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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邓小平;小康社会;“三步走”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新中国历史上，2020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要历史交汇点上的一年，还是完成“十三五”规划，即将开启“十四五”规划的一年。在这样的重要时刻，重新学习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研讨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内涵以及邓小平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有何丰富内涵、他作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呢？本文拟從理论和实践结合、知和行合一的视角进行考察。
一、从人民愿望和现实需求出发提出“小康社会”概念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原来的全部职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邓小平被确立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当时党中央面临一个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难题，即怎样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新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
深刻了解中国人民愿望和现实需求的邓小平认真调查研究国内外现代化的相关情况，弄清楚我国在现代化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力求为此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两天后的3月23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年12月6日，他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客人问题时提出了“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后来简称为“小康社会”）新概念。他告诉客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巾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
邓小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小康社会”概念作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关键环节呢？主要原因有三：
（一）深刻总结新中国前30年建设的经验教训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行者。他们创立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以重工业发展为优先、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限制、排斥乃至最终废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形成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在特定的战争时期显示了巨大优势，又在和平发展时期暴露了弊端。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党没有工业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主要是照搬苏联那一套，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毛泽东提出“以苏为戒”，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党章中写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还在党的八大会议召开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时，将实现第二步目标所用的“几十年的时间”明确为50年到100年。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但在实践探索中未能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与世界现代化的对比中去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现代化发展进程出现反复，比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在经济建设上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党经过努力纠正“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进行经济调整，到1963年前后才重新回到党的八大作出的正确判断上来。
第二次是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向科技进军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经济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于1974年11月作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行全面整顿，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面整顿只进行了11个月就被迫终止，刚刚在人民群众中重燃的四个现代化之火再次熄灭。
这些失误造成现实中我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等诸多难题，倒逼党中央在作出判断和决策时不仅需要新的理念，还要特别重视吸取过去失误带来的教训，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进行分析，作出经得起人民群众长期实践考验的决策。
（二）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首先弄清楚中国的基本国情，弄清楚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他提出派人出去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遵照邓小平的意见，我国多批经济代表团、考察团先后去了日本、西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的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参观考察。邓小平本人也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了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和现实状况。1978年10月24日，他在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知道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了几十倍后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同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访问时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邓小平认真思考中国原定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否可行、应该怎样改进等问题。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表示，“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他认识到，在20世纪末我们肯定达不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能达到他们70年代的水平就很不了起。 （三）我国传统社会理念的创新性转化
“小康”一词具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在人民群众心中印象深刻。该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中，原文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指老百姓对小康生活有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理论模式。“大同”是最高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社会倡导“天下为公”“选贤用能”，反映了人们对尧舜时期互相谦让的社会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向往和怀念。小康社会比大同理想低一个层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社会生活平稳，社会治理良好，显示出国泰民安的状态，“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儒家认为，夏商周时期，禹、汤、文、武、周公治理社会达到了小康水准，而此后社会混乱，失去了“天下大同”“小康社会”的优势。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会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引述过《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试图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天国式的理想社会，“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康有为历经18年，“上覽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球”（康有为《大同书》），撰写了传颂古今中外的《大同书》。该书内容极其复杂，充满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但强调大同社会却是其根本。孙中山更是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协力，促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大同理念未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中国传统理念中借用小康社会来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是将现代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社会理念相结合的一种新创造。他还运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转化为形象的、具体的量化标准，这就使得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既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又便于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水平作对比。
