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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道德、法律和民风
在伏尔泰的《风俗论》中，中国人具有褒奖善行的法律，人民守法重礼，民风庄重。
伏尔泰写道：“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养、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2 他认为，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官员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而帝王是一国的君父，国家像一个大家庭；他由此推论，“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3 这一观点，与许多当代学者认为中国自古没有“公共”的概念大相径庭。也不禁使人跨越时代联想到另一种富裕社会的现象——当代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富裕社会》中说资本主义、私人生产所得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公共服务的供应危机。4 在此提到这样的联想，并非想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早就有优于西方的内容，而是想指出一个事实，社会平衡问题是自古以来中外都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伏尔泰较早地注意到了中国政治自古有注重公共利益的一面。
伏尔泰认为当时一些旅行者和传教士在中国到处看到专制制度，是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他写道：“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认为在中华帝国很早的时代，人们便被允许谴责朝政，和平时期，官府的意见从来具有法律的力量，并说，“这一重要的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糊的责难”。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与孟德斯鸠的观点正好是对立的。尽管《风俗论》在《论法的精神》之后出版，但是，其中对中国的好感，要超过后者。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特征的研究，要比伏尔泰更具洞察。但是，伏尔泰在这方面值得赞扬的一点是，他注意到了一个国家可能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
伏尔泰客观地指出，跟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存在各种不良行为，但这些行为肯定也会受法律的约束。他对《海军上将安森回忆录》的作者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欺骗英国人而鄙视和讽刺中国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说：“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吗？假如中国人在我们沿海遇到船难，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可以没收沉船的财货，而按照习惯又允许杀死货主，那么中国人又将怎样评论我们呢？”6 在这方面，伏尔泰是公正而大胆的，他明确地反击了对中国人有偏见的批评。
对于中国人的礼节，伏尔泰指出了这些礼节有妨碍社会交往的一面，但同时他认为“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7 他说一些传教士注意到中国的公共市集上拥挤和混乱，“如果是在我们这里，就会引起粗鲁的吵闹，经常发生无礼举动；但在中国，传教士往往看到农民按当地的习惯，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他们互相帮助，心平气和地解决一切问题”。8
伏尔泰对于中国法律鼓励善行的一面大加肯定。他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9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装有金币的钱包上交给知府，最后被皇帝赐给五品官。他说，如果在法国，这个农民只能是被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他会被认为是非常富裕的。10
中国的宗教
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有自己的宗教，并且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宗教，实际上是一种学说。伏尔泰说，“他（孔子）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11 他认为，中国的宗教比西方的宗教理智得多；“当他们（中国）已经有单纯、明智、庄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时，我们的德洛伊祭司把小孩装在大柳筐里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托达泰斯还没有出现哩”；他说，“（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的宗教从未受到伪善者的玷污、政教之争的干扰和乖谬的革新教派的诬蔑”，“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12
