心存一点儿善念，他也不至于成为被人唾弃的改造对象。
现在想来，父亲当年还是太单纯。公社的蹲点干部态度和蔼，他让父亲坐下来说。父亲很执拗，挺了挺身子。公社干部笑笑说：“公社了解你的过去，你不就是当年因生产队粮食被偷受到处理的老权吗？”
父親隐隐预感到这里面有其它的名堂，至于有多复杂，他一个全身心务农的人根本参不透。蹲点干部喝口水，接着说：“那个处理结果，说实话公社并不认同，哪能那样处理呢？简直是一笔糊涂账嘛。”
父亲听不进去了，脑袋里的那条激流轰然作响，一路越石涉滩，从高处直撞下来——父亲奓着胳膊，浑身哆嗦起来，他突然爆出一句粗口。
父亲的恶劣态度并没惹恼干部们，他们很大度地不再与父亲理论，但对父亲的处理却毫无疑义。
父亲放弃了抗争，他认命了。
苦闷的父亲有时找被撤换掉的刘书记聊天，他还像过去一样，仍旧一口一声书记。刘延展说：“叫我刘延展，我现在不是大队书记了，跟你一样，种地农民。”父亲说出自己的委屈，刘延展似乎知道父亲想表达什么，可他不接茬，聊得最多的是孩子多吃不饱饭，再有就是庄稼、年景了什么的。父亲看出他不想过多涉入其它问题，也就不说了，于是俩人聊起了种庄稼。有回临走时，他嘱托，平日里多看看报纸，多听听广播，那上面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升初中了。父亲做了整整好几年顺民。父亲做得最多的劳动改造是扫街道。譬如说，逢年过节，村庄要扫街垫土，大队喇叭一响，父亲和刘叔便乖乖地来到大街上，挥起扫帚，由南至北把东西巷道清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很少生病，几乎没吃过药、打过针。问及秘诀，他乐呵呵地说：“干活干的。”问啥活干得最多，他依然笑着回答：“扫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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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很奇怪，比如两个行走在不同轨迹的套圈，说不准啥时就能撞在一起。有些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或者不合常理的事情，到最后发展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
在生产队劳作时，队长旺财和五条几个人对我父亲还算和善，遇到其他社员出言不逊，指桑骂槐，会站出来替父亲抵挡一阵。因此，我父亲和他们几个走得比较近，说话也随便，年节时会相互串门，从供销社打几两白酒，然后随便就着主家的腌萝卜条、咸豆腐干儿下酒，奢侈点的是几块冷的骨头和熟猪羊马肉，盘腿坐在炕上划拳谝段子。不管他们聊得话题有多杂乱和荤俗，但对当年粮食被偷这个话题讳莫如深，不约而同选择绕开或避过——谁也不会主动提及。正因为如此，他们这层融洽的关系得以一直持续到最后，直至另一件事成为最终的导火索，让当年的、现在的、不想触及的、逃避不了的一齐来了个大爆发。
年少时，我有时对大人们的处事方式感到不解和困惑，很早就有小道传言生产队干部和粮食被偷有关，而且他们也没有给过父亲实质性的帮助，父亲咋还能和他们称兄道弟？作为对我心中疑虑的回应，父亲只是极淡极轻地说道：“小孩子知道个啥。”并一再叮嘱我出去别乱说。
若干年后，我没考上大学，选择了当兵这条路。之后在异地固定下来。明知这一走就是今后的余生，我常在梦境中留连家乡小村袅袅的炊烟。上百户的烟气同时喷吐，阵状甚是壮观，最后形成一个蓬蓬勃勃的烟雾森林，烟囱上面端而尖。烟气继续升，冲不动了便半空浮住，此时是烟的海平面。
不过，我人虽在外，心思却常常翻山涉水一路波折地回到乡村。我牵挂父亲，惦记那些乡邻和他们的故事，为此，我留有很多村民的电话，后期有QQ，现在是村庄微信群。我在和父亲聊天时，也常会关注村人的一些动态。直到有年夏天，我休探亲假。闲聊时，父亲跟我说起一件事。起初，父亲声调还是愉快的。很快，父亲的说话声不再高亢，沉闷的声调预示着不会是让人欣喜地事情。果然，父亲说：“五条不想活了，那天拿着根麻绳到后沟的柳树上去寻死。绳结挂在树上，像催命的索具，可是他又不死，也许是临了又想起什么，围着树一圈圈转磨磨，鬼推似的。放羊路过的蔡坡清发现苗头不对，连哄带推把他弄回了家。”
彼时，父亲快九十了，照此推断，五条也七十大几一老头子了。
我问：“因为啥呀？”
