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制成功的企业都是相似的，而转制失败的企业各有各的悲剧。
　　其中，最令人惋惜就是科龙。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地处顺德的镇属企业科龙，前身是1984年创建的广东珠江冰箱厂，当年凭借镇里给的9万元试制费起步，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创业团队的拼搏及创造，很快成为家电业规模最大的企业。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1999年，创始人潘宁“被退休”，辞去科龙集团董事长职务，迅速移民加拿大。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一方面，科龙发展的确离不开顺德政府的大力支持，是集体资本提供了企业第一笔启动资金，而政府则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里不遗余力。比如，当年广东珠江冰箱厂要扩建，但镇里已经没有地可以征用。镇领导就炸平了镇里一座小山，让潘宁建厂。而另一方面，政府太多的行政干预，也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困扰和危机。
　　在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下，企业资本与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不仅政企不分，企业家也常常是半官半民，甚至是官民一体。比如，潘宁早期曾经是容奇镇工交办副主任，后来曾执掌科龙的徐铁峰，曾任新合并的容桂镇第一任镇长，在掌管这个大型企业之前，他一直是镇里的基层干部。这些当初曾经令企业获益的公有产权和官员身份，日后都导致了企业在产权改制中的风波迭起。
　　其实万般冲突，最后都归于一个问题，即在对企业进行产权界定时，如何给当初做出重大贡献的企业家们，特别是创业团队定价？正是杰出的企业家精神、企业领袖敏锐的商业直觉和超前眼光，重塑和改造了企业的命运。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里旗帜鲜明地提出“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他认为需要思考如下问题：“在一个独立于行政权力控制之外的‘公有制企业’里，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是否存在？怎样存在？如何在现有企业制度里起实际作用？企业家如何被激励，以及可能如何进一步变化并影响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
　　理想的模式当然是在企业发展的进程中，以部分企业利润分享权和企业控制权来对企业家的人力资本进行回报。
　　但在现实中，故事往往有另外一个结局。
　　企业家人力资本产权”，是问题的根本
　　正如案例中所呈现的那样，科龙电器获准发行A股，一度成为中国实力最雄厚的公司之一。但是股份制改制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创始人人力资本产权问题，结果导致潘宁因为年龄的原因需要退休而离任。
　　但失去了企业灵魂人物的科龙，开始面临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易主”风波，以及犹如山崩般的盛极转衰。
　　当格林柯尔成为科龙第一大股东，科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更新为顾雏军的时候，一场席卷全国的“郎顾之争”从此展开。“郎顾之争”引爆了媒体、学界乃至政界对于国有资产流失和国企产权改革的大争论。学术界迅速分化成“左、右”两大阵营，包括著名公共知识分子秦晖在内，一批国内经济学家、人文学者、法学家等纷纷参加争辩，从个案上升到问题，上升到主义，从会计处理是否涉嫌財务造假，发展到讨论企业家信托责任，发展到“国有资产流失”和“国退民进”，以及“私有化”的争论——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规模最大、火药味最浓的一次大论战，被誉为是“改变了中国经济以及国企改革走向”的一次思想大交锋。“郎顾之争”以顾雏军锒铛入狱而突然终结。
　　如果说“郎顾之争”让顾雏军的命运急转而下，那么，自1990年代开始的企业产权改革，则让许许多多的人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同样被改变的还有企业的命运，今天的科龙已经纳入到海信旗下，正式更名为海信科龙，它依然稳健地发展，但已经不在第一梯队。
　　2005年8月，在“郎顾之争”刀光剑影、科龙奄奄一息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曾经撰文，题为《可惜了，科龙》，文章说：“最近读科龙的报道，被一个问题折磨：要是还由创业老总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可忍不住就要那样想。”
　　（本文作者陈春花系北京大学国发院BiMBA商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