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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前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崛起使“国学”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被赋予了更多积极有益的价值意义，所以王富仁先生称之为“新国学”。对“新国学”观念的理解需尊重现代文学生存的历史语境，既要尊重近现代强力的反传统态度;又要不受种种所谓“理论”的操控，通过史料的充分发掘，将研究视界落实在客观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史实中。“新国学”研究的视界与范式需立足于当下中国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显示出越来越强盛的优势的现实语境，“新国学”研究应对中国文化传统因素进行正面和负面以及优劣的甄别，进而作出积极有益的取舍和改造，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以确立科学性“全球化”批评观。
关键词：现代文学 新国学 研究视界 范式
一.“新国学”研究热点的起源语境
“新国学”是王富仁最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他在《新国学论纲》中曾經着重地指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1]“新国学”热的出现，最初缘起于海外学术思潮的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不断除弊创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盛。西方的衰弱和中国的高速发展，让西方社会开始认真对待并探究中国的特质，尤其是一批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他们更是强烈感受到当今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量，他们从西方的经验出发，考察汉学的特性及其价值性。对此王富仁先生论述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开放，首先是向海外汉学研究界的开放。夏志清、司马长风、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等华裔美国汉学家、香港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曾给予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显著的影响，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复兴过程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2]在全球化时代重新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和价值性的背景下，“国学”这个概念便引起了大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诸学科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度关注的“国学”，不但是一个学科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体系，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结构而存在，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国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渊薮，被赋予了更多积极有益的价值意义。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国学”已经大不同于近现代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性标识的“国学”，所以王富仁先生称之为“新国学”，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一直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及文学界，都将中国的现代化文明进步的方向，归结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接受，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这种境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表现得特别严重。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带有一种在西方文化面前自愧不如的情绪，这是强用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价值，不仅会严重误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创作特色，而且，造成学术研究视界和范式的扭曲和偏执。
“新国学”研究潮流的形成，有两个重要背景因素，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浪潮”在观念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强劲冲击，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带来了国家巨大的发展进步，中国成为了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更快、成就更突出、内部矛盾少得多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特别是感受更明显的海外华人世界，对中国特有的一切包括自五四以来始终被贬抑的传统文化，开始进行全面地、多维度地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形成了以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性为支撑的中国特色，于是，中国的学术界便形成以“新国学”为导向的研究热点。
二.对“新国学”观念的理解需尊重现代文学生存的历史语境
“国学”观念的产生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自认开明地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救国策略，“国学”在这时期具有了与西方现代文化相对的观念体系。有学者对“国学”的存在特色及其价值意涵作了全面概括：“‘国学’作为近代意义的新名词新概念，最早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意思是指与西学相对的本国故有的学问或文化。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学呢？有的认为国学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有的认为国学应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精华。国学大师章太炎主要从经史子集的范围来论述国学;钱穆则主要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阐述国学;而胡适则把国学视为‘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3]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表明了“中体西用”不可能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也就宣告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失败，“国学”的存在意义便受到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质疑，这成为五四时期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要诱因和客观根据。