父亲说：“他家大儿子和孙子父子俩合伙偷邻村的骡子，拉到邻县牲畜市场跟人买卖时被警察抓住，儿子是主犯判了四年半，孙子判了两年，一家俩男丁全进监狱了。”
我不解地问：“这和五条不想活有啥关系？”
父亲垂下头，捏玩着因长年劳作变了形的大拇指，然后又抬起头：“说起来，这事的起因还和当年生产队粮食被偷有些连带关系。”
父亲的话，再次燃起我胸中愤愤不平的火苗，父亲蒙受不白之冤，遭得罪还少吗？也没见过那些心中有愧者表示过什么，哪怕是一声叹息也行呀。我亲眼见识过父亲和刘叔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流汗扫街道时，那些旁观者恣意而嘲讽的哄笑声，我百分百相信，真正的贼就混在其中。
父亲从来不说出那几个贼的名字，我相信他也百分百知道，但他就是选择放弃，选择隐忍，选择重新接受。此刻，我再次埋怨父亲太窝囊。父亲却大度地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都过去那些年了，还提它干啥。况且，那年月都吃不饱，都是穷极饿怕了呀。” 话题还是接着五条寻死未成说下去。综合父亲断续的叙述，事件的事实、缘由和结局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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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国家“摘帽”那年五十多岁，正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的田地承包到户。我们家里分有二十多亩地，农闲时父亲赶着骡车从村西的国营煤矿买煤炭，然后再卖到城镇国营商店、饭店和门市部，从中赚取差价。那年月的钱值钱，两三年下来，我们家在全村算是第一个富裕户。往前推算，父亲当年被诬陷“多吃多占”，错划成“富农分子”接受改造。昔日今时，两相对照，父亲的感慨五味杂陈。
手头宽裕的父亲成为村中的焦点，惹得村庄的某些人心里很不舒服。这些人坐在街道的青石条上，嘟腮弄气，说不出好话。
说归说，毕竟硬挺的钞票诱惑力太大。这些人陪着笑，相继涌到我家新起的院子，有的递烟，有的说好话，目的只有一个，带着他们一起干。父亲手抖抖着，因为兴奋而有些语无伦次。他忙不迭地招呼家人泡茶、拿凳子，让这些主动登门的乡邻坐下来好好说说话。这些人中，就有三棍、原生产队长旺财，这两人守家种地，每家拖家带口五六个人，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没有多余的钱。五条也想来，却不知为啥没敢登门。父亲问过，没人答得上来。
在我家新铺的青砖院子，父亲居中而坐，腰板直得像衣服后背支了根棍儿。父亲头回活得像个将军，面对着他手下的士兵，声音洪亮、高亢有力，他不必卑微地曲身察看别人的眼色;不必低眉耷眼，逆来顺受，顾及别人是否高兴。他身前围着过去他不敢主动搭理的邻居乡友们。父亲一个儿劲吩咐母亲续水，打发二妹买好烟，买最贵的红塔山。烟雾中，父亲大手挥了好几次，说：“莫啥，莫啥，都是一个村住着，有钱大家赚。”大家就同声说父亲人好，你不发财，没天理。
每送走一拨乡邻，父亲关好街门，背着手，一步七十厘米，迈着方步走回到院当中，停下，望望天，俯看地，猛然间，清咳几下，接着很响亮地飞出一口痰，然后缓缓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手绢，仔细擦净口鼻，依然折叠好缓缓收好，说了声“真他娘的舒服”，这是父亲第二次爆粗口。母亲看不惯现在的父亲，坐在炕上敲窗玻璃，骂：“老东西啥时添上这个毛病了。”不久，我们村组成一个五六辆骡车的贩煤队伍，进城镇、去乡村，着实红火过几年。
有时我多次在想，人性是多变和幽暗的，无论是外人或是亲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下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很难用好与坏来界定和区分。比如我的父亲，比如我的乡邻们，他们是可爱的、善良的不假，但谁又能猜得透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呢？谁又能保证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性向善还是为恶呢？父亲有回说，难懂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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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说说五条。
