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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工程监理，又要左右逢源，又要左右为难，使质量监督暧昧不清
江苏盐城通榆河桥坍塌；仅隔一天，武汉黄陂一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并向两边倾斜；又两日，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接着，引起更大轰动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坍塌，作为这首坍桥交响曲的华彩段，一载重超过160吨货车在深夜将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压成了令人惊讶的W型。
短短九天，四座桥梁相继垮塌，将工程质量的把关人——工程监理迅速卷入舆论漩涡之中。
强制性工程监理
1984年，我国第一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云南鲁布革水电站，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工程监理的工程。当时，世界银行的要求是，引入国际通行的菲迪克（FIDIC）管理模式，即由业主方聘请专家来做第三方，通过专家与施工单位的沟通，主导整个建设过程。这也是中国最初的工程监理制度的模型。1988年《关于开展建设监理工作的通知》的颁布，使这一制度正式确立。
“监理是第三方监督的行业，施工过程中，监理要对每一步验收，一些关键部位还需要站在现场监督施工。”曾经做过专业监理工程师的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拿桥来说，一般是工序验收，就是绑完钢筋后第一步验收，验收后再支模板，我再验收模板工序，合格后才能浇筑混凝土，浇筑的过程需全程监理，现场监督，防止偷工减料、把钢筋取走、把混凝土标号变低或其他不规范施工。”
政府始终坚持强制实行监理制度，没有工程监理，项目无法通过审批。但政府的强制渐渐使监理的身份产生了歧义，有人认为监理是第三方，有人认为是建设单位的代表，还有人认为监理应代表政府。
法律规定，工程监理的职责是“三控、两管、一协调”，即控制工程建设投资、工期和工程质量；进行安全管理、工程建设合同管理；协调有关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但实际上，国内监理企业的大部分工作范围仅仅限于施工质量管理，对项目决策策划、设计阶段、投资控制、合同管理、工期控制以及项目运营基本没有发言权。
王军说：“我们监理就是把施工单位在具体操作上打的折扣的稍微调高点，比如规范要求100分，施工单位的执行目标只有60分，监理的标准是能达到80分，最终结果也许就是70分。”
无法独立的“第三方”
理论上，监理与业主方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合同关系，监理与承包商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但现实中，三者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句顺口溜，“监理是拿甲方的钱卡乙方，再拿乙方的钱去骗甲方。”“监理的艺术”也许更胜过监理技术。监理的质量监管工作因此暧昧起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监理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工程监理和施工方的关系。
“就像小偷被逮着了，他违法了，你没逮着他就继续。建设工程也一样，他被发现了，就要像小偷一样接受惩罚。你没能抓住他，就等于没有。我们做监理的，相当于半个警察，或者交通协管员，拿了这个条款看你违法没违法，但我们说的话，也不全有用。”
“警察”也会疏忽。王军坦言，在自己放心、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有可能会放松，尤其是一些附属结构。
而从事土木工程设计工作的马腾却有不同见解。他说，不认真的监理都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有些小问题不会出事，但工程的小错越集越多，最后就会出现质量问题。马腾感到最焦虑的是，现在连最基本的混凝土配置，也没有几个工地用工具配置，而都是“大约靠感觉”。
马腾还记得，工作第一年，就见过工程队给监理送红包。4年前的价格是，总监理是5000，其他监理是3000，这只是“五一”红包，平时请客吃饭、烟酒小惠，只是“人之常情”。
相比起监理和施工方间的利益关系，监理和业主方之间的关系更难理清。
工程监理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业主提供专业服务，使业主不必成立专门的管理队伍，但这个目标没能实现。有的业主迫于政府相关法律规定，勉强聘用监理企业进行程序性的工程监理，但他们还是要在工地派遣管理人员（甲方代表），成了“监理的监理”，与监理人员的工作职责交叉重叠，使得监理人员显得有点多余。
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西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小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作为甲方，合同上将工程总包给了乙方施工单位，但是老板还是将外墙保温这项内容从总包中抽离出来，给了“有关系”的朋友。朋友进驻工地后，对他带来的施工队交代“你们就干你们的活儿，谁拦你都别理”。监理也只能绕道。有一天，甲方领导来工地视察，发现外墙保温的工程质量有问题，当场恼火，直接就给监理公司开出了罚单。
“这个工作难的就是，哪方面人他都得罪不起。”小刘说。
事实上，甲方从上到下都跟施工方的各个工程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工程监理也要在其中周旋。
“业主不会那么大公无私的，他依托着项目工程，总会利用职位之便，安排施工队，如果管得太严，他回头就得处理我。”王军说。
