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公园是一座城市的肺，那么垃圾回收站就是城市的大肠。
　　垃圾在回收站堆积成山，进入城市资源循环链条的最后一环。有一个群体与政府旗下的环卫“正规军”一起，处理着城市垃圾，他们有个统一的名字一拾荒者。
　　王大富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和城市经济发展扯上关系，而且是积极的那种。大多数时候，他都觉得自己不如一粒尘埃，直到他靠这个行当成了家，直到有人把这个做成了生意开了公司，直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

废物老王的“丐帮”岁月

　　王大富是河南人，幼而失学，本来靠务农生活，但是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双亲不在，孤身一人，还输尽了家产。一身赌债无法偿还，索性背井离乡到了大城市。
　　起初去广东打工，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谁知道打工打得好好的，横祸飞来，无奈因为工伤被辞退，最后流落到广东周边的城市，靠捡拾垃圾为生，重新讨生活，人称“废物老王”。
　　一开始的日子还算好过：在城市边缘的桥洞里搭了窝棚，算是自己的家，平时翻翻垃圾桶，纸箱纸板水瓶都是钱，一天下来，解决温饱是没有问题的。后来逐渐扩大“营业”范围的时候，出了麻烦……
　　城市的拾荒者群体按照户籍来源，分为很多帮派，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每个帮派都有自己的活动范围。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四川帮”，其次是“河南帮”，也就是王大富的老家。除此之外还有诸如“河北帮”“江苏帮”等。
　　垃圾虽然四处可见，但并不意味着拾荒者可以随便捡。“丐帮”有一套属于自己的生存法则。
　　帮派间都有一套自己的规矩，拾荒的地区和捡拾的内容都有相应规定。如果没有地域圈子归属，就只能在被环卫工人和其他帮派翻捡过无数次的垃圾堆和垃圾桶中寻找仅剩的瓶子和废纸，有时甚至还会有危险。
　　王大富不是“四川帮”的成员，也不认识任何老乡同行，前期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附近谋生。后来他扩大“营业”的区域，触碰到了“四川帮”的地盘。
　　“眼睁睁看着一个瓶子在那扔着，他们就是不让我捡，还在背后骂我。”有时候一早起来，王大富窝棚门口堆好的打算送去回收站的一堆瓶子就不见了踪影。
　　而且在那之后，老王所在的区域，几乎捡不到多少瓶瓶罐罐，他每到一处，都会有人提前扫荡一遍。
　　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被报复了。
　　王大富所经历的委屈，是各个城市帮派之争最常见的缩影，很多时候打架斗殴几乎是家常便饭。
　　以王大富为代表的拾荒者是城市生态循环必不可少的一环一一据《中国城市垃圾对策研究》作者王维平统计，他们不仅帮助政府节省每年数亿元的垃圾处理费，还用精细的人工分拣，使得资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回收利用。
　　虽对社会有贡献，但“帮派”始终是城市里的不安定因素。为了缓解混乱局面，众“帮派”最后通过面对面的会谈，达成了一份协议：“四川帮”负责捡垃圾，“河南帮”负责收废品，“河北帮”负责接应废品回收，“江苏帮”负责回收地沟油……这场会议奠定了拾荒者的分布格局。
　　王大富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被改变。