其实，田地承包到户后，五条家生活得并不好，他兄妹六个，各个分家单过，各家日子一样，谁也帮衬不了谁。在生产队那几年，他是生产队大管家，是社员不能轻视的人物。棉裤腰里长年别着一大串钥匙，故意在人前扭来扭去，走来走去，腰部也随着步伐的轻重快慢“哗拉哗啦”响个不停。那几年，他们家两口子一口气生出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分田到户后，他们家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光景过得不如人，五条的精气神就萎靡下去，过去还常和父亲串门儿聊天，后来就不怎么来了。
有一年，五条家大儿子说下一房媳妇，家里短个一百来块钱。五条愁得一夜增添半头白发，全村人他想了个遍，实在是没谁能借给他。无路之時，他想起我父亲，但也不确定能否借出来。那天早上，五条在我家门前来来回回走了六七遍，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就是没有勇气推开我家的街门。后来还是父亲出街时发现他，借给他七十元。两年后，五条才零零碎碎地还清。
但不知道啥原因，自打父亲借给他钱后，五条并没有感激父亲的意思，相反更加疏离。有时本来相向走在街道上，老远见到父亲，五条便返身折回去，实在躲不过，冲父亲打个招呼，然后快速地走掉。父亲也很苦闷，他实在想不透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好。
转眼，五条的大儿子家的儿子也长大成人，自己搞了个对象，女方家要四千六百六十六元彩礼，至于家电、衣物、金首饰等更是不可缺的。置办不齐女方不过门。五条的大儿子也种地、打零工，家境一般。最终，父子俩铤而走险，偷盗骡子。当地骡子金贵，好一点儿的一匹上万元。被警察抓住后，五条的大儿子把责任全揽过来。警察办案讲究刨根问底，连祖孙三代都要问个清楚。在两人分开审讯过程中，就查出了他们家过去的污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五条曾伙同别人偷盗生产队的粮食。
隔天，一辆警车左转右拐，停在五条家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三名警察直接进了他家院子。不长时间，五条被两名警察夹在中间带走了。五条家门口围了不少人，个个目瞪口呆，直到警车没影了，村人们还没从震惊中醒过味儿来。后续的处理就是五条的儿子合孙子父子俩被判刑，而五条似乎没什么事，没过几天就给放回来了。
但他是当年偷粮的贼人这一消息坐实了，并逐渐在村庄里传播开。至于其他偷粮食的贼人身份似乎并没泄漏出去，但村庄的人都怀疑旺财也算一个，可是旺财早已去世，人死为大，查谁去。不过，村庄还有一个人有嫌疑，可人家的儿孙满不在乎，并在街道上放出话来：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句流言。惹急了，我家的菜刀可不是吃素的。
五条寻死未成后，把自己囚禁在院子里，到死没走出街门一步。这个结局并不是父亲愿意看到的，他常陷入焦虑中。有时候家人聚集在一起，闲聊时问起当年的贼人还有谁，父亲会摆摆手，说：“都过去那么些年了，提那干啥。”其实，就是父亲不说，现在还有谁稀罕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有一天的下半夜，生产队的仓库让贼人卸下两扇门板，丢失了两口袋高粱和半口袋玉米。在这交待一句，生产队的这个仓库当时就在我家院子东仓房。一溜三间小平房，土坯墙壁，木头门窗，钻风漏雨。因存放的粮食少，仓房经常空置出大部分面积，里面稀有金贵的谷黍和高粱米却是生产队一百多号人的救命粮。因在我家院子里，我父亲不容分说成为义务安全员，不挣工分，专司安全保卫之职，却无权动用公家一粒粮食。
粮食被盗那年，我十多岁，有了记事能力。模模糊糊中大概知道些原委。而知晓全部真相的是那些盗取的参与者，当然他们不会说出来的;再有就是我父亲，他也是过后才知道的。