综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提出20世纪末以小康社会作为现代化目标是中肯的、合适的，既坚持了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总体战略，又对具体的实施目标和步骤作出了恰当的调整和完善，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生长点和突破点。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二、阐明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及其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认为小康社会内涵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法制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地位特别重要。他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这样的小康社会既有明确的定性，又有国际通用量化标准作参照。这个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那么，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及其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一）小康社会的标准和内涵
为了确定小康社会的标准和内涵，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反复的调查研究和开放式探索。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正式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调整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要看到我们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科学技术力量不强，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当时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80%是农民。同年10月他又指出，我们“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之所以要改这个口、把目标定低一点，就是为了防止重犯急于求成的错误。他明确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对于小康社会的标准，邓小平是通过对先进典型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出来的。1982年3月2日，他视察江苏等地回京后谈及在江、浙、沪了解到的达到小康目标时的社会状况：一是人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解决了吃穿用问题;二是住房人均达到20平方米，解决了住房问题;三是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解决了就业问题;四是人不再外流，农村的人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五是有能力安排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中小学教育普及;六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大大减少犯罪行为。人们普遍将这六条看作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小康社会标准。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这个标准作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他认为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居于世界前列。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如果实现了翻两番，就能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力量就真正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增强。
依据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党和国家的重大报告和决议对小康社会应该达到的水平作出了新的概括。 党的十二大报告对小康社会的论述是：“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到那个时候，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比较低，但同现在相比，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强。”
党的十三大报告把“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实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论述为“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的状态。“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出，所谓小康水平就是“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其实现途径是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到2000年，目前已实现小康的少数地区将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多数地区将普遍实现小康;尚未摆脱贫困的少数地区将在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迈进。
党的十四大郑重宣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重申“三步走”发展战略时对小康水平的论述又比“八五”计划时作了改进，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显著增加，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布局比较合理。
实践证明，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339.9亿元，提前5年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1997年又提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这充分证明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内涵和标准是合乎实际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二）小康社会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自此开始，邓小平就将我国至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具体确定为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
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在1987年4月30日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的会谈中。他指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他强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规定：“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小康社会在中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处于中间阶段，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此阶段之前有温饱阶段，在此之后有中国接近或超越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更高阶段。如果这一中间阶段不能扎扎实实地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向前推进，就会因为现实环节的耽误而打乱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链条，使得未來的光辉前景不能如期实现。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观历史，可以知兴衰、知未来。未来是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观未来能预测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政党的方向及前景。现实是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突破口和着力点。历史和现实中的强者未必在未来也是强者，而历史和未来也不能把现实的耽误作为辩护的理由或依据，只有做好现实工作才能实现顺利发展。因此，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扎实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三、阐明小康社会的实现路径
