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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40年前，作者之一曾在前苏联式教育体制下接受药学启蒙教育。20世纪70年代药学教育便成为我们的职业。过去的35年间，作者之一有幸接触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药学院，例如联邦德国的Department of Chemistry and Pharmacy，Re—gensberg University；东欧发展中国家的药学院，例如Faculty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BelgradeUniversity；我国发达地区的药学系，例如台湾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并有机会与国内发达省份的药学院、发展中省份的药学系、边远地区的药学系和新增药学院系的同事交往。在任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院长和北京大学药学院院长的任期内，有机会参与我国资格最老的药学院校(中国药科大学、沈阳药科大学、四川大学华西药学院、复旦大学药学院及北京大学药学院)党政领导一年一度的联席会议。共的同经历不仅使药学院校的感观成为我们经验的主要构成之一，而且使我们有机会对药学教育进行过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