我父亲今年九十来岁，还住在那个乡村，除了耳朵背，身体没啥大毛病。作为那件偷盗案的蒙冤者，父亲选择了大半生的沉默。于父亲而言，沉默并不代表接受，但是一种姿态。近些年，随着当年那些人相继作古，而他们的后人逐渐搬离乡村，不再回来。父亲才陆续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不能叫贼，都是穷极饿怕了呀。”
“下半夜，我就听到窗根底下哗啷响了一声，我当时还坐起来趴着窗户往外瞅，啥事儿没有，就又躺下睡了。”这句话，父亲说了好几十遍，先是跟生产队的人说，后向生产队长解释，再后来跟村大队书记介绍，再后来向公社专干的人一遍遍复述。
最先发现仓库粮食被偷的是早起喂骡马的三棍和生产队保管员五条。他们两家距离我家二百多米，都住巷东头。两家房屋东墙都是借用的一截天然的黄土崖壁，崖壁下十多米深的地方是早些年备战防空挖掘的地道。我们这些玩童曾点燃胶皮油松去探过险，地道纵横半面山坡，很长，很宽，最宽阔的地方能容得下一二十个人或卧或坐。村里有的人家挖储存土豆的地窨子，甚至能连通到下面的地道，藏东西，藏人都不在话下。
三棍负责生产队的五六匹大牲畜的草料饮水，起得别人早。那天天刚放亮，才刚下过一阵薄雨，云散去，路面依然湿潮。三棍出门，遇见五条也去生产队。俩人由东至西，路上一边咳着，一边东张西望。经过我家院墙街门时，三棍眼尖，发现两扇门板错开很宽的缝隙。粮库重地，大门里面有道插关，夜晚都是死死闩住的。两人站住。还得佩服三棍眼尖，他准确无误地发现几十粒高粱米星星点点沿着大门遗失在街道上。湿地皮呈现褐色，不细瞧还真发现不了那几粒粮食。三棍当时就嚷叫起来，五条没叫喊，几步冲进我家院子，接着两人一里一外嚷叫起来。我父亲早被惊醒，披着件衣服与五条同时出现在院子，也傻眼了。
傻了的父亲不知道接下来该咋办，三棍和五条进到库房，又马上出来。两人都面如土色，一人拿眼盯住父亲，另一人赶紧跑去找生产队队长旺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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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的粮食被贼偷了，这可是天大的祸事，等于从一百多名社员碗里夺食。这还了得！我父亲被吓得不知所措，忘记没穿裤子在外面站了好大一会儿。我们兄妹五个年龄尚小，当时想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见随后赶来的队长旺财满脸阴沉，他和保管员五条清点后，发现果然少了两口袋高粱米和半袋玉米。
约么一袋烟的工夫，四队的社员们涌到我家门前，交头接耳，咒骂偷粮贼不得好死，更有平日与我家不睦的人幸灾乐祸，“库房在他家院子，他就没发现一点儿动静？怕是家贼难防哦。”
一个问题在社员心中萦绕：贼人从院墙进来卸下门不算难事，问题是从大瓮里装粮食，运粮食，难道没有动静？而且蹊跷的是偷运粮食的口袋又送还回来（生产队的口袋有明显标志），这贼偷得蛮有水平哦，完全像是熟人所为。究竟谁是熟人？无疑，很多人的心里有着不甚明确的怀疑。
日上三竿，其他生产队人欢马叫地下地干活。四队的社员们没一人主动出工，都像看戏似的堵住我家街门。
我家院子临时辟成审问现场。队长旺财以及四队德高望重的令先爷和老齐叔三人组成审问小组。队长旺财旧衣灰裤，一顶辨不清颜色的帽子常年戴在头上，似乎不曾脱下来过。旺财居中，一左一右坐着令先爷和老齐叔。令先爷噙一只旱烟锅，时不时吧嗒几口，却不见有火星和烟冒出来;老齐叔呢，抱着膀子，一副闲事莫扰的神态。
院墙外，是一张张瘦黄的脸探头探脑，还有其他生产队的闲人陆续涌来，乌泱乌泱地站满半个街道。村庄太凋弊了，人们日复一日劳累得近乎麻木，他们太需要刺激和不出体力的休闲娱乐了。
我父亲像个犯罪的人，趷蹴在地上，两掌抱住头。旺财黑着脸让我父亲老实交待，父亲急得直扯自己的衣服，哭丧着脸反问：“让我交待啥呀？”
“粮食在你眼皮子底下被偷了，深更半夜你愣是没听出来，你就是失职，你就有责任。”旺财望望圍观的社员，词气决绝，从一开始，他就往我父亲有罪过的路上引。
父亲更加慌乱，嘴都瓢了，他老老实实回答：“下半夜，迷迷糊糊中是听到有动静。”
“是什么动静，你听仔细了？”我母亲让我从家里拿暖壶给爷爷和叔叔们续水。也许是牵涉到我家，我格外留点儿心。我看出旺财很是紧张，还有三棍和五条不知啥时也挤了进来。
父亲接着说：“我听见窗根底下砖头哗啷响了一声，我趴在窗玻璃上往外看，又吼喊了几声，见没啥事，又躺下睡着了，谁知道——”