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文明进化历程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言，“国学”总是作为“传统”的代名词与“现代”相对立的，加之特殊的历史根源，使得“国学”成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体系的代表。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但那时的‘中学’，不论是在复古派官僚那里，还是在洋务派官僚那里，指的仅仅是在当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并且是被宋明理学家系统改造过、顺从了异族政治统治的有清一代官僚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运用的伦理道德系统，而现代科技则被划归西方文化并且作为对西方文化全部内容的理解和运用。”[4]在近代及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将西方文明作为社会文明进化的标识给以尊崇，并以此批判甚至彻底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便被确认为中国传统陈腐性的根基。
尽管“国学”特别是“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了，甚至被贬损了。然而当时激进的反传统，却是历史语境下的一种必要选择，因为当时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严重落后于西方，中国迫切需要走向世界，需要全方位实现由保守落后的传统封建社会形态向文明发展的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型。即使中国现代文学呈现的是本土现代性，也充分显示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在与中国的传统性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但也充分标明，“国学”、“传统”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体现的文化意涵及价值性，是相对的，始终处于发展演变之中。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国学”涉及到的两个观念“国故”和“国粹”，都受到了新文化界的批判。比较而言，“国粹”被认为更集中承载了中国传统的遗弊，在鲁迅等新文学家的笔下，对“国粹”的讽刺和批判异常锐利，这是对国学评判的历史语境，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然而“新国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却激活了“国粹”，形成了对中国民族根性和传统文化的过度认同，也就生成了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意识的批判性反思，甚至对鲁迅的彻底反传统思想，都为此进行重新审视这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种种理论的冲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界极其广泛，却又错杂纷乱，主线迷失。为此，现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一种响亮的声音，希望研究者不受所有的所谓“理论”的操控，直接面对历史本身，将研究视界落实在客观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史实中，以准确和详实的史料为依托，为依据，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恰当借鉴种种理论。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论，确立的标准和规范便是史料的发掘、甄别、梳理和整合，形成了在当时被广泛认可的史料研究范式。这种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在学术界被高度重视，“史料的出场远比思想的发挥更重要”[5]例如“史料研究”立足于实证鲁迅，有积极有益的一面，是能够客观、准确地对待鲁迅，而且能够尽可能还原真实的鲁迅;消极的一面，易被繁琐的史料遮掩内在的本质，忽视理论的剖析和建构，会将鲁迅理解得零散和浮泛，对鲁迅生命本质的深刻性和复杂矛盾性达不到完整的和多层面的阐释。“新国学”研究应该充分尊重历史语境的客观性，既明确鲁迅在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和言辞的激越，例如五四时期所处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鲁迅彻底的反传统态度的客观必然性。同时，“新国学”还应该以当下现实语境为参照，确认这种激烈和决绝的批判性，是有偏激的成分，为此对鲁迅作出更为全面的探究，甚至有所质疑。
鲁迅痛心疾首地说过，中国的封建传统性之深重，是极难改变，断难改变的，为此，只有用“异域的火来煮自己的肉”，那便是借助科学、民主的西方现代性思想，彻底改造中国封建传统的劣根性。在对待传统和吸取西方现代性思想观念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式是决绝的和偏激的，这是对根深蒂固、陈腐之极的封建传统性的致命一击，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针对特别的目标，这种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和方式是必要的。然而，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的确有其偏激之处。实际上，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在完成自我的启蒙，成为现代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在他的五篇文言论文中明确表示，要客观全面地看待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西方社會同样存在“文化偏至”的弊病。鲁迅始终反对文化“偏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皆是如此。即使在五四时期，鲁迅依然坚持他的“历史中间物”的进化观，因为这才符合事物进化的规律，他对于《新青年》阵营激越的西化态度报以静观的姿态。当然，基于实际的现实需要，鲁迅在五四时期也是激进的，而且努力“听将领”，与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取同样步调，可是客观情况的严峻，又使他时常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奉行“唯新是举”的价值准则，全面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在当时就受到质疑。这种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态度和方式，究竟必要性有多大，合理性有几分，是值得深入和细致地考察的。
三.“新国学”研究的视界与范式需立足于当下的现实语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转折点，这时期中国已经成长为在实力方面不逊于西方甚至不断赶超西方的强大国家。中国在全球化中越来越不可或缺，中国自身优势的不断强大，不仅自信增强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特有的社会体制以及民族根性、文化传统的积极有为的存在因素，于是，“新国学”便成为适应和引领这时期文化思潮的一大学术研究热点。
由此可知，“新国学”研究观念的提出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它是对国学的重新价值定位，是对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界的一种新拓展。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中，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性，越来越具有积极有为的发展潜力和成长优势，这是中国“国学”的文化范畴和文化特质在当今世界的生机焕发。