要保证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关键是制订好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步认清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明了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正确路径。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走对了就会赢得胜利，道路走错了就将遭受挫折甚至失败。“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对于道路问题，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障。”我国要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基本路线是人民的生命线、幸福线、保障线。基本路线至少要管100年，只能贯彻执行，不能背离或抛弃。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邓小平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二是“两个基本点”，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保证我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并在21世纪更好地前进;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石和政治保证。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时，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否则就会变成空洞口号或僵化教条，失去其政治保障的作用。 （三）必须正确解决发展经济的体制、方式、重点和政策问题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邓小平经过反复研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阐释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成为我国经济现代化中的一个伟大创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活力。
经济发展方式由发展规律决定。纵观历史发展规律可以看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有起伏，是波浪式前进的。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再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有效益的发展，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不能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防止重复建设和过热现象，也不能像老牛拉破车那样一直慢行。慢行就会落后，落后就将挨打。这是经济发展的铁律。
经济发展要有重点。邓小平从我国实际出发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是根本，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特别重要;能源和交通是基础性建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突出地抓紧抓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基础，要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发展还要有正确的政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实现共同富裕有一个过程，要有先有后。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而先富裕起来，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一部分人因为诚实劳动而致富，对左邻右舍、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就会带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得到较快发展，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一个大政策，是邓小平提出的全新的思想和主张。
（四）必须维护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实现小康社会，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国内安定团结和国际和平发展环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尤为重要的是国内的安定团结。中国要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对此，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十分重要。中国要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宝贵机会，要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大胆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抓住机会一心一意谋发展。
（五）必须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新概念，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要求我们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此外，我们还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树立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只重物质文明，不重精神文明。邓小平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四、坚定不移推进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知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需要做到理论和实践一致、知和行合一。他特别关注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进程，做到实干兴邦。
（一）大力宣传，为小康社会鼓劲加油
无论出席会议、外出调研，还是会见外宾、国内访谈，邓小平一有机会就为小康社会作宣传、造舆论。他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他特别注重增强干部群众建设小康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一再提醒人们“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任务还很艰巨，要在今后争取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他号召广东、江苏、上海等较发达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上几个台阶，早些建成现代化，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他说：“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一千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讓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八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热情。
（二）认真调研，反复论证，为小康社会引路导航
为了指导小康社会建设，邓小平十分重视下基层调研，深入实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1979年提出小康社会到1994年90岁高龄，他年年出去调研，从未间断。在调研中他善于总结经验，指明前景。例如，1983年他在苏州调研时明确提出小康社会六条标准。在确定小康水平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的问题上，他反复调研，作过三次修改，起初定的是1000美元，后来发现高了一点，改为800美元，最后确定为800～1000美元。翻两番的问题也是如此。他反复调研，一再核算，考虑人口、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后才最终确定下来，并适当留有余地，绝不脱离实际定过高的指标。
（三）殚精竭虑，为建设小康社会排除阻碍
当小康社会建设受到阻碍或干扰时，邓小平总是挺身而出，及时解难。他说：“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它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针对小康社会建设初期人们心中没有把握、行动上迟疑不决的状态，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从实际出发作出具体规划，解决心中无数、不好着力的问题。遇到“左”的或右的干扰，他总是带头加以排除。例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是他最早发现并坚定不移地加以批判而逐步排除的;“八九政治风波”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所谓的严厉制裁，也是他坚定地“稳住阵脚”;在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开始滑坡，他一发现就及时提醒，主张调整要适度;等等。这些都表明，邓小平是一位既敢闯敢干、勇于担当，又细心调研、顾全大局的杰出领导者。
综上所述，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系统的、全面的，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邓小平的贡献确实非常突出。这些突出贡献不仅使他在生前能够看到我国迅速地、顺利地实现从温饱向小康社会推进，还为后继中央领导集体持续、健康地推进小康社会进程，提前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也使得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的4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要求，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英雄的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责任编辑
肖雪莲）
在新中国历史上，2020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也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要历史交汇点上的一年，还是完成“十三五”规划，即将开启“十四五”规划的一年。在这样的重要时刻，重新学习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研讨小康社会思想的提出、内涵以及邓小平作出的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有何丰富内涵、他作出了哪些突出贡献呢？本文拟從理论和实践结合、知和行合一的视角进行考察。
一、从人民愿望和现实需求出发提出“小康社会”概念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原来的全部职务。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的重大转折，邓小平被确立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当时党中央面临一个最为棘手、最为紧迫的难题，即怎样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新的实际出发，在中国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