审问小组的人低头耳语一番。没有预兆，旺财突然站起来大声喝令父亲说真话，粮食是不是他偷的。父亲吓得坐在地上，梗直脖子抗辩：“我没偷，我不是贼！”父亲佝偻的身子，让他明显比别人矮一大截。父亲又大声复述一遍之前说的。
院里院外骚动起来，有人公然质问生产队队长旺财，丢了大伙的粮食，苦夏不济时饿死人咋办？这是大家伙的保命粮，为啥生产队保管得那么松？还总放在老权家院里（我父亲叫老权）？言外之意，怀疑里面内鬼，里应外合私分了生产队的粮食，又说不定是看守人员监守自盗。
这话很有煽动性，人群吵嚷得更大声了。父亲哭丧着脸一再说自己没偷，要是偷了全家都不得好死，出门绊倒摔死，父亲挥胳膊发毒誓。可没人听他的，院内乱哄成一片。 老齐叔清清嗓子，一锤钉音：“不如交给大队管吧，不行还有公社呢，总能有个结果。”
3
父亲暂时被关在大队的西耳房里，不允许和别人见面。父亲在大队关了三天。先是大队书记审问，又是民兵连长审问、调查，我父亲这时反倒平静下来，对谁都是如实重复一遍那些话。我父亲头次历经此事，说话有时不够严密，问题就出在这儿。我父亲头回说是“趴着窗户往外瞅”，而后面几回，他又说是“趴着窗户往外瞅，还吼喊几声”。父亲到底有没有“吼喊”过？要知道，吼喊和没吼喊性质不一样，这反倒成为定性和争论的关键。父亲也是蒙了，他也分不清到底“吼喊”了没有。把三棍和五条喊来做证人，他们说父亲刚开始好像没说过“吼喊”。父亲彻底傻掉了。
父亲见谁对谁说：“我没偷，我不是贼”，又说“谁偷谁死全家”。
我母亲担心父亲挨打，她试图去看我父亲。关押我父亲的屋子总有人，没人时房门落锁。母亲急得直哭。她一次次去求旺财，说我父亲是冤枉的。旺财抽动着脸皮说：“现在都不好说。”
母亲急了，说：“那也不该是俺男人，不信你去搜，搜出一粒生产队的粮食，要杀要剐随便。”母亲最后一次去看父亲时是早晨，她气鼓鼓地靠在旺财家的门框上。地下草团上，旺财女人坐着拉风箱煮玉米稀飯。母亲待得久了，旺财女人很不高兴，拿眼剜母亲，起身一遍遍往锅里添水，粥都快熬干了，几个孩子直喊饿。
母亲扭身出来，旺财撵到门口说是送送。父亲的死不承认，让案子陷入僵局。那两日，村庄内气氛很吊诡，甚至有传言说要将父亲送到公社去，弄不好能判刑。
这下，我们全家如同突遭雷击。母亲经常哭上一阵，哭声能传到街上。母亲打发我给父亲送件衣服。父亲气色不好，脸色蜡黄干枯，像秋天的荒草。父亲瞅屋内没人对我说：“他们态度不好，还打人耳光。”我哭了。我头次意识到人与人之间不光有温情，还有其它的。父亲给我揩泪，压低嗓音说：“他们再打我，我就到公社说理去。”
第三天头上，事情出现意外的反转。偷粮贼还回了一口袋高粱。生产保管员五条有仓库的钥匙，又是那几天晚上轮班下夜的安全员。据他说，他值班时发现一只白皮口袋，明晃晃搁在库房门口。
“肯定是贼送回来的，这贼还有点儿良心。”五条对社员们说。
粮食失而复得，再次让父亲大惊失色。到嘴的粮食又吐出来，这个贼人演得是哪一出。四队的社员们心里都毛毛糙糙的。偷盗和返还都在人们的眼皮底下悄无声息地完成，这贼人难道是孙猴子变的？
但不管怎么说，生产队挽回部分损失，你说贼人良心发现也好，害怕也行，客观上让父亲的“罪行”减轻不少。之前，大队干部暗中盘问过几个人，都没啥结果。抓贼要赃，拿不出真凭实据，社员是会扬铁锹的。
眼下正是夏播时节，各生产队早出晚归，干得动活儿的都在地里。时令不等人，你糊弄地一季，地糊弄你一年。因此，四队队长旺财巴不得早点儿把这事了了，好一门心思营务地里的活计。
4
有了这个“悔罪”的情节，旺财主动联系我母亲，俩人嘀咕了一阵子，一同去了大队部，我也跟在后面。我在外人面前胆子大，学话明白，因此母亲去哪愿带着我。
接下来的发展像戏台上变戏法，明明一方手绢，眨眼间变成一只白鸽。大队部是一间简陋的房子，方桌上显眼处卧有一台手摇电话机，此外就是暖水瓶、茶杯，还有一摞报纸，外加几把硬木椅子。大队干部不用坐班，有事则来，无事务农。我们去时，大队书记在那坐等。大队书记姓刘名延展，是我母亲家一个远房侄子，连着那么点儿亲戚关系，可以忽略不计。
几个人坐下来一商量，决定不上报，这个案子私下解决算了，乡里乡亲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得开个社员大会，说明一下，不能不了了之。四队也得自己拿个处理意见。这个处理方式，让在场的母亲愣是没弄明白，等她明白后，更加慌乱无措。
不知道哪方起得作用，反正事情的走向出乎人意料的顺利。初夏时节，草疯长，树翠绿，空气透明纯净，却又混杂着一丝异味，这是乡村的味道。
会议开在黄昏，地点选在村小学操场。一盏汽油灯悬在教室的房檐下，天不太黑，白炽的光芒未能发挥出最大威力，但气氛营造出来了。