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现实实践，确实应该对国学观念及国学价值体系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应当与时俱进的，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在历史的语境中客观和全面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列核心观念：传统、现代、人学、启蒙、大众、通俗等等，应该尊重中国现代文学在当时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客观真实性的存在，包括如何客观地对待当时种种文化现象、文化形态以及整体性的民族文化模式的存在特征和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要不被历史性所限制，以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境况和发展前景为参照，从现实需要的标准正确对待“传统”、“现代”、“国学”，甚至“国故”、“国粹”等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核心观念。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便能够客观全面地考察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得失利弊，同样能够客观全面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中国当下的国学热，与近现代时期的“中学”、“传统”的内涵和价值取向有很大不同，所以应该称作“新国学”，这是以当下的现实立场对中国文化传统因素进行正面和负面以及优劣的甄别，进而作出的积极有益的取舍和改造。“新国学”不是固守传统文化，而是在当下的新的世界格局中，与时俱进地去重新审视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本体性的阐释拓展文化空间。
“新国学”研究视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确立了相应的研究范式，“新国学”论者不可如同文化全球化论者扬西抑东那样走向理论偏颇，“新国学”研究在审视和宏扬传统文化时，不应过多过高地确认传统文化的长处与优点，也不应过多地评述西方文化的短处和缺点。“新国学”研究不能针对文化全球化论者坚持西方文化话语权霸权，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及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应该客观和科学地对待中西方文化，避免陷入扬东抑西的思维模式中。依据“新国学”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视界和范式，我们不仅要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对西方文化的吸纳重新进行价值评价，还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新国学”热有助于对“五四”新文学及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因为这种研究视界和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坐标系，但却深入细致地发掘出传统文化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的深广贡献，以及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具有的充分本土性特征。“新国学”热尤其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关系重新进行客观全面的定位，以此确认中国走向世界的自主、自信的姿态。西方文化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重塑的重要参照，但中国传统文化也定然是西方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照，如今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受欢迎，便充分说明了中西文化优势互补的现实需要和深远前景。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在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思想文化的先觉者便激情表述道：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合，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而演进于无疆。”[6]类似于“新国学”研究视界和范式，现代文学研究还应提倡科学性“全球化”批评观，这是与西方话语霸权的所谓“普世价值”批评大不相同的研究视界和范式，虽然这种批评范式也预设一个基本理论前提，但这是在宏阔比较视界中探究人的生命存在的特性及价值意义，理论范式同样是开放的、多元的、创造性的。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见《新国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2][4]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3]张顺发：《国学热与现代文学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
[5]李青果：《史料思维与现代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4.
（作者介绍：黄健，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关键词：现代文学 新国学 研究视界 范式
一.“新国学”研究热点的起源语境
“新国学”是王富仁最先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他在《新国学论纲》中曾經着重地指出：“‘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做出的新的定义。”[1]“新国学”热的出现，最初缘起于海外学术思潮的变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不断除弊创新，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盛。西方的衰弱和中国的高速发展，让西方社会开始认真对待并探究中国的特质，尤其是一批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他们更是强烈感受到当今的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量，他们从西方的经验出发，考察汉学的特性及其价值性。对此王富仁先生论述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自身的开放，首先是向海外汉学研究界的开放。夏志清、司马长风、林毓生、李欧梵、王德威等华裔美国汉学家、香港汉学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曾给予大陆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以显著的影响，并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复兴过程中发挥过相当大的作用。”[2]在全球化时代重新界定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和价值性的背景下，“国学”这个概念便引起了大陆学术界的强烈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与中国古代文化研究诸学科的地位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度关注的“国学”，不但是一个学科的名称，同时也是一个价值体系，它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结构而存在，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总体特征。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国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渊薮，被赋予了更多积极有益的价值意义。正因为如此，当下的“国学”已经大不同于近现代作为中国封建传统性标识的“国学”，所以王富仁先生称之为“新国学”，其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一直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及文学界，都将中国的现代化文明进步的方向，归结为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和接受，将“现代化”与“西方化”等同起来，这种境况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表现得特别严重。当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总是带有一种在西方文化面前自愧不如的情绪，这是强用西方标准来评价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价值，不仅会严重误读中国现代文学的创作成就和创作特色，而且，造成学术研究视界和范式的扭曲和偏执。