《建筑法》明确指出，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要求工程监理企业按照“公正、独立、自主”原则开展监理工作。
这只是理想层面，在纷繁复杂的工地上，并没有真正地独立“第三方”。“现在监理作为第三方，看跟哪边关系好一点就向着哪一边。”小刘说。
混乱的管理
2010年，时振栋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到了山东日照一家不大的监理咨询公司。由于收入并不多，他考虑去考个监理工程师证书，然后把证书放在任何一家监理咨询公司，以便获得“租金”。
监理工程师从业资格证由国家建设部颁发，参考人员必须取得中级职称5年以上，通过率只有30%。所以并不是每个监理人员都是“持证上岗”，但证书的数量却是衡量监理公司资质的直接标准。
专业监理企业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依照企业注册资本、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的人数等条件来评定。级别越高，所能承接的项目越大，获得的监理费用越多，但往往一個地区几十家监理企业，大多数为挂靠甲级监理企业的私人皮包公司，真实的只有几家。
“我们公司一共有三四十个人，有几个证不太清楚。我们挂靠别人公司，用别的公司的资质和证件，可以揽一些稍大的工程，然后给他们付一部分钱。”时振栋说。
证件的功能远不止这些。“假设像我们一个公司里有10名持证人员，只够投一个大的高速路工程，但是实际有好几个工地，所以就用这10个人的名字去投了不同的标，然后由那些没有证件的人去干。”王军说，“这个东西一般业主不查，质监站查的时候，定了哪天检查，提前把那些投标的人员、履约的人员调过去，应付完检查再走。”
模糊的责任界定
收红包，吃了甲方吃乙方，或睁只眼闭只眼，或无证上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监理以往不需为工程质量担责。
监理业的行业规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中，没有规定监理要对工程施工中的安全承担责任。同时，《建筑法》中涉及安全责任的有关条款，也只对施工企业、建设单位、建筑设计单位进行了法律界定，并没有对监理企业和监理人员的责任做出界定。
不过这一状况在近些年有所改观。2000年出台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监理单位要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也规定了监理企业和工程师要对工程安全承担责任。
据报道，2008年株洲塌桥事故中，有九名相关责任人被逮捕，包括六名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和三名工程监理人员。2010年，在南京“11·26”油坊桥立交小行段高架桥钢箱梁倾覆坠落事故中，一审判处施工方梁宗刚、邵迎有期徒刑3年，监理杨军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桥梁专家李文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理问题很复杂，所有质量监管责任，除了施工单位之外，监理也都是要负责的。”
王军的总结更直接：“如果一个桥出了质量事故，第一个抓的是项目经理，第二个抓的就是总监。”王军严肃地说。
但据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周孟峰说，目前关于工程质量问题的监理责任，法律还缺少明确的界定，学术界尚且在讨论中。
（应受访者要求，王军和小刘为化名）
江苏盐城通榆河桥坍塌；仅隔一天，武汉黄陂一高架桥引桥严重开裂，并向两边倾斜；又两日，福建武夷山公馆大桥倒塌；接着，引起更大轰动的杭州钱江三桥引桥坍塌，作为这首坍桥交响曲的华彩段，一载重超过160吨货车在深夜将北京怀柔宝山寺白河桥压成了令人惊讶的W型。
短短九天，四座桥梁相继垮塌，将工程质量的把关人——工程监理迅速卷入舆论漩涡之中。
强制性工程监理
1984年，我国第一次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修建云南鲁布革水电站，也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工程监理的工程。当时，世界银行的要求是，引入国际通行的菲迪克（FIDIC）管理模式，即由业主方聘请专家来做第三方，通过专家与施工单位的沟通，主导整个建设过程。这也是中国最初的工程监理制度的模型。1988年《关于开展建设监理工作的通知》的颁布，使这一制度正式确立。
“监理是第三方监督的行业，施工过程中，监理要对每一步验收，一些关键部位还需要站在现场监督施工。”曾经做过专业监理工程师的王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就拿桥来说，一般是工序验收，就是绑完钢筋后第一步验收，验收后再支模板，我再验收模板工序，合格后才能浇筑混凝土，浇筑的过程需全程监理，现场监督，防止偷工减料、把钢筋取走、把混凝土标号变低或其他不规范施工。”
政府始终坚持强制实行监理制度，没有工程监理，项目无法通过审批。但政府的强制渐渐使监理的身份产生了歧义，有人认为监理是第三方，有人认为是建设单位的代表，还有人认为监理应代表政府。
法律规定，工程监理的职责是“三控、两管、一协调”，即控制工程建设投资、工期和工程质量；进行安全管理、工程建设合同管理；协调有关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但实际上，国内监理企业的大部分工作范围仅仅限于施工质量管理，对项目决策策划、设计阶段、投资控制、合同管理、工期控制以及项目运营基本没有发言权。
王军说：“我们监理就是把施工单位在具体操作上打的折扣的稍微调高点，比如规范要求100分，施工单位的执行目标只有60分，监理的标准是能达到80分，最终结果也许就是70分。”
无法独立的“第三方”
理论上，监理与业主方是委托与被委托的合同关系，监理与承包商是监理与被监理的关系。三者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但现实中，三者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句顺口溜，“监理是拿甲方的钱卡乙方，再拿乙方的钱去骗甲方。”“监理的艺术”也许更胜过监理技术。监理的质量监管工作因此暧昧起来。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总监理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形容工程监理和施工方的关系。