教室门前拼接了两张学习桌和几把木头凳子，大队刘书记刚从地头风尘仆仆地回来。刘书记平常喜欢披着衣服，并耷拉着俩袖，逢有风天时像两只小翅膀呼扇起舞。目视之下，刘书记坐在中间，两边是四队队长旺财和令先爷。我父亲倚在墙边的阴影里，低头耷眼，听之任之。操场内，稀稀拉拉站着些男女老少。
刘书记站起来，简略说明情况和处理意见后，接着话锋一转，说：“盗窃集体财产，偷盗粮食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咱们大队能出现这种情况，跟一些人私心作怪有关，跟一些人集体观念淡薄有关，必须克服这种思想。”刘书记平时报纸没少看，当中有些话似曾相识。
四队给出的处理意见是，鉴于已经返还一口袋粮食，损失有所弥补。我父亲看管失职，负有重要责任，另一口袋粮食让我家拿工分抵价赔偿给集体。那半口袋玉米由旺财自己想法解决。他是生产队长，咋说也得有个态度吧。“集体的财物哪能说丢就丢呢？”旺财敲打社员们说。旺财这招挺高明，既维护了全队社员利益，又提高了自己的威信。至于那半口袋玉米后来咋解决，没人予以关注，也许是不敢过问。
现在回过头来看，大队当时看似有理有据的处理方式，却给我父亲后来的生活埋下了更苦痛的隐患。我父亲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牺牲品，那几袋粮食我家连一粒米都没见着不说，还倒赔几个月的工分，更重要的是头上凭空戴了一顶贼人的帽子。
那个年月，名声甚至比性命都要紧，子女嫁娶、考学、参军都受影响。
5
自从那件事后，我们家人似乎受到社员们排斥，下地间苗、锄草、上肥都没人愿意跟我们分一个组，就连歇工时，他们也不愿和父亲挨在一起。有父亲在的地方，他们聊天的话题都很节制，往往顾左右而言他。 这让父亲非常苦恼，但父亲没有埋怨，而是放低姿态与他们拉呱。而当时已有传言说，偷粮食的贼人是某某某，而此人还是同一个生产队。父亲知道自己是无辜的。他也相信巷里巷外住了几辈子的邻居们会以一颗平常心对待他、接纳他的。
更苦痛的遭遇是在两年后，父亲突然成为了全村“四类分子”的“富农分子”，要进行劳动和思想改造，起因还是没绕开当年生产队被偷盗的粮食，言之凿凿，我父亲多吃多占，不改造他改造谁。还有一人跟父亲年岁相仿，是同村的刘叔，他比父亲早几年成为改造对象。据说，他被人告发曾言语调戏过外村的张寡妇，现在父亲和他成为村里的“异类”。
父亲煞是悲愤，他以超乎寻常的勇气和巨大的愤怒找到大队干部评说。此时的大队书记换成了一个年轻人，公社下来蹲点吃派饭的人也在场。据父亲后来说，那天的场景可以说是剑拔弩张。父亲像一头暴怒的公牛，口鼻嘶嘶喷着气息，他想暴揍这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他认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对他如今的结果负有责任，哪怕有一个人心存一点儿善念，他也不至于成为被人唾弃的改造对象。
现在想来，父亲当年还是太单纯。公社的蹲点干部态度和蔼，他让父亲坐下来说。父亲很执拗，挺了挺身子。公社干部笑笑说：“公社了解你的过去，你不就是当年因生产队粮食被偷受到处理的老权吗？”
父親隐隐预感到这里面有其它的名堂，至于有多复杂，他一个全身心务农的人根本参不透。蹲点干部喝口水，接着说：“那个处理结果，说实话公社并不认同，哪能那样处理呢？简直是一笔糊涂账嘛。”
父亲听不进去了，脑袋里的那条激流轰然作响，一路越石涉滩，从高处直撞下来——父亲奓着胳膊，浑身哆嗦起来，他突然爆出一句粗口。
父亲的恶劣态度并没惹恼干部们，他们很大度地不再与父亲理论，但对父亲的处理却毫无疑义。
父亲放弃了抗争，他认命了。
苦闷的父亲有时找被撤换掉的刘书记聊天，他还像过去一样，仍旧一口一声书记。刘延展说：“叫我刘延展，我现在不是大队书记了，跟你一样，种地农民。”父亲说出自己的委屈，刘延展似乎知道父亲想表达什么，可他不接茬，聊得最多的是孩子多吃不饱饭，再有就是庄稼、年景了什么的。父亲看出他不想过多涉入其它问题，也就不说了，于是俩人聊起了种庄稼。有回临走时，他嘱托，平日里多看看报纸，多听听广播，那上面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我升初中了。父亲做了整整好几年顺民。父亲做得最多的劳动改造是扫街道。譬如说，逢年过节，村庄要扫街垫土，大队喇叭一响，父亲和刘叔便乖乖地来到大街上，挥起扫帚，由南至北把东西巷道清扫得干干净净。父亲很少生病，几乎没吃过药、打过针。问及秘诀，他乐呵呵地说：“干活干的。”问啥活干得最多，他依然笑着回答：“扫大街。”