伏尔泰高度赞扬了孔子和他的学说（宗教）。他说，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不做受神启者，不做先知，不宣扬奥义，而只以道德谆谆告诫人，宁愿教育人，而不统治人。伏尔泰认为欧洲有些人指责中国人是不信神者是某种狂热情绪作怪。他说：“我们中的某些人把这个几乎所有法律均以对赏善惩恶的上帝的认识为基础的帝国称为不信神者，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狂热情绪？”13 他质问道：“如果孔子是不信神者，那么加图和大法官洛比塔尔也是不信神者”。14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耶稣会士李明神甫和别的传教士的话说，“当其他民族还在崇拜偶像时，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15 李明即路易·勒孔特（1655-1728），他于1688年到北京，著有《中国现势续录》和《关于中国宗教仪式致曼恩公爵信》。伏尔泰参阅霍尔德《旅华实录》第3卷资料说：“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的诏书中都这样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祈祷必受天佑，为恶定遭天谴”。16他还从霍尔德《旅华实录》中转引了一副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横批：万有真元”。17 这幅对联是康熙皇帝赐给在北京传教士的，刻在天主教堂里，1735年巴黎版的霍尔德《旅华实录》书中收录。18 伏尔泰以此说明中国政府并非不信神。他又举了康熙皇帝的遗诏为例：“朕现年七十，在位六十有一载。此乃天地神明、宗庙社稷荫庇之恩，非朕之薄德所致”。19 他由此反击那些说中国政府是不信神者的信口开河。他说：“人们曾认为中国的儒生对无形的上帝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由此推论他们不信神则有欠公允”。20 他写道：“在非难这个大帝国的政府为无神论者的同时，我们又轻率地说他们崇拜偶像，这种指责是自相矛盾的。对中国礼仪的极大误会，产生于我们以我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习俗，我们要把我们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跪拜在他们国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敬礼，而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顶礼膜拜行为。我们误把桌子当祭台，我们就是这样这样地评骘一切的。”21“人们一方面激烈反对贝尔关于一个不信神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下来的说法，另一方面又同样声嘶力竭地叫嚷世上最有理智的帝国是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之上，这是只有我们才有的自相矛盾”。22 伏尔泰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在对中国文化礼仪的认识方面，他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明睿，显出了他对他国文化礼仪的尊重。他注意到了中华帝国的政府被同时指责为无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的矛盾性。关于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的说法，最引人注目的来源可能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马可·波罗在这部著名的行纪中记述了许多中国地区的城市和聚落，频繁地提到当地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23 这种说法一定对后来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教士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也定然加强了关于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的印象。至于无神论者的印象，则显然来自对中国儒家的世俗观和中国不是神权政治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对神、对宗教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实际上把中国的孔子学说（或者说“儒教”）视为是明智、庄严的宗教，借以抨击欧洲那些被狂热左右常常导致暴行的宗教以及残暴愚昧的神权政治。他说，“中国儒生的宗教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也没有为政教之争的内战所玷污”。24 实际上，在《风俗论》导论中，伏尔泰也拿出了一节，专门尖锐地抨击了神权政治。他以古印度、古波斯、古埃及、古希腊、古高卢为例，说明神权政治不仅统治时间很长，而且暴戾恣睢，干出了许多失去理智的暴行。伏尔泰认为，“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曾以童男童女作牺牲祭神”，“在被不恰当地称为文明人的民族中，我只看到中国人没有干出这种荒唐绝顶的暴行。在已知的古代国家中，唯有中国不曾受神职人员的统治”。25 他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26 孔子在世时，中国的各个诸侯国实际上鲜有施行他所倡导的律法；孔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渐渐被统治者采纳，并在其后诸朝代尤其是唐、宋、元、明、清等诸朝代不同程度影响了律法。因此，如果按照伏尔泰的说法，相对于欧洲，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了。
伏尔泰显然也注意到中国除了推崇孔子学说（儒教）之外，还有道教、佛教。他说，“中国的儒生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27 他认为佛教是迷信的，“把佛像说成是降临世间的神，并以最荒唐可笑因而也最易为无知百姓接受的仪式来膜拜”。28 他还说达赖喇嘛被作为活佛加以崇拜，“这也许是人类迷信的一个胜利”。29 伏尔泰客观地介绍了这种情况，并且似乎还对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性和必要的遏制流出不经意的赞赏。他写道：“官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在，但加以遏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从事僧侣这一职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30 应该指出的是，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地将孔子学说或儒教奉为国教；不过伏尔泰对于孔子学会或儒教在古代中国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伏尔泰对儒教的世俗性是肯定的，对于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也持肯定的态度。他写道：“地狱之说虽有用，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31