“就像小偷被逮着了，他违法了，你没逮着他就继续。建设工程也一样，他被发现了，就要像小偷一样接受惩罚。你没能抓住他，就等于没有。我们做监理的，相当于半个警察，或者交通协管员，拿了这个条款看你违法没违法，但我们说的话，也不全有用。”
“警察”也会疏忽。王军坦言，在自己放心、不影响质量的前提下，有可能会放松，尤其是一些附属结构。
而从事土木工程设计工作的马腾却有不同见解。他说，不认真的监理都是自作聪明，自以为有些小问题不会出事，但工程的小错越集越多，最后就会出现质量问题。马腾感到最焦虑的是，现在连最基本的混凝土配置，也没有几个工地用工具配置，而都是“大约靠感觉”。
马腾还记得，工作第一年，就见过工程队给监理送红包。4年前的价格是，总监理是5000，其他监理是3000，这只是“五一”红包，平时请客吃饭、烟酒小惠，只是“人之常情”。
相比起监理和施工方间的利益关系，监理和业主方之间的关系更难理清。
工程监理制度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业主提供专业服务，使业主不必成立专门的管理队伍，但这个目标没能实现。有的业主迫于政府相关法律规定，勉强聘用监理企业进行程序性的工程监理，但他们还是要在工地派遣管理人员（甲方代表），成了“监理的监理”，与监理人员的工作职责交叉重叠，使得监理人员显得有点多余。
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西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小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作为甲方，合同上将工程总包给了乙方施工单位，但是老板还是将外墙保温这项内容从总包中抽离出来，给了“有关系”的朋友。朋友进驻工地后，对他带来的施工队交代“你们就干你们的活儿，谁拦你都别理”。监理也只能绕道。有一天，甲方领导来工地视察，发现外墙保温的工程质量有问题，当场恼火，直接就给监理公司开出了罚单。
“这个工作难的就是，哪方面人他都得罪不起。”小刘说。
事实上，甲方从上到下都跟施工方的各个工程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工程监理也要在其中周旋。
“业主不会那么大公无私的，他依托着项目工程，总会利用职位之便，安排施工队，如果管得太严，他回头就得处理我。”王军说。
《建筑法》明确指出，工程监理企业应当根据建设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执行监理任务。《工程建设监理规定》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要求工程监理企业按照“公正、独立、自主”原则开展监理工作。
这只是理想层面，在纷繁复杂的工地上，并没有真正地独立“第三方”。“现在监理作为第三方，看跟哪边关系好一点就向着哪一边。”小刘说。
混乱的管理
2010年，时振栋从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到了山东日照一家不大的监理咨询公司。由于收入并不多，他考虑去考个监理工程师证书，然后把证书放在任何一家监理咨询公司，以便获得“租金”。
监理工程师从业资格证由国家建设部颁发，参考人员必须取得中级职称5年以上，通过率只有30%。所以并不是每个监理人员都是“持证上岗”，但证书的数量却是衡量监理公司资质的直接标准。
专业监理企业分为甲乙丙三个级别，依照企业注册资本、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的人数等条件来评定。级别越高，所能承接的项目越大，获得的监理费用越多，但往往一個地区几十家监理企业，大多数为挂靠甲级监理企业的私人皮包公司，真实的只有几家。
“我们公司一共有三四十个人，有几个证不太清楚。我们挂靠别人公司，用别的公司的资质和证件，可以揽一些稍大的工程，然后给他们付一部分钱。”时振栋说。
证件的功能远不止这些。“假设像我们一个公司里有10名持证人员，只够投一个大的高速路工程，但是实际有好几个工地，所以就用这10个人的名字去投了不同的标，然后由那些没有证件的人去干。”王军说，“这个东西一般业主不查，质监站查的时候，定了哪天检查，提前把那些投标的人员、履约的人员调过去，应付完检查再走。”
模糊的责任界定
收红包，吃了甲方吃乙方，或睁只眼闭只眼，或无证上网，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监理以往不需为工程质量担责。
监理业的行业规范《建设工程监理规范》中，没有规定监理要对工程施工中的安全承担责任。同时，《建筑法》中涉及安全责任的有关条款，也只对施工企业、建设单位、建筑设计单位进行了法律界定，并没有对监理企业和监理人员的责任做出界定。
不过这一状况在近些年有所改观。2000年出台的《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规定，监理单位要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也规定了监理企业和工程师要对工程安全承担责任。
据报道，2008年株洲塌桥事故中，有九名相关责任人被逮捕，包括六名项目施工方负责人和三名工程监理人员。2010年，在南京“11·26”油坊桥立交小行段高架桥钢箱梁倾覆坠落事故中，一审判处施工方梁宗刚、邵迎有期徒刑3年，监理杨军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桥梁专家李文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监理问题很复杂，所有质量监管责任，除了施工单位之外，监理也都是要负责的。”
王军的总结更直接：“如果一个桥出了质量事故，第一个抓的是项目经理，第二个抓的就是总监。”王军严肃地说。
但据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周孟峰说，目前关于工程质量问题的监理责任，法律还缺少明确的界定，学术界尚且在讨论中。
（应受访者要求，王军和小刘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