6
生活很奇怪，比如两个行走在不同轨迹的套圈，说不准啥时就能撞在一起。有些在当时看来合情合理，或者不合常理的事情，到最后发展的结局往往出人意料。
在生产队劳作时，队长旺财和五条几个人对我父亲还算和善，遇到其他社员出言不逊，指桑骂槐，会站出来替父亲抵挡一阵。因此，我父亲和他们几个走得比较近，说话也随便，年节时会相互串门，从供销社打几两白酒，然后随便就着主家的腌萝卜条、咸豆腐干儿下酒，奢侈点的是几块冷的骨头和熟猪羊马肉，盘腿坐在炕上划拳谝段子。不管他们聊得话题有多杂乱和荤俗，但对当年粮食被偷这个话题讳莫如深，不约而同选择绕开或避过——谁也不会主动提及。正因为如此，他们这层融洽的关系得以一直持续到最后，直至另一件事成为最终的导火索，让当年的、现在的、不想触及的、逃避不了的一齐来了个大爆发。
年少时，我有时对大人们的处事方式感到不解和困惑，很早就有小道传言生产队干部和粮食被偷有关，而且他们也没有给过父亲实质性的帮助，父亲咋还能和他们称兄道弟？作为对我心中疑虑的回应，父亲只是极淡极轻地说道：“小孩子知道个啥。”并一再叮嘱我出去别乱说。
若干年后，我没考上大学，选择了当兵这条路。之后在异地固定下来。明知这一走就是今后的余生，我常在梦境中留连家乡小村袅袅的炊烟。上百户的烟气同时喷吐，阵状甚是壮观，最后形成一个蓬蓬勃勃的烟雾森林，烟囱上面端而尖。烟气继续升，冲不动了便半空浮住，此时是烟的海平面。
不过，我人虽在外，心思却常常翻山涉水一路波折地回到乡村。我牵挂父亲，惦记那些乡邻和他们的故事，为此，我留有很多村民的电话，后期有QQ，现在是村庄微信群。我在和父亲聊天时，也常会关注村人的一些动态。直到有年夏天，我休探亲假。闲聊时，父亲跟我说起一件事。起初，父亲声调还是愉快的。很快，父亲的说话声不再高亢，沉闷的声调预示着不会是让人欣喜地事情。果然，父亲说：“五条不想活了，那天拿着根麻绳到后沟的柳树上去寻死。绳结挂在树上，像催命的索具，可是他又不死，也许是临了又想起什么，围着树一圈圈转磨磨，鬼推似的。放羊路过的蔡坡清发现苗头不对，连哄带推把他弄回了家。”
彼时，父亲快九十了，照此推断，五条也七十大几一老头子了。
我问：“因为啥呀？”
父亲说：“他家大儿子和孙子父子俩合伙偷邻村的骡子，拉到邻县牲畜市场跟人买卖时被警察抓住，儿子是主犯判了四年半，孙子判了两年，一家俩男丁全进监狱了。”
我不解地问：“这和五条不想活有啥关系？”
父亲垂下头，捏玩着因长年劳作变了形的大拇指，然后又抬起头：“说起来，这事的起因还和当年生产队粮食被偷有些连带关系。”
父亲的话，再次燃起我胸中愤愤不平的火苗，父亲蒙受不白之冤，遭得罪还少吗？也没见过那些心中有愧者表示过什么，哪怕是一声叹息也行呀。我亲眼见识过父亲和刘叔在众目睽睽下，弯腰流汗扫街道时，那些旁观者恣意而嘲讽的哄笑声，我百分百相信，真正的贼就混在其中。
父亲从来不说出那几个贼的名字，我相信他也百分百知道，但他就是选择放弃，选择隐忍，选择重新接受。此刻，我再次埋怨父亲太窝囊。父亲却大度地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都过去那些年了，还提它干啥。况且，那年月都吃不饱，都是穷极饿怕了呀。” 话题还是接着五条寻死未成说下去。综合父亲断续的叙述，事件的事实、缘由和结局是这样的——
7
父亲被国家“摘帽”那年五十多岁，正逢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的田地承包到户。我们家里分有二十多亩地，农闲时父亲赶着骡车从村西的国营煤矿买煤炭，然后再卖到城镇国营商店、饭店和门市部，从中赚取差价。那年月的钱值钱，两三年下来，我们家在全村算是第一个富裕户。往前推算，父亲当年被诬陷“多吃多占”，错划成“富农分子”接受改造。昔日今时，两相对照，父亲的感慨五味杂陈。
手头宽裕的父亲成为村中的焦点，惹得村庄的某些人心里很不舒服。这些人坐在街道的青石条上，嘟腮弄气，说不出好话。
说归说，毕竟硬挺的钞票诱惑力太大。这些人陪着笑，相继涌到我家新起的院子，有的递烟，有的说好话，目的只有一个，带着他们一起干。父亲手抖抖着，因为兴奋而有些语无伦次。他忙不迭地招呼家人泡茶、拿凳子，让这些主动登门的乡邻坐下来好好说说话。这些人中，就有三棍、原生产队长旺财，这两人守家种地，每家拖家带口五六个人，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没有多余的钱。五条也想来，却不知为啥没敢登门。父亲问过，没人答得上来。