“新国学”研究潮流的形成，有两个重要背景因素，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全球化浪潮”在观念方面对中国社会的强劲冲击，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改革开放已经带来了国家巨大的发展进步，中国成为了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比西方发达国家，发展更快、成就更突出、内部矛盾少得多的独树一帜的国家，这就导致了中国社会，特别是感受更明显的海外华人世界，对中国特有的一切包括自五四以来始终被贬抑的传统文化，开始进行全面地、多维度地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现代化方向形成了以民族性和文化传统性为支撑的中国特色，于是，中国的学术界便形成以“新国学”为导向的研究热点。
二.对“新国学”观念的理解需尊重现代文学生存的历史语境
“国学”观念的产生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自认开明地接受了“中体西用”的救国策略，“国学”在这时期具有了与西方现代文化相对的观念体系。有学者对“国学”的存在特色及其价值意涵作了全面概括：“‘国学’作为近代意义的新名词新概念，最早是从日本移植过来的，意思是指与西学相对的本国故有的学问或文化。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学呢？有的认为国学指的是中国固有的学术;有的认为国学应是中华文化中最优秀的精华。国学大师章太炎主要从经史子集的范围来论述国学;钱穆则主要从学术思想的角度来阐述国学;而胡适则把国学视为‘中国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3]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表明了“中体西用”不可能挽救和振兴中华民族，也就宣告了“中体西用”思想的失败，“国学”的存在意义便受到了中国社会普遍的质疑，这成为五四时期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主要诱因和客观根据。
对于中国现代社会的文明进化历程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言，“国学”总是作为“传统”的代名词与“现代”相对立的，加之特殊的历史根源，使得“国学”成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体系的代表。正如王富仁先生所分析的：“在‘国学’这个学术概念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但那时的‘中学’，不论是在复古派官僚那里，还是在洋务派官僚那里，指的仅仅是在当时仍然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并且是被宋明理学家系统改造过、顺从了异族政治统治的有清一代官僚知识分子所接受和运用的伦理道德系统，而现代科技则被划归西方文化并且作为对西方文化全部内容的理解和运用。”[4]在近代及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将西方文明作为社会文明进化的标识给以尊崇，并以此批判甚至彻底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便被确认为中国传统陈腐性的根基。
尽管“国学”特别是“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某种程度上被误读了，甚至被贬损了。然而当时激进的反传统，却是历史语境下的一种必要选择，因为当时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都严重落后于西方，中国迫切需要走向世界，需要全方位实现由保守落后的传统封建社会形态向文明发展的现代社会形态的转型。即使中国现代文学呈现的是本土现代性，也充分显示出，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在与中国的传统性拉开了相当大的距离，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但也充分标明，“国学”、“传统”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体现的文化意涵及价值性，是相对的，始终处于发展演变之中。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下，“国学”涉及到的两个观念“国故”和“国粹”，都受到了新文化界的批判。比较而言，“国粹”被认为更集中承载了中国传统的遗弊，在鲁迅等新文学家的笔下，对“国粹”的讽刺和批判异常锐利，这是对国学评判的历史语境，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然而“新国学”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却激活了“国粹”，形成了对中国民族根性和传统文化的过度认同，也就生成了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主流意识的批判性反思，甚至对鲁迅的彻底反传统思想，都为此进行重新审视这也是需要认真面对的。
上世纪90年代初期，面对种种理论的冲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界极其广泛，却又错杂纷乱，主线迷失。为此，现代文学研究界发出了一种响亮的声音，希望研究者不受所有的所谓“理论”的操控，直接面对历史本身，将研究视界落实在客观存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史实中，以准确和详实的史料为依托，为依据，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恰当借鉴种种理论。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论，确立的标准和规范便是史料的发掘、甄别、梳理和整合，形成了在当时被广泛认可的史料研究范式。这种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在学术界被高度重视，“史料的出场远比思想的发挥更重要”[5]例如“史料研究”立足于实证鲁迅，有积极有益的一面，是能够客观、准确地对待鲁迅，而且能够尽可能还原真实的鲁迅;消极的一面，易被繁琐的史料遮掩内在的本质，忽视理论的剖析和建构，会将鲁迅理解得零散和浮泛，对鲁迅生命本质的深刻性和复杂矛盾性达不到完整的和多层面的阐释。“新国学”研究应该充分尊重历史语境的客观性，既明确鲁迅在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和言辞的激越，例如五四时期所处的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鲁迅彻底的反传统态度的客观必然性。同时，“新国学”还应该以当下现实语境为参照，确认这种激烈和决绝的批判性，是有偏激的成分，为此对鲁迅作出更为全面的探究，甚至有所质疑。