捡垃圾的门道

　　捡垃圾看似是轻巧活，其实并不容易。
　　王大富在片区混熟了几个老乡之后，也算是有了依靠。他慢慢地攒了点钱，花了几百块买了一辆小三轮，这个小三轮车成为他的全部身家。
　　他和几个老乡一起，到处翻垃圾桶扒垃圾堆，做着最末端的垃圾回收。民间称他们为“叫花子”“捡破烂的”，社会学里称他们为“拾荒者”，城市管理叫他们“流动人口”。
　　每天早晨天没亮，他都要开着三轮车到市中心转着圈地收垃圾。简易改装过的三轮车马力很足，奔波起来不费劲。
　　和平路是那一片最大的商业区域，附近还有几个商圈。在王大富眼里，和平路是块沃土，南边有几个大一点的小区，只要车子不乱摆，早晨六七点就可以躲过社区保安的检查，而且收获还不小。
　　做了一段时间后，混了脸熟，有了自己的经验。早起晨练的老人，悠哉悠哉提着塑料瓶和纸箱纸板交给王大富，他就可以换一顿早点钱。保洁、环卫工人、保姆都是废品的主要供给人。
　　“勤俭节约的习惯只有经历过苦日子的老人才有，别看他们住着这几百万的房，有些人还是愿意囤些纸板纸箱，舍不得白扔。”
　　几个月前，王大富发现好几个小区的垃圾桶换了，变成了需要分类的，而且每个小区的垃圾桶边儿上都还有人盯着。王大富觉得这跟自己没多少关系，因为早晨的垃圾桶里基本没什么东西，塑料瓶、纸板这些能换钱的垃圾，都已经被保洁拿来卖给自己了。
　　最开始王大富与写字楼、办公室还有合作，这些地方产生的垃圾直接留给自己，最大的优势就是很稳定，没人抢生意。但随之问题也来了，必须天天按时到，时间不自由，扣除承包费以后也赚不到多少钱。王大富就放弃了承包的方式，开始专注小区的垃圾回收。
　　平时只要王大富安全到达社区旁边的小門，仅仅一两个小时就能收一大堆的塑料瓶，放到三轮车上能有两米高。有时候小区有卫生检查就会撵人，王大富的应对之策就是起得更早，只要在小区物业上班之前搞定，就不会有差错。
　　当然，也有失算的时候，小区旁边是一所小学，早晨接送学生的车辆经常聚集在小路，王大富满满当当的三轮车就成了阻碍交通的源头。被投诉了几次后，王大富学乖了，来得既早又快，还顺带搞一下门口的卫生。
　　进入市区，“王大富们”的改装三轮车就成了安全隐患，超载和违规进入专用车道是经常扣车罚款的依据。

　　“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2518.4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1699.3亿元，收运转运体系建设投资257.8亿元，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83.5亿元，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94.1亿元。

　　最近扣车的情况少了，罚款更多了。很多同行把交警的这种行为看作是对他们不得已违规的默许，是对他们为城市垃圾分类、废品回收所作的贡献的理解。

“性感”的废品回收站

　　拾荒这一群体的存在，受到的评价经常出现两极化：
　　一方面，拾荒者之间的交易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回收的废品量和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当大，为城市节省了很多垃圾处理开支。
　　一方面，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另一方面，他们游离于监管之外，在生产、交易中制造环境污染。
　　外人的眼光如此，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内心做着极大的自我抗争？
　　2016年后，王大富越来越不愿意进入小区收废品——进小区交的钱越来越多，但是废品价格却越来越低——矿泉水瓶子以前一毛五一个，现在五分钱一个;一百斤玻璃，现在卖不到二十块钱;木头十公斤五毛钱;2015年到2016年，再生铜、铝和铁的价格分别下跌了16%、26%和44%。“每次进人家小区都得倒贴钱。”王大富说。
　　王大富的几个同乡，同样目睹了整个行业的兴衰。所谓的“帮派”成员的命运也都发生了改变。
　　当王大富看到了城市里到处宣传垃圾分类的标语才真正意识到，这个行业已经彻底变了。
　　每天同样的工作量，同样的废品数量，换来的钱却不多。这时他听到同乡们在商量着一项计划——合资开一家废旧物品回收站。
　　当然，他并不知道互联网的魔力有多大，他也不知道to B和to C是什么玩意，只知道有人这样做，赚了钱，而且全国好像都流行做这个。
　　一般来说民间回收从末端拾荒者，到流动废品商，到中型回收站、大型回收站，再到工厂经过层层环节，各层利润被大幅压缩。时下中型、大型回收站位于拾荒者经济链条的最顶端，他们直接决定了“王大富们”收入的多寡。
　　开一家回收站，翻身做主人成为了那一时期的梦，不过也只是个梦，碎的肘候都能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
　　经过一番商量，几个人拿出来全部家底，加起来大约有一两万元，买了些二手粉碎机，在城郊的一块野地上，用木桩圈起了一块地，回收站就这样“红红火火”地成立了。
　　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词，王大富觉得这是他人生做的最“性感”的一件事。
　　但实际上和一般企业一样，废品回收站同样需要工商登记、税务登记，唯一区别在于，还要办理各种行业许可证，这些对老王来说都不是问题。
　　遗憾的是，他没料到，私拉电线、安全隐患成了最致命的问题。
　　各种电线路交织在一起，引起了火灾。小小的回收站和老王的梦一起变成了蹿天猴，那一晚好生绚烂。
　　老王和同乡破产了，这次连小三轮也没剩下……

