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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艺术大众化作为一种社会对艺术的要求，一种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对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影响巨大，其一、由于艺术大众化所具有的明确的社会学指向，决定了中国画改革的依据已经不再是艺术本体而是社会需要。对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对于写实风格的推崇其实是一种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进入20世纪后，美术大众化思潮对中国画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其不断变革和发展。出现于20世纪中国画坛的画作名家们，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画朝大众化方向发展，让中国画获得新的生命力。在这种环境下，对于中国画而言，艺术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结果是艺术水准的高低不再是评判艺术高下的唯一依据。其二、艺术大众化要求艺术要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即艺术的通俗化，如果用艺术通俗化的要求来决定中国画的发展方向，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则是一种必然。对于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社会来说，对于写实风格的推崇其实是一种对现实主义创作的要求。
【关键词】：艺术大众化；写实风格；中国画
一、艺术大众化的体现
从字面上来看，大众化是社会学的名词，而艺术大众所蕴含的是艺术与社会间的紧密联系。艺术的大众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思想界与艺术界的一个重要主张，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艺术领域的一种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发表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这样认识艺术大众化：“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提出要有专业美术学校和大学结合的学校美育，还要有普及艺术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要有展览会等公共艺术设施和活动，道路、广场、公园等市政建设也要符合美育的要求，“一切公私的建筑，陈列器具，书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广告，都是从美术家的意匠構成”。在文章结尾，他大声疾呼：“我很希望致力文化运动的诸君，不要忘了美育。”事实也正如蔡元培所期望的。从五四运动后的 1919 年至 1937 年，各种为普及美术而开办的学校、组建的社团、出版的刊物、举办的展览层出不穷。
在艺术教育上，1927 年秋，国立中央大学增设“艺术教育专修科”（后改为“艺术系”）；1928 年 3 月，在杭州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私立美术学校也蓬勃发展，办校 31 所，仅上海一地有 14 所。②美术社团纷起，流派纷争，在最高峰的 1932 年共有美术社团 20 个。在美术出版物上，介绍西方写实绘画的入门书籍达 56 种；介绍图案和工艺美术类的技法书籍达 27 种；介绍中国绘画技法类的书籍 9 种；介绍中外技法理论比较研究的著作有 4 种；雕塑技法理论书籍 1 种。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会在这一时期最为活跃。以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为例，1937 年以前，国民政府教育部共举办两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 1929 年 4 月 10 日开幕，会址设上海新普育堂。展览共展出各类作品 2257 件，另有日本等国的美术作品 80 件。“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 1936 年 4 月 l 日至 23 日举行，会址设南京新建的美术陈列馆，观众达 60，000 多人。展览会之宗旨为：“盖欲于测验进步与促进美术大众化之两大目的以外，并谋古物之调查与保存”。这些举措都为中国艺术的大众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至今日，在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中，中国画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它在现代文化传播环境中的适应力，取决于它与现代艺术媒介的交互、通约和转化的能力，而其文化内涵和概念外延都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艺术大众化对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影响
汪初峰说：“画家们的活动已不能是单纯的个人活动，在生活上已能与民众接近。”毅然参观航委会英国的宣传画以后感触很深，因为展出的作品都是普通大众能看懂的艺术，所以他对艺术家经常抱怨的“民众欣赏的水平”有限的现象展开了批评，这在其留下的手稿中有显示：“‘大众化’不是‘迎合’民众的意思，而且也不是‘民间画化’的意思，大众化唯一的道路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写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之动用！”洪毅然明确解释了此阶段大众化的概念、方式，与民间艺术、大众从事的艺术区别开来，他强调的是将专业的、学术高深的艺术“大众化”。同时艺术大众化的实践对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意义重大。
艺术大众所蕴含的是艺术与社会间的紧密联系。由于这一实践的参与者多为在西方留学回国的专业画家，这使得对写实风格的具体实践成为可能，中国画的写实风格的兴起也由理论变为现实。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借洋兴中”，在这种语境下，改革中国画必然的方法与途径就是借用西方的绘画思想与观念，所以康有为说：“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陈独秀认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精神。……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窠臼。”这注定了一个事实，所谓中国画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仅仅是在中国画传统基础上的改造，而是将中国传统文人畫学从根基上进行破坏，而后重新建立一种于文人画传统不同，并符合西方标准的画风。这种对传统的彻底逆反，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的矫枉过正，这或许是跳出窠臼的必要举措，但对于中国画而言，这最终导致了传统中国画成熟而封闭的画学体系的溃败，为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创造了一种可能。
三、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必然性
一个时代艺术风格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自身规律，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选择的结果。就如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就中国社会而言，艺术不是时代的主题，民族的存亡才是，社会对艺术大众化的诉求即是这种主题的表现。
艺术大众化的诞生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潮的共同影响，其深层次原因是要求艺术具有宣传的便利进而教化民众的功能，符合这种要求的艺术大众化则必须具备一个特质：艺术的通俗化。也就是说，作为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的艺术大众化所要求的艺术是通俗易懂的艺术，很明显，传统的文人画与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并不符合这种要求，而写实风格可以。可以说写实风格为艺术大众化的要求所推崇，其实是中国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通过中国画的写实风格实现了转化，得以在艺术本体内实现其存在。在二十世纪前期，艺术大众化是社会主流意识的选择，在这种情境下实践中国画改革，写实风格的兴起则是必然。
从对写实风格的推崇到对现实主义的提倡，中国画在一步步地向现代迈进，在对中国画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画的写实风格逐渐兴起，艺术的社会学的评价也随此初露头角。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的要求，使得中国画的写实风格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现实主义，中国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也初步发挥其威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带有某些必然的因素，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艺术社会学都只是为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带来的只是某种可能性，社会的现实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
[2] 单国强，《中国美术图典.肖像画》[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2月版.