鲁迅痛心疾首地说过，中国的封建传统性之深重，是极难改变，断难改变的，为此，只有用“异域的火来煮自己的肉”，那便是借助科学、民主的西方现代性思想，彻底改造中国封建传统的劣根性。在对待传统和吸取西方现代性思想观念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的方式是决绝的和偏激的，这是对根深蒂固、陈腐之极的封建传统性的致命一击，立足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以及针对特别的目标，这种彻底反传统的态度和方式是必要的。然而，五四时期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的确有其偏激之处。实际上，早在留日时期，鲁迅在完成自我的启蒙，成为现代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在他的五篇文言论文中明确表示，要客观全面地看待西方的自由和民主，西方社會同样存在“文化偏至”的弊病。鲁迅始终反对文化“偏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现代文化皆是如此。即使在五四时期，鲁迅依然坚持他的“历史中间物”的进化观，因为这才符合事物进化的规律，他对于《新青年》阵营激越的西化态度报以静观的姿态。当然，基于实际的现实需要，鲁迅在五四时期也是激进的，而且努力“听将领”，与新文化和新文学阵营取同样步调，可是客观情况的严峻，又使他时常陷入苦闷和彷徨之中。五四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奉行“唯新是举”的价值准则，全面的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这在当时就受到质疑。这种全面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态度和方式，究竟必要性有多大，合理性有几分，是值得深入和细致地考察的。
三.“新国学”研究的视界与范式需立足于当下的现实语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转折点，这时期中国已经成长为在实力方面不逊于西方甚至不断赶超西方的强大国家。中国在全球化中越来越不可或缺，中国自身优势的不断强大，不仅自信增强了，而且进一步明确了自身特有的社会体制以及民族根性、文化传统的积极有为的存在因素，于是，“新国学”便成为适应和引领这时期文化思潮的一大学术研究热点。
由此可知，“新国学”研究观念的提出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它是对国学的重新价值定位，是对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界的一种新拓展。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中，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性，越来越具有积极有为的发展潜力和成长优势，这是中国“国学”的文化范畴和文化特质在当今世界的生机焕发。
中国社会的发展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现实实践，确实应该对国学观念及国学价值体系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应当与时俱进的，一方面，现代文学研究界应该在历史的语境中客观和全面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生存与发展的一些列核心观念：传统、现代、人学、启蒙、大众、通俗等等，应该尊重中国现代文学在当时社会环境背景下的客观真实性的存在，包括如何客观地对待当时种种文化现象、文化形态以及整体性的民族文化模式的存在特征和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又要不被历史性所限制，以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境况和发展前景为参照，从现实需要的标准正确对待“传统”、“现代”、“国学”，甚至“国故”、“国粹”等一系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核心观念。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期，鲁迅便能够客观全面地考察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得失利弊，同样能够客观全面地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
中国当下的国学热，与近现代时期的“中学”、“传统”的内涵和价值取向有很大不同，所以应该称作“新国学”，这是以当下的现实立场对中国文化传统因素进行正面和负面以及优劣的甄别，进而作出的积极有益的取舍和改造。“新国学”不是固守传统文化，而是在当下的新的世界格局中，与时俱进地去重新审视和挖掘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在全球化时代为中国本体性的阐释拓展文化空间。
“新国学”研究视界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确立了相应的研究范式，“新国学”论者不可如同文化全球化论者扬西抑东那样走向理论偏颇，“新国学”研究在审视和宏扬传统文化时，不应过多过高地确认传统文化的长处与优点，也不应过多地评述西方文化的短处和缺点。“新国学”研究不能针对文化全球化论者坚持西方文化话语权霸权，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以及国人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应该客观和科学地对待中西方文化，避免陷入扬东抑西的思维模式中。依据“新国学”观念以及由此形成的研究视界和范式，我们不仅要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对西方文化的吸纳重新进行价值评价，还要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价值。
“新国学”热有助于对“五四”新文学及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因为这种研究视界和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坐标系，但却深入细致地发掘出传统文化和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做出的深广贡献，以及中国文学现代性所具有的充分本土性特征。“新国学”热尤其突出的一个方面，是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关系重新进行客观全面的定位，以此确认中国走向世界的自主、自信的姿态。西方文化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重塑的重要参照，但中国传统文化也定然是西方文化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参照，如今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的广受欢迎，便充分说明了中西文化优势互补的现实需要和深远前景。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在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时候，思想文化的先觉者便激情表述道：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对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合，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而演进于无疆。”[6]类似于“新国学”研究视界和范式，现代文学研究还应提倡科学性“全球化”批评观，这是与西方话语霸权的所谓“普世价值”批评大不相同的研究视界和范式，虽然这种批评范式也预设一个基本理论前提，但这是在宏阔比较视界中探究人的生命存在的特性及价值意义，理论范式同样是开放的、多元的、创造性的。
参考文献
[1]王富仁：《新国学论纲》，见《新国学研究》（第1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版.
[2][4]王富仁：《“新国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文艺研究》，2007年第3期.
[3]张顺发：《国学热与现代文学研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7月.
[5]李青果：《史料思维与现代文学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564.
（作者介绍：黄健，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