在我家新铺的青砖院子，父亲居中而坐，腰板直得像衣服后背支了根棍儿。父亲头回活得像个将军，面对着他手下的士兵，声音洪亮、高亢有力，他不必卑微地曲身察看别人的眼色;不必低眉耷眼，逆来顺受，顾及别人是否高兴。他身前围着过去他不敢主动搭理的邻居乡友们。父亲一个儿劲吩咐母亲续水，打发二妹买好烟，买最贵的红塔山。烟雾中，父亲大手挥了好几次，说：“莫啥，莫啥，都是一个村住着，有钱大家赚。”大家就同声说父亲人好，你不发财，没天理。
每送走一拨乡邻，父亲关好街门，背着手，一步七十厘米，迈着方步走回到院当中，停下，望望天，俯看地，猛然间，清咳几下，接着很响亮地飞出一口痰，然后缓缓掏出一块折叠整齐的手绢，仔细擦净口鼻，依然折叠好缓缓收好，说了声“真他娘的舒服”，这是父亲第二次爆粗口。母亲看不惯现在的父亲，坐在炕上敲窗玻璃，骂：“老东西啥时添上这个毛病了。”不久，我们村组成一个五六辆骡车的贩煤队伍，进城镇、去乡村，着实红火过几年。
有时我多次在想，人性是多变和幽暗的，无论是外人或是亲人，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际遇下所表现出的差异性，很难用好与坏来界定和区分。比如我的父亲，比如我的乡邻们，他们是可爱的、善良的不假，但谁又能猜得透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呢？谁又能保证在特定的条件下人性向善还是为恶呢？父亲有回说，难懂是人心。
8
回头说说五条。
其实，田地承包到户后，五条家生活得并不好，他兄妹六个，各个分家单过，各家日子一样，谁也帮衬不了谁。在生产队那几年，他是生产队大管家，是社员不能轻视的人物。棉裤腰里长年别着一大串钥匙，故意在人前扭来扭去，走来走去，腰部也随着步伐的轻重快慢“哗拉哗啦”响个不停。那几年，他们家两口子一口气生出五个孩子，两男三女。分田到户后，他们家干活的人少，吃饭的人多。光景过得不如人，五条的精气神就萎靡下去，过去还常和父亲串门儿聊天，后来就不怎么来了。
有一年，五条家大儿子说下一房媳妇，家里短个一百来块钱。五条愁得一夜增添半头白发，全村人他想了个遍，实在是没谁能借给他。无路之時，他想起我父亲，但也不确定能否借出来。那天早上，五条在我家门前来来回回走了六七遍，一边走一边唉声叹气，就是没有勇气推开我家的街门。后来还是父亲出街时发现他，借给他七十元。两年后，五条才零零碎碎地还清。
但不知道啥原因，自打父亲借给他钱后，五条并没有感激父亲的意思，相反更加疏离。有时本来相向走在街道上，老远见到父亲，五条便返身折回去，实在躲不过，冲父亲打个招呼，然后快速地走掉。父亲也很苦闷，他实在想不透自己哪方面做得不够好。
转眼，五条的大儿子家的儿子也长大成人，自己搞了个对象，女方家要四千六百六十六元彩礼，至于家电、衣物、金首饰等更是不可缺的。置办不齐女方不过门。五条的大儿子也种地、打零工，家境一般。最终，父子俩铤而走险，偷盗骡子。当地骡子金贵，好一点儿的一匹上万元。被警察抓住后，五条的大儿子把责任全揽过来。警察办案讲究刨根问底，连祖孙三代都要问个清楚。在两人分开审讯过程中，就查出了他们家过去的污点。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五条曾伙同别人偷盗生产队的粮食。
隔天，一辆警车左转右拐，停在五条家的门前，从车上下来三名警察直接进了他家院子。不长时间，五条被两名警察夹在中间带走了。五条家门口围了不少人，个个目瞪口呆，直到警车没影了，村人们还没从震惊中醒过味儿来。后续的处理就是五条的儿子合孙子父子俩被判刑，而五条似乎没什么事，没过几天就给放回来了。
但他是当年偷粮的贼人这一消息坐实了，并逐渐在村庄里传播开。至于其他偷粮食的贼人身份似乎并没泄漏出去，但村庄的人都怀疑旺财也算一个，可是旺财早已去世，人死为大，查谁去。不过，村庄还有一个人有嫌疑，可人家的儿孙满不在乎，并在街道上放出话来：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句流言。惹急了，我家的菜刀可不是吃素的。
五条寻死未成后，把自己囚禁在院子里，到死没走出街门一步。这个结局并不是父亲愿意看到的，他常陷入焦虑中。有时候家人聚集在一起，闲聊时问起当年的贼人还有谁，父亲会摆摆手，说：“都过去那么些年了，提那干啥。”其实，就是父亲不说，现在还有谁稀罕当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