环保天团何去何从？

　　老王和他同乡们的梦，随着那场火灾，付之一炬。就这样，他们从“一无所有”中来，又回到了“一无所有”中去。
　　小三轮烧成了铁疙瘩，原来的窝棚被城市管理清除，垃圾分类在全国盛行，老王们迷惘了。
　　2019年7月1日，事情出现了转机，未来的曙光似乎出现了。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全国推广势在必行，垃圾分类产业终于迎来了大变局。短短一个月就有1004家垃圾分类企业成立，投资者闻风而动。
　　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无害化处理生活垃圾的设施建设规划》，“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总投资约2518.4亿元。其中，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投资1699.3亿元，收運转运体系建设投资257.8亿元，餐厨垃圾专项工程投资183.5亿元，垃圾分类示范工程投资94.1亿元。
　　垃圾分类将随着垃圾处理的投资力度迎来新的市场机会。
　　按理说全国都在重视垃圾分类这个事情，老王这个群体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是垃圾回收站与垃圾生产者中间最前线的人员，且是最关键的一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社区将垃圾严格分类投放，垃圾回收站派专业人员统一进行回收并用专业的设备进行处理，可利用的重新利用，不可利用的用科学手法变成其他资源，整个循环过程中，已经不需要老王他们这个环节了。
　　据有关数据统计，以北京为例，2017年共产生生活垃圾约900万吨，平均每天2.5万吨。长期研究中国废品回收体系的陈立雯说，“废品”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30%，其中近90%得到回收，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主要归功于中国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然而随着一轮轮产业整顿，在一次次漂泊迁徙中，北京废品回收从业人口已经下降到十万左右。与此同时，北京市的垃圾却以每年8%～10%的速度快速增长，垃圾处理和废品回收的压力越来越严峻。北京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城市所面临的问题也同样棘手。

90%

“废品”在中国的城市垃圾中所占的比重约为30%，其中近90%得到回收，这个数据甚至超过了欧美国家。主要归功于中国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贩组成的、庞大而高效的“非正规废品回收体系”。

　　自从提出循环经济以来，从政府官员到专家学者的建议和论著颇多，但有一个方案从未被人引起重视，就是怎样把“拾荒”和“收废者”组织起来.发挥他们的作用，这其实是实施循环经济的一条多快好省之道。
　　说到拾荒的非正式经济属性，政府也一直在尝试把个体拾荒者纳入到管理系统中，解决诸如回收不当导致的二次污染等问题，但都不是很成功。因为他们并不愿意被收编，收废品已经成为拾荒者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理念，譬如一些拾荒者认为收废品比在工厂上班自由得多，更不用担心被拖欠工资。
　　拾荒者在垃圾分类中的优势显而易见。无论是靠鼓风机把垃圾按重量分开，还是靠电磁铁把黑色金属垃圾回收回来，现有的各种垃圾分类技术，都没有人力细致有效。
　　面对着外界的各种声音，“王大富们”只能苦喊，“除了我们，还会有谁愿意做这个？”
　　其实并不是每个国家，拾荒者都面临这样的困境。
　　瑞典包装业巨头利乐公司中国分公司副总裁杨斌曾到巴西考察垃圾处理模式。她发现巴西和中国一样有一支庞大的队伍。巴西政府因势利导，成立了拾荒者合作社，让他们分类收集部分垃圾。这个合作社并不完全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是得到了政府、企业和NGO的大力扶持。

　　据说，拾荒者还被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每个人都有社保和医疗保险。然而，这些对于“王大富们”只能是个愿望，不知要过多久才能实现。
　　现在越来越多的小区，禁止拾荒者再进入，环卫工人也把街道打扫得一干二净。
　　虽然理论上看起来城市的面貌会越来越好，但环境问题仍然存在。
　　未来，作为解决环境问题关键环节的“环保第一天团”该何去何从，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在被追逐与被需要的路上，“王大富们”的生活变得愈加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