伏尔泰认为8世纪时，即查理曼的时代，“中国根本不知道基督教和信奉基督教的民族，这是千真万确的”。32 他认为传教士在陕西省发现的一块古叙利亚文和汉文的石碑（当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场耶稣会士主导的骗局，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一分支景教早在8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后来的研究证明，这块石碑是真实的。19世纪60年代后，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ean）承认了这块石碑的真实性，对于该块石碑真实性被认可，具有重要影响。33 后来，考古学也证明，这块石碑上刻的日期（即公元781年2月4日）是正确的。2006年5月，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了一件唐代景教经幢石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此石刻经文且可敦煌残本互补，殊为珍贵。此后，又有龙门西山红石沟当代景教瘗穴发现。2014年5月7日，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宣布此前不久在洛阳出土的一方墓志（《花献墓志》）被认定为唐代景教徒墓志，为景教在中国唐代的流行再添新证。34 伏尔泰在评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事上的失误，说明他在判断事物方面，有较多的主观成分。
标注信息：
1.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2.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9页。
3. 同上书，第249页。
4. 参见[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009年版，第181页。
5.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9页至第250页。
6. 同上书，第250页。
7. 同上书，第250页。
8. 同上书，第250页。
9. 同上书，第250页。
10. 同上书，第250页至第251页。
11. 同上书，第88页。
12. 同上书，第88页。
13. 同上书，第89页。
14. 同上书，第89页。
15. 同上书，第253页。
16. 同上书，第254页。
17. 同上书，第89页。
18. 同上书，第89页注释。
19. 同上书，第254页。
20. 同上书，第254页。
21. 同上书，第255页。
22. 同上书，第257页。
23. 参见[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
24.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5页。
25. 同上书，第47页。
26. 同上书，第253页。
27. 同上书，第90页。
28. 同上书，第255页。
29. 同上书，第256页。
30. 同上书，第90页。
31. 同上书，第90页。
32. 同上书，第259页。
33. 参见[美]邓恩著，《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余三石，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08年版，第177页至第179页。
34参见洛阳市文物局官方网站，2014年5月7日。
在伏尔泰的《风俗论》中，中国人具有褒奖善行的法律，人民守法重礼，民风庄重。
伏尔泰写道：“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养、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2 他认为，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官员是一个地方的父母官，而帝王是一国的君父，国家像一个大家庭；他由此推论，“正因为全国一家是根本大法，所以在中国比在其他地方更把维护公共利益视为首要责任。因之皇帝和官府始终极其关心修桥铺路，开凿运河，便利农耕和手工制作”。3 这一观点，与许多当代学者认为中国自古没有“公共”的概念大相径庭。也不禁使人跨越时代联想到另一种富裕社会的现象——当代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斯在其著作《富裕社会》中说资本主义、私人生产所得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公共服务的供应危机。4 在此提到这样的联想，并非想说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早就有优于西方的内容，而是想指出一个事实，社会平衡问题是自古以来中外都遇到的现实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伏尔泰较早地注意到了中国政治自古有注重公共利益的一面。
伏尔泰认为当时一些旅行者和传教士在中国到处看到专制制度，是从表面现象判断一切。他写道：“看到一些人跪拜，便认为他们是奴隶，而接受人们跪拜的那个人必定是1.5亿人生命财产的绝对主宰，他一人的旨意便是法律。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认为在中华帝国很早的时代，人们便被允许谴责朝政，和平时期，官府的意见从来具有法律的力量，并说，“这一重要的事实推翻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对世界上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提出的笼统含糊的责难”。5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在这一问题上，与孟德斯鸠的观点正好是对立的。尽管《风俗论》在《论法的精神》之后出版，但是，其中对中国的好感，要超过后者。在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说，孟德斯鸠对中国政体特征的研究，要比伏尔泰更具洞察。但是，伏尔泰在这方面值得赞扬的一点是，他注意到了一个国家可能对另一个国家的文化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
