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托尼·朱特（Tony Judt）一系列学术著作中，《记忆小屋》显得格外与众不同。这本小书介于回忆录与自传之间，但是更倾向于散文般精致的叙事。如果从精神质地上考量这本小书的话，也唯有纳博科夫式的回忆可堪相比，这是一本二十世纪著名历史学家的《说吧，记忆》（【美】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
　　朱特与纳博科夫最大的不同，不是他们的作家与历史学家的身份差异，而是他们对记忆所持的态度。纳博科夫对自己的记忆充满了自负，这是他最为值得骄傲的资本，对于自己写作与回忆的源泉，他从未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但是对朱特而言，他的回忆却充满了焦虑与恐惧，因为他唯有记忆可以凭借，而且这种记忆的发声可能随时中断。2008年，朱特身患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之后，病魔已经逐渐吞噬了他的身体，麻痹了他的神经，造成了他的四肢瘫痪，直至剥夺他交流与发声的功能。此时唯有清醒而敏锐的感觉困守在头脑中，感知周围发生的一切，却无能为力，用朱特的话说，这是一种“无法被假释的监禁”。
　　在交流被剥夺之前，在失语发生之前，用力地发出自己最后的声音，唯有自己的记忆可以凭借。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黑夜里，从记忆深处打捞出过去生活的片段，驱赶到一个“记忆小屋”之中，把它们进行统一规训，合理整饬，诉诸话语—“且常常是愤恨的话语”—整理成篇，就是本书的由来。
　　2010年5月，本书付梓之际，他靠着这种顽固的记忆和对细节的忠实再现，完成了一本关于政治的小书《沉疴遍地》，一份公开的讲义，还有这本奇特的回忆录《记忆小屋》，以及大量的关于二十世纪的访谈，即《思虑二十世纪》。我们无法不为之惊叹，病痛带给他的似乎只有与之不竭地抗争，他从不屈服于这种宿命般的结局，他亲身印证了米兰·昆德拉所言的记忆对抗遗忘的战争。这些记忆很多时候都是始于琐碎的事物：一所房子、一辆公车或一个人；有时又关注宏大的问题，涉及几十年间他对政治的观感与参与。
　　我们无法苛求他的回忆是一个完整的记忆之书，这种回忆注定只能是以碎片的形式完成。我们在阅读的间隙总会发现他从一个话题跳跃到另一个话题，两者甚至完全不相干，历史学家的理性让位于作家的思维，抒情与分析并行不悖。毫不奇怪这本小书中有着散文般的抒情，还有着历史学家的理性，是一种私人与公众、理性与直觉、具体与笼统互相杂糅的智慧结晶。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朱特属于雷蒙·阿隆一样的人物，别人眼中的保守派精英，却固守自己内心的良知，对各种运动与革命，左翼与右翼知识分子有着天生的免疫力。他们遵从的只是自己坚持的，从不为外界而更改。朱特早年经历的丰富程度丝毫不亚于阿隆，他不是那种固守书斋的学者，他的历史观源于他的个人体验与领悟，他的观念是他个人努力观察的结果。尤其是早年，他曾经在1963年、1965年、1967年这三年的夏天前往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基布兹”劳作，只为投身于左翼犹太复国主义麾下，为这种理想奉献自己的青春。但事实上，这些经历教会他的是如何放弃自己狂热的信仰，成为一个普世主义社会民主人士。在二十岁之前，他已经经历了犹太复国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群主义定居生活“从信奉、跟随到放弃的全过程”，这些经历让他对各种政治与主义抱持着一种审慎的质疑，特别是那些拿犹太主义身份做文章的政治。
　　而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留学的经历也让他接触到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所特有的精神风貌。那种激情与狭隘，自负与天真，对概念的娴熟与对现实的无能几乎是那些法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他一生都不太喜欢“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他看来，能担当起知识分子称呼的人，只有加缪与阿隆那一代人，他们之后的知识分子只是对学术权贵与脱离现实的精英主义者的嘲讽。他用职业划定自己的归属，他只是一个历史学家：“历史学家不过是靠列举事实授业的哲学家”。在剑桥的国王学院求学以及多年任职的经历形塑了一个历史学家的真正品格：这种教育以自由主义为核心，以兼容并蓄的思想包容为前提，以唯我独尊的特立独行为精神，以培养最好的精英为目标，造就了他们这样有抱负的一代人，拥有真正的革命精神，却又远离革命，对革命有着天性的警惕。
　　当然，这些只是《记忆小屋》中一个侧影。朱特在回忆中把更多的记忆聚焦于他在伦敦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父亲对汽车的痴迷，他对美好食物的贪婪渴求，他为犹太人身份的困扰，他的几次婚姻，他小时候坐过的绿线巴士，他对美国的看法，甚至还有一章特意写到了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在美国被接受的困境—交流的障碍始于他们对欧洲发生的一切的漠视。
　　这些看似不可能的话题都在他的“记忆小屋”中各自成篇，从不互相干扰，它们之间唯一相同的都是源自他对即将逝去的无法言说的苦痛。他唯有相信自己的记忆与语言：“让存在变成思想，思想化作语言，再将语言融入交流，这很快将成为一件我力不能及的事，我将会被禁锢在内心思虑所建构的语言文字的景观之中。”在记忆被噤声之前，他选择了大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