深刻了解中国人民愿望和现实需求的邓小平认真调查研究国内外现代化的相关情况，弄清楚我国在现代化方面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力求为此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两天后的3月23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简化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年12月6日，他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在回答客人问题时提出了“小康之家”“小康的状态”（后来简称为“小康社会”）新概念。他告诉客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巾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
邓小平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小康社会”概念作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生长点和关键环节呢？主要原因有三：
（一）深刻总结新中国前30年建设的经验教训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化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行者。他们创立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导、以重工业发展为优先、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为主体，限制、排斥乃至最终废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形成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既在特定的战争时期显示了巨大优势，又在和平发展时期暴露了弊端。新中国成立时，我们党没有工业化建设方面的经验，主要是照搬苏联那一套，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毛泽东提出“以苏为戒”，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党的八大在党章中写入“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要求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还在党的八大会议召开期间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时，将实现第二步目标所用的“几十年的时间”明确为50年到100年。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但在实践探索中未能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及与世界现代化的对比中去作出科学判断和决策，现代化发展进程出现反复，比较大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1958年在经济建设上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严重挫折。党经过努力纠正“左”的错误指导思想、进行经济调整，到1963年前后才重新回到党的八大作出的正确判断上来。
第二次是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党的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向科技进军转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党和国家的正常政治经济秩序遭受严重破坏，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
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于1974年11月作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1975年1月邓小平复出，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遵循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行全面整顿，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面整顿只进行了11个月就被迫终止，刚刚在人民群众中重燃的四个现代化之火再次熄灭。
这些失误造成现实中我国如何实现现代化、怎样实现现代化等诸多难题，倒逼党中央在作出判断和决策时不仅需要新的理念，还要特别重视吸取过去失误带来的教训，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进行分析，作出经得起人民群众长期实践考验的决策。
（二）借鉴、吸收国外的先进经验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该首先弄清楚中国的基本国情，弄清楚中国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他提出派人出去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遵照邓小平的意见，我国多批经济代表团、考察团先后去了日本、西欧、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南亚欠发达国家中的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参观考察。邓小平本人也多次率领代表团出国访问，了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和现实状况。1978年10月24日，他在日本日产汽车公司参观时，知道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了几十倍后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同年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访问时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邓小平认真思考中国原定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否可行、应该怎样改进等问题。他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表示，“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他认识到，在20世纪末我们肯定达不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能达到他们70年代的水平就很不了起。 （三）我国传统社会理念的创新性转化
“小康”一词具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色彩，在人民群众心中印象深刻。该词最早出现在《诗经·大雅·民劳》中，原文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指老百姓对小康生活有强烈的向往和追求。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提出了“大同”和“小康”两种社会理论模式。“大同”是最高理想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这种大同社会倡导“天下为公”“选贤用能”，反映了人们对尧舜时期互相谦让的社会平等生活与和谐状态的向往和怀念。小康社会比大同理想低一个层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社会生活平稳，社会治理良好，显示出国泰民安的状态，“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儒家认为，夏商周时期，禹、汤、文、武、周公治理社会达到了小康水准，而此后社会混乱，失去了“天下大同”“小康社会”的优势。
儒家的上述政治理想和社会模式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历史上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都继承和弘扬了儒家“天下为公”的大同理念。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和《天朝田亩制度》中引述过《礼记·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提出“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口号，试图在自然经济基础上建立起天国式的理想社会，“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康有为历经18年，“上覽古昔，下考当今，近观中国，远揽全球”（康有为《大同书》），撰写了传颂古今中外的《大同书》。该书内容极其复杂，充满各种互相矛盾的观念，但强调大同社会却是其根本。孙中山更是反对一个民族“宰割于上”的民族压迫，主张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同心协力，促使中国进入世界第一文明大国。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以及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大同理念未能在中国变成现实。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从中国传统理念中借用小康社会来确定“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性目标，是将现代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社会理念相结合的一种新创造。他还运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转化为形象的、具体的量化标准，这就使得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小康社会”既易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又便于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水平作对比。
综上，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提出20世纪末以小康社会作为现代化目标是中肯的、合适的，既坚持了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中国现代化总体战略，又对具体的实施目标和步骤作出了恰当的调整和完善，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新的生长点和突破点。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飞跃。