伏尔泰客观地指出，跟其他地方一样，中国也存在各种不良行为，但这些行为肯定也会受法律的约束。他对《海军上将安森回忆录》的作者因广州小民曾经想欺骗英国人而鄙视和讽刺中国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他说：“难道可以根据边境群氓的行为来评价一个伟大民族的政府吗？假如中国人在我们沿海遇到船难，根据当时欧洲国家的法律可以没收沉船的财货，而按照习惯又允许杀死货主，那么中国人又将怎样评论我们呢？”6 在这方面，伏尔泰是公正而大胆的，他明确地反击了对中国人有偏见的批评。
对于中国人的礼节，伏尔泰指出了这些礼节有妨碍社会交往的一面，但同时他认为“这些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树立克制和正直的品行，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这些优秀品德也普及到老百姓”。7 他说一些传教士注意到中国的公共市集上拥挤和混乱，“如果是在我们这里，就会引起粗鲁的吵闹，经常发生无礼举动；但在中国，传教士往往看到农民按当地的习惯，彼此作揖，为给对方造成麻烦而请求原谅，他们互相帮助，心平气和地解决一切问题”。8
伏尔泰对于中国法律鼓励善行的一面大加肯定。他说，“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9 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拾到旅行者装有金币的钱包上交给知府，最后被皇帝赐给五品官。他说，如果在法国，这个农民只能是被课以更重的军役税，因为他会被认为是非常富裕的。10
中国的宗教
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有自己的宗教，并且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宗教，实际上是一种学说。伏尔泰说，“他（孔子）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吏”，“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11 他认为，中国的宗教比西方的宗教理智得多；“当他们（中国）已经有单纯、明智、庄严、摆脱了一切迷信和野蛮行为的宗教时，我们的德洛伊祭司把小孩装在大柳筐里作为牺牲来祭祀的托达泰斯还没有出现哩”；他说，“（中国的）皇帝和官员们的宗教从未受到伪善者的玷污、政教之争的干扰和乖谬的革新教派的诬蔑”，“中国人特别在这方面胜过世界上的任何其他民族”。12
伏尔泰高度赞扬了孔子和他的学说（宗教）。他说，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不做受神启者，不做先知，不宣扬奥义，而只以道德谆谆告诫人，宁愿教育人，而不统治人。伏尔泰认为欧洲有些人指责中国人是不信神者是某种狂热情绪作怪。他说：“我们中的某些人把这个几乎所有法律均以对赏善惩恶的上帝的认识为基础的帝国称为不信神者，这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狂热情绪？”13 他质问道：“如果孔子是不信神者，那么加图和大法官洛比塔尔也是不信神者”。14为了支撑自己的观点，他引用了耶稣会士李明神甫和别的传教士的话说，“当其他民族还在崇拜偶像时，中国人便认识了真正的上帝，并在世界上最古老的天坛祭祀上帝”。15 李明即路易·勒孔特（1655-1728），他于1688年到北京，著有《中国现势续录》和《关于中国宗教仪式致曼恩公爵信》。伏尔泰参阅霍尔德《旅华实录》第3卷资料说：“中国政府在几乎所有的诏书中都这样说：冥冥上苍，万民之父，赏罚公正，祈祷必受天佑，为恶定遭天谴”。16他还从霍尔德《旅华实录》中转引了一副对联：“无始无终先作形声真主宰。宣仁宣义聿昭拯济大权衡。横批：万有真元”。17 这幅对联是康熙皇帝赐给在北京传教士的，刻在天主教堂里，1735年巴黎版的霍尔德《旅华实录》书中收录。18 伏尔泰以此说明中国政府并非不信神。他又举了康熙皇帝的遗诏为例：“朕现年七十，在位六十有一载。此乃天地神明、宗庙社稷荫庇之恩，非朕之薄德所致”。19 他由此反击那些说中国政府是不信神者的信口开河。他说：“人们曾认为中国的儒生对无形的上帝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但由此推论他们不信神则有欠公允”。20 他写道：“在非难这个大帝国的政府为无神论者的同时，我们又轻率地说他们崇拜偶像，这种指责是自相矛盾的。对中国礼仪的极大误会，产生于我们以我们的习俗为标准来评判他们的习俗，我们要把我们偏执的门户之见带到世界各地。跪拜在他们国家只不过是个普通的敬礼，而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顶礼膜拜行为。我们误把桌子当祭台，我们就是这样这样地评骘一切的。”21“人们一方面激烈反对贝尔关于一个不信神的社会不可能存在下来的说法，另一方面又同样声嘶力竭地叫嚷世上最有理智的帝国是建立在无神论的基础之上，这是只有我们才有的自相矛盾”。22 伏尔泰从未到过中国，但是在对中国文化礼仪的认识方面，他充分表现出一个杰出思想家的深刻洞察力和明睿，显出了他对他国文化礼仪的尊重。他注意到了中华帝国的政府被同时指责为无神论者和偶像崇拜者的矛盾性。关于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的说法，最引人注目的来源可能是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马可·波罗在这部著名的行纪中记述了许多中国地区的城市和聚落，频繁地提到当地的居民是偶像崇拜者。23 这种说法一定对后来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教士们在中国看到的一切，也定然加强了关于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的印象。至于无神论者的印象，则显然来自对中国儒家的世俗观和中国不是神权政治的印象。 我们可以看到，伏尔泰对神、对宗教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实际上把中国的孔子学说（或者说“儒教”）视为是明智、庄严的宗教，借以抨击欧洲那些被狂热左右常常导致暴行的宗教以及残暴愚昧的神权政治。