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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庸言》作为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后创办的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政论刊物，风行一时，影响甚大。《庸言》除了刊登政论、新闻、时评等文章外，也刊载了丰富多彩的书业广告。文章从广告的视角，分析《庸言》书业广告的类型、技巧、特征及其时代写照，管窥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变迁。
[关键词] 《庸言》 书业广告 出版史
[中国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115-03
A Research on Book Advertisements in Yongyan
Wang Haigang Zhang Xiaozh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Yongyan， first published in 1912 by Liang Qichao， who just returned to China from Japan， was China’s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newspaper about political comments， which was very popular and far-reaching.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comments， news and reviews， Yongyan also displayed colorful advertis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 skills， characteristics and portraiture of the era of book advertisements in Yongy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ertising， in order to seek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cultur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Yongyan Book advertisements Publishing history
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8日，梁启超在袁世凯的多次邀请下，由日本抵达天津。他回国后即表达了不入政界而希望通过办报来宣传宪政理念。在此背景下，《庸言》半月刊于1912年12月在天津创刊，梁启超任主笔，吴贯因任编辑，由北京正蒙印书局印刷发行[1]。《庸言》作为梁启超创办的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政论刊物，除了涵盖大量的政论和时评文章外，也刊载了丰富多彩的广告，其中尤以书业广告所占比重最大。本文试从书业广告的视角，管窥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变迁。
1 《庸言》书业广告的类型
《庸言》创刊于1912年12月1日，第一卷是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梁启超任主编，1914年2月15日起，由黄远生主持，这也是《庸言》第二卷的开始。第二卷第1、2号合刊，同时依照原来编号顺序编为25、26号[2]。《庸言》共发行2卷30号，于1914年6月出版第30号后停刊，前后历时一年六个月。据笔者统计，在此期间的每一期刊物，都含有一定的广告内容，共计341条（包含重复出现的广告内容）。其中书业广告的比重超过一半，占全部广告总数的53.96%。除书业广告外，医药和饮食类广告也相对较多，分别占7.91%和7.33%的比例。此外，还有煤矿、服饰、法律以及银行等丰富的广告内容。
《庸言》的书业广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刊物告白，一般位于每一期的最后一版。它对《庸言》本身具有一定的宣传作用，内容包括编辑人、发行人、印刷人、代售单位及广告价目表，目的是增加报刊出版发行的透明度，体现自身定价的合理性。《庸言》还罗列相关编辑人员，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鼓励读者阅读和购买。广告价目表为各大广告主提供了价格索引，并标明长期合作，价格亦可协商，以便他们及时投放广告，为杂志提供经费来源。二是关于本刊宣传的广告，或发布代售书籍，向读者提供购书渠道，增加经济收入；或对《庸言》直接宣传，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三是图书广告，该类广告所占比重最大，主要是向读者介绍图书的定价、规格、内容以及出版发行商等信息，为读者购买图书提供指导。
《庸言》书业广告涉及图书50余种，以教育和法律类图书为主要类型。其中，教育类图书广告占33.96%，法律类图书广告占22.64%，文学类图书广告占16.98%，国际时事类图书广告占7.55%，杂志广告占5.66%，其他类型的图书广告占13.21%。
2 《庸言》书业广告的技巧
书商为了招徕读者，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在《庸言》上运用多种广告技巧，达到宣传与促销之目的。