二、阐明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及其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认为小康社会内涵丰富，包括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社会、法制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地位特别重要。他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水平。这样的小康社会既有明确的定性，又有国际通用量化标准作参照。这个水平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微不足道，但对于当时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广大中国人民来说，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那么，小康社会的标准、内涵及其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一）小康社会的标准和内涵
为了确定小康社会的标准和内涵，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了反复的调查研究和开放式探索。
1979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家计委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正式将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调整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指出，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至少要看到我们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科学技术力量不强，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当时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80%是农民。同年10月他又指出，我们“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之所以要改这个口、把目标定低一点，就是为了防止重犯急于求成的错误。他明确指出：“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
对于小康社会的标准，邓小平是通过对先进典型地区的实地调查研究总结出来的。1982年3月2日，他视察江苏等地回京后谈及在江、浙、沪了解到的达到小康目标时的社会状况：一是人民基本生活有了保障，解决了吃穿用问题;二是住房人均达到20平方米，解决了住房问题;三是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解决了就业问题;四是人不再外流，农村的人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五是有能力安排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中小学教育普及;六是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变化，大大减少犯罪行为。人们普遍将这六条看作是邓小平最早提出的小康社会标准。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又对这个标准作了全面、深入的阐释，他认为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居于世界前列。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如果实现了翻两番，就能实现真正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力量就真正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增强。
依据邓小平的相关论述，党和国家的重大报告和决议对小康社会应该达到的水平作出了新的概括。 党的十二大报告对小康社会的论述是：“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到那个时候，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比较低，但同现在相比，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将大为增强。”
党的十三大报告把“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实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论述为“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的状态。“实现了第二步任务，我国现代化建设将取得新的巨大进展;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
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指出，所谓小康水平就是“人民生活从温饱达到小康，生活资料更加丰裕，消费结构趋于合理，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文化生活进一步丰富，健康水平继续提高，社会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其实现途径是根据不同地区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到2000年，目前已实现小康的少数地区将进一步提高生活水平;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多数地区将普遍实现小康;尚未摆脱贫困的少数地区将在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迈进。
党的十四大郑重宣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重申“三步走”发展战略时对小康水平的论述又比“八五”计划时作了改进，认为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综合国力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原定比1980年翻两番的要求，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显著增加，产业结构和地区经济布局比较合理。
实践证明，199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339.9亿元，提前5年实现原定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1997年又提前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这充分证明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内涵和标准是合乎实际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二）小康社会在“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
邓小平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中说：“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自此开始，邓小平就将我国至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具体确定为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
邓小平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是在1987年4月30日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的会谈中。他指出，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在1980年到1990年期间翻一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他强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
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明确规定：“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出，小康社会在中国“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处于中间阶段，其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在此阶段之前有温饱阶段，在此之后有中国接近或超越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更高阶段。如果这一中间阶段不能扎扎实实地按照现代化的要求向前推进，就会因为现实环节的耽误而打乱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链条，使得未來的光辉前景不能如期实现。
习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观历史，可以知兴衰、知未来。未来是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观未来能预测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政党的方向及前景。现实是发展链条中的关键突破口和着力点。历史和现实中的强者未必在未来也是强者，而历史和未来也不能把现实的耽误作为辩护的理由或依据，只有做好现实工作才能实现顺利发展。因此，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扎实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是其中的关键一环。
三、阐明小康社会的实现路径