他说，“中国儒生的宗教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也没有为政教之争的内战所玷污”。24 实际上，在《风俗论》导论中，伏尔泰也拿出了一节，专门尖锐地抨击了神权政治。他以古印度、古波斯、古埃及、古希腊、古高卢为例，说明神权政治不仅统治时间很长，而且暴戾恣睢，干出了许多失去理智的暴行。伏尔泰认为，“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曾以童男童女作牺牲祭神”，“在被不恰当地称为文明人的民族中，我只看到中国人没有干出这种荒唐绝顶的暴行。在已知的古代国家中，唯有中国不曾受神职人员的统治”。25 他说：“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律法的时代”。26 孔子在世时，中国的各个诸侯国实际上鲜有施行他所倡导的律法；孔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渐渐被统治者采纳，并在其后诸朝代尤其是唐、宋、元、明、清等诸朝代不同程度影响了律法。因此，如果按照伏尔泰的说法，相对于欧洲，中国历史上很长时间是“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了。
伏尔泰显然也注意到中国除了推崇孔子学说（儒教）之外，还有道教、佛教。他说，“中国的儒生崇拜一个唯一的上帝，但却听任人民受和尚的迷信行为蛊惑。他们接受道教、佛教，以及其他几种教”。27 他认为佛教是迷信的，“把佛像说成是降临世间的神，并以最荒唐可笑因而也最易为无知百姓接受的仪式来膜拜”。28 他还说达赖喇嘛被作为活佛加以崇拜，“这也许是人类迷信的一个胜利”。29 伏尔泰客观地介绍了这种情况，并且似乎还对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性和必要的遏制流出不经意的赞赏。他写道：“官员们认为人民可以信奉跟国教不同的宗教，就像食用一种比较粗糙的食物那样。他们容忍僧侣的存在，但加以遏制；而在几乎所有其他地方，从事僧侣这一职业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30 应该指出的是，古代中国从来没有明确地将孔子学说或儒教奉为国教；不过伏尔泰对于孔子学会或儒教在古代中国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是符合实际的。伏尔泰对儒教的世俗性是肯定的，对于中国的法律不谈死后的惩罚与褒赏也持肯定的态度。他写道：“地狱之说虽有用，但中国人的政府却从不采纳。他们只满足于鼓励人们虔诚敬天和为人正直”。31
伏尔泰认为8世纪时，即查理曼的时代，“中国根本不知道基督教和信奉基督教的民族，这是千真万确的”。32 他认为传教士在陕西省发现的一块古叙利亚文和汉文的石碑（当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一场耶稣会士主导的骗局，其目的就是为了证明天主教的一分支景教早在8世纪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后来的研究证明，这块石碑是真实的。19世纪60年代后，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宗教学家恩斯特勒南（ernest Renean）承认了这块石碑的真实性，对于该块石碑真实性被认可，具有重要影响。33 后来，考古学也证明，这块石碑上刻的日期（即公元781年2月4日）是正确的。2006年5月，洛阳隋唐故城东郊出土了一件唐代景教经幢石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这是继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之后，有关唐代景教石刻的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此石刻经文且可敦煌残本互补，殊为珍贵。此后，又有龙门西山红石沟当代景教瘗穴发现。2014年5月7日，洛阳市文物管理局宣布此前不久在洛阳出土的一方墓志（《花献墓志》）被认定为唐代景教徒墓志，为景教在中国唐代的流行再添新证。34 伏尔泰在评判《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一事上的失误，说明他在判断事物方面，有较多的主观成分。
标注信息：
1. 本文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号编号NCET-11-0717）成果之一。
2.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9页。
3. 同上书，第249页。
4. 参见[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著，《富裕社会》，赵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009年版，第181页。
5.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49页至第250页。
6. 同上书，第250页。
7. 同上书，第250页。
8. 同上书，第250页。
9. 同上书，第250页。
10. 同上书，第250页至第251页。
11. 同上书，第88页。
12. 同上书，第88页。
13. 同上书，第89页。
14. 同上书，第89页。
15. 同上书，第253页。
16. 同上书，第254页。
17. 同上书，第89页。
18. 同上书，第89页注释。
19. 同上书，第254页。
20. 同上书，第254页。
21. 同上书，第255页。
22. 同上书，第257页。
23. 参见[意]马可·波罗著，《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卷。
24. [法]伏尔泰著，《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55页。
25. 同上书，第47页。
26. 同上书，第253页。
27. 同上书，第90页。
28. 同上书，第255页。
29. 同上书，第256页。
30. 同上书，第90页。
31. 同上书，第90页。
32. 同上书，第259页。
33. 参见[美]邓恩著，《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余三石，石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第2008年版，第177页至第179页。
34参见洛阳市文物局官方网站，201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