[3]朱伯雄.《世界美术史》[M].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
[4]郭晓川.《造型艺术原理》[M].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
【关键词】：艺术大众化；写实风格；中国画
一、艺术大众化的体现
从字面上来看，大众化是社会学的名词，而艺术大众所蕴含的是艺术与社会间的紧密联系。艺术的大众化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思想界与艺术界的一个重要主张，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艺术领域的一种体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发表的《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这样认识艺术大众化：“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提出要有专业美术学校和大学结合的学校美育，还要有普及艺术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要有展览会等公共艺术设施和活动，道路、广场、公园等市政建设也要符合美育的要求，“一切公私的建筑，陈列器具，书肆的印刷品，各方面的广告，都是从美术家的意匠構成”。在文章结尾，他大声疾呼：“我很希望致力文化运动的诸君，不要忘了美育。”事实也正如蔡元培所期望的。从五四运动后的 1919 年至 1937 年，各种为普及美术而开办的学校、组建的社团、出版的刊物、举办的展览层出不穷。
在艺术教育上，1927 年秋，国立中央大学增设“艺术教育专修科”（后改为“艺术系”）；1928 年 3 月，在杭州西湖创办“国立艺术院”（后改名“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私立美术学校也蓬勃发展，办校 31 所，仅上海一地有 14 所。②美术社团纷起，流派纷争，在最高峰的 1932 年共有美术社团 20 个。在美术出版物上，介绍西方写实绘画的入门书籍达 56 种；介绍图案和工艺美术类的技法书籍达 27 种；介绍中国绘画技法类的书籍 9 种；介绍中外技法理论比较研究的著作有 4 种；雕塑技法理论书籍 1 种。各种类型的美术展览会在这一时期最为活跃。以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美术展览会”为例，1937 年以前，国民政府教育部共举办两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 1929 年 4 月 10 日开幕，会址设上海新普育堂。展览共展出各类作品 2257 件，另有日本等国的美术作品 80 件。“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 1936 年 4 月 l 日至 23 日举行，会址设南京新建的美术陈列馆，观众达 60，000 多人。展览会之宗旨为：“盖欲于测验进步与促进美术大众化之两大目的以外，并谋古物之调查与保存”。这些举措都为中国艺术的大众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至今日，在日新月异的媒介环境中，中国画的生存越来越取决于它在现代文化传播环境中的适应力，取决于它与现代艺术媒介的交互、通约和转化的能力，而其文化内涵和概念外延都必然发生重大的变化。
二、艺术大众化对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影响
汪初峰说：“画家们的活动已不能是单纯的个人活动，在生活上已能与民众接近。”毅然参观航委会英国的宣传画以后感触很深，因为展出的作品都是普通大众能看懂的艺术，所以他对艺术家经常抱怨的“民众欣赏的水平”有限的现象展开了批评，这在其留下的手稿中有显示：“‘大众化’不是‘迎合’民众的意思，而且也不是‘民间画化’的意思，大众化唯一的道路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写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之动用！”洪毅然明确解释了此阶段大众化的概念、方式，与民间艺术、大众从事的艺术区别开来，他强调的是将专业的、学术高深的艺术“大众化”。同时艺术大众化的实践对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意义重大。
艺术大众所蕴含的是艺术与社会间的紧密联系。由于这一实践的参与者多为在西方留学回国的专业画家，这使得对写实风格的具体实践成为可能，中国画的写实风格的兴起也由理论变为现实。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借洋兴中”，在这种语境下，改革中国画必然的方法与途径就是借用西方的绘画思想与观念，所以康有为说：“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陈独秀认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精神。……画家必须用写实主义，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天才，画自己的画，不落古人窠臼。”这注定了一个事实，所谓中国画的改革，已经不可能仅仅是在中国画传统基础上的改造，而是将中国传统文人畫学从根基上进行破坏，而后重新建立一种于文人画传统不同，并符合西方标准的画风。这种对传统的彻底逆反，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是一个传统包袱过于沉重的民族的矫枉过正，这或许是跳出窠臼的必要举措，但对于中国画而言，这最终导致了传统中国画成熟而封闭的画学体系的溃败，为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创造了一种可能。
三、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必然性
一个时代艺术风格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艺术自身规律，而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潮选择的结果。就如二十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就中国社会而言，艺术不是时代的主题，民族的存亡才是，社会对艺术大众化的诉求即是这种主题的表现。
艺术大众化的诞生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潮的共同影响，其深层次原因是要求艺术具有宣传的便利进而教化民众的功能，符合这种要求的艺术大众化则必须具备一个特质：艺术的通俗化。也就是说，作为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的艺术大众化所要求的艺术是通俗易懂的艺术，很明显，传统的文人画与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并不符合这种要求，而写实风格可以。可以说写实风格为艺术大众化的要求所推崇，其实是中国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通过中国画的写实风格实现了转化，得以在艺术本体内实现其存在。在二十世纪前期，艺术大众化是社会主流意识的选择，在这种情境下实践中国画改革，写实风格的兴起则是必然。
从对写实风格的推崇到对现实主义的提倡，中国画在一步步地向现代迈进，在对中国画改革的进程中，中国画的写实风格逐渐兴起，艺术的社会学的评价也随此初露头角。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的要求，使得中国画的写实风格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现实主义，中国艺术的社会学评价标准也初步发挥其威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带有某些必然的因素，传统的功利主义思想与艺术社会学都只是为中国画写实风格的兴起带来的只是某种可能性，社会的现实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
[2] 单国强，《中国美术图典.肖像画》[M].岭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2月版.
[3]朱伯雄.《世界美术史》[M].山东美术出版社，1991.
[4]郭晓川.《造型艺术原理》[M].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