要保证小康社会如期实现，关键是制订好相应的路线、方针、政策并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逐步认清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明了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正确路径。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道路决定命运”，道路走对了就会赢得胜利，道路走错了就将遭受挫折甚至失败。“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对于道路问题，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一旦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障。”我国要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必须切实贯彻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基本路线是人民的生命线、幸福线、保障线。基本路线至少要管100年，只能贯彻执行，不能背离或抛弃。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邓小平指出，“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二是“两个基本点”，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保证我国在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并在21世纪更好地前进;四项基本原则是现代化的政治基石和政治保证。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时，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获得新的内容，否则就会变成空洞口号或僵化教条，失去其政治保障的作用。 （三）必须正确解决发展经济的体制、方式、重点和政策问题
长期以来，受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影响，人们习惯于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认为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邓小平经过反复研究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阐释解放了我们的思想，成为我国经济现代化中的一个伟大创造，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活力。
经济发展方式由发展规律决定。纵观历史发展规律可以看出，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会有起伏，是波浪式前进的。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再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
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有效益的发展，要处理好速度和效益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不能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要防止重复建设和过热现象，也不能像老牛拉破车那样一直慢行。慢行就会落后，落后就将挨打。这是经济发展的铁律。
经济发展要有重点。邓小平从我国实际出发指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农业是根本，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特别重要;能源和交通是基础性建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要突出地抓紧抓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是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是基础，要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发展还要有正确的政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但实现共同富裕有一个过程，要有先有后。邓小平指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劳动而先富裕起来，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一部分人因为诚实劳动而致富，对左邻右舍、其他单位、其他地区的人有强大的示范作用，就会带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得到较快发展，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一个大政策，是邓小平提出的全新的思想和主张。
（四）必须维护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实现小康社会，达到现代化的目标，不可或缺的条件是国内安定团结和国际和平发展环境。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尤为重要的是国内的安定团结。中国要摆脱落后状态，实现现代化，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对此，邓小平强调：“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和平的国际环境也十分重要。中国要发展经济，进行现代化建设，需要良好的可资利用的外部条件。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会见荷兰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时指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是宝贵机会，要充分利用外部条件，大胆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人才、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抓住机会一心一意谋发展。
（五）必须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精神文明建设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新概念，主要包括思想道德教育和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根本任务和目标是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这就要求我们要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此外，我们还要抓思想政治工作、树立理想信念、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硬一手软，只重物质文明，不重精神文明。邓小平强调，“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
四、坚定不移推进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深知小康社会的成功实践需要做到理论和实践一致、知和行合一。他特别关注小康社会建设的实践进程，做到实干兴邦。
（一）大力宣传，为小康社会鼓劲加油
无论出席会议、外出调研，还是会见外宾、国内访谈，邓小平一有机会就为小康社会作宣传、造舆论。他说：“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他特别注重增强干部群众建设小康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一再提醒人们“我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任务还很艰巨，要在今后争取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他号召广东、江苏、上海等较发达地区干部群众的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上几个台阶，早些建成现代化，力争用20年时间赶上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他说：“一个是如何实现农村奔小康，达到人均一千美元，一个是选拔青年干部。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讓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八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这些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建设小康社会的信心和热情。
（二）认真调研，反复论证，为小康社会引路导航
为了指导小康社会建设，邓小平十分重视下基层调研，深入实践，掌握第一手资料。从1979年提出小康社会到1994年90岁高龄，他年年出去调研，从未间断。在调研中他善于总结经验，指明前景。例如，1983年他在苏州调研时明确提出小康社会六条标准。在确定小康水平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还是1000美元的问题上，他反复调研，作过三次修改，起初定的是1000美元，后来发现高了一点，改为800美元，最后确定为800～1000美元。翻两番的问题也是如此。他反复调研，一再核算，考虑人口、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变化和影响后才最终确定下来，并适当留有余地，绝不脱离实际定过高的指标。
（三）殚精竭虑，为建设小康社会排除阻碍
当小康社会建设受到阻碍或干扰时，邓小平总是挺身而出，及时解难。他说：“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它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针对小康社会建设初期人们心中没有把握、行动上迟疑不决的状态，他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都从实际出发作出具体规划，解决心中无数、不好着力的问题。遇到“左”的或右的干扰，他总是带头加以排除。例如，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干扰是他最早发现并坚定不移地加以批判而逐步排除的;“八九政治风波”后，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实施所谓的严厉制裁，也是他坚定地“稳住阵脚”;在治理整顿时期经济开始滑坡，他一发现就及时提醒，主张调整要适度;等等。这些都表明，邓小平是一位既敢闯敢干、勇于担当，又细心调研、顾全大局的杰出领导者。
综上所述，邓小平小康社会思想是系统的、全面的，是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的，邓小平的贡献确实非常突出。这些突出贡献不仅使他在生前能够看到我国迅速地、顺利地实现从温饱向小康社会推进，还为后继中央领导集体持续、健康地推进小康社会进程，提前实现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飞跃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这也使得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短短的40多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要求，我国将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将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英雄的中华儿女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责任编辑
肖雪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