首先，利用名人效应宣传图书。由于梁启超本人的声望，《庸言》聚集了一批在当时堪称名流的人担任编委及撰稿人[3]，为杂志奠定了一个比较稳定且数量较为庞大的读者群体，使其刊载的图书广告为更多的受众所阅读。而图书广告的内容中，也不乏利用名人效应这一方法。如《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广告云：“任公先生归国后，京师各界咸以热诚敬爱之意，备极欢迎。先生入京十二日，演说十六次，每次所演，无一重复，而语语皆出以至诚，切中时弊。听众感动如受电气，咸叹为中国空前之集会演说也。由张君嘉森、蓝君公武笔记得十三篇。文笔翔实，能曲传先生之意。今承以原稿付本局印布，除分赠各界外，特用极廉价发售。国中人士想望先生言论风采者，各手一编。定价每册大洋二角。”[4] 这本书的广告以梁启超的影响力为诉求点，让崇拜和欣赏他的读者竞相购买。这种宣传手段，在现代图书市场依旧十分常见，其效果可见一斑。 其次，打好图书营销“组合拳”。这种方法包含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即分别为同一出版社和同一类型的图书进行广告宣传。如商务印书馆将销售的七本书的广告刊登在同一版面上，除一本书有详细介绍外，其余六本只包括图书名称和图书单价等信息。这七本书是《影宋本韩昌黎集》《涵芬楼古今文钞》《痛史》《西清续》《陶齐臧石记》《名人书画扇面集》和《新字典》。从图书名称上，我们可以判断，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的这七本图书，并不属于一个类型。以《新字典》的热销，带动其他六种图书产品的组合宣传方式，效果甚好。此外，“组合拳”在同一类型图书的广告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商务印书馆在推广法律类图书时，以“法政要籍”为标题，将出版的一系列有关法律的书籍囊括其中，以达到组合宣传之目的，广告如下：
法政要籍：
法学名著 十二册 十四元
法治经济通论 二元四角
法意 七册 三元九角
日本法规大全 八十一册 十五元
列国政要 正续编各三十二册 每编十元
十六国议院典例 一元五角
法律经济辞典 布纸面 五角 七角
英法德日 法政名词表 一元二角[5]
从这些书名中，可以大致了解这些图书面对的受众是比较一致的。当读者需要其中一种图书时，他也可能需要这些相关的图书。这样的广告宣传，既给读者购买专业书籍提供了便利，也在无形中为出版社扩大了销量。
再次，善于抓住广告时机。广告时机是指确定广告发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庸言》中具有该特点的书业广告大部分为法律类图书。如《中华民国国会组织选举法》广告云：“八月初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即日施行，凡吾全国人民皆当注意。本馆特将此三种并更正，众议院议员覆选区表，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用五号字排成袖珍本，极便携带。”[6] 从广告中不难看出，这本图书是在八月初十宣布相关法律之后编辑出版而成的，图书广告的发布时间大概在次年二月中旬。该书采用延时推出策略，把握广告时机，引导关注时事的有识之士踊跃购买。
最后，打折促销，吸引读者。教科书打折的现象在图书广告宣传中较为常见，经常“对折”出售，即半价优惠。如商务印书馆在中华民国教科书的宣传中，大部分图书都打折出售。这种在图书广告中直接标出折扣的方法，迎合了受众的消费心理，激发了读者的购买欲望。总体而言，《庸言》书业广告以务实为主，信息集中，目标读者明确。美中不足的是，广告缺少插图，略显单调。
3 《庸言》书业广告的特征及其时代写照
《庸言》中刊载的书业广告，不仅具有促销的商业作用，而且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时代风貌和文化政治生活的变迁。
其一，《庸言》以教育类图书广告最多，占全部书业广告的33.96%。其中教育类图书广告主要有教科书广告（包括小学教科书和中学教科书）和专业类教育图书广告（如军事教育和文官考试必修书目等），这些教育类图书为人们自主学习相关知识提供了前提条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长久被抑制的思维逐渐活跃起来。教育类图书的流行和普及，恰好满足了这一时期人们求知的需要，为读者获取知识提供了新的途径。
其二，法律类图书广告的比重仅次于教育类图书，占总量的22.64%。它的特点较教育类图书更为复杂和突出。法律类图书广告常以释义本、袖珍本和精华本等作为诉求点。释义本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他们的法律知识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注释的方式，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如《中华民国国会组织选举法浅释》广告云：“本书就临时大总统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种，详加解释，以明显之词达奥赜之理，务期有事选政者人手一卷……其义俾于施行，上绝无窒碍其约法，为现时组织国会之根本法。各省覆选区划表又为附随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之要件，一并从入。诚目前办理选举事务之人，及选举人所亟当购阅者也。定价大洋三角。”[7] 广告指出，凡是与此次选举有关的人士，都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选举的法律、内容和相关要求。该书的特点在于，不仅集三种法律于一册，而且补其疏漏之处，详加解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奥、晦涩难懂的道理，为教育水平较低的读者提供了便利，这样一来，扩大了国会组织选举法的普及程度。袖珍本携带方便，具有随时随地翻阅的特点。《袖珍本法律丛书》广告云：“《法律要览丛书》为日本最新之分册，刊行至今尚未全。其自称有八大特色，（一）携带至便，（二）组织新颖，（三）内容丰富，（四）学说网罗，（五）一目了然，（六）问题详解，（七）简洁精当，（八）文章平易。学者得此既足供平日之研究，复可为试验之准备，诚为之一善也。律师唐慎坊，君办公之暇从事迻译，由总局发刊，兹出《刑法要览》一册，定价大洋五角，余册陆续发刊，俟出版时再行布告。”[8] 根据这则广告，不难看出袖珍本法律图书，适合随身携带，对读者法律常识的积累有一定推动作用。精华本对特定的法律内容进行详尽说明，并附有案例加深记忆，帮助读者更深一步了解法律条文。《法政精华》一书的广告云：“本书系延聘法学大家，素有经验者十余人，各就本国已定之法制与草案，按照文官考试科目分门编纂。每特加以说明，凡草案所未及者，则引证各国法律，采取最新学说，举凡一切疑难之问题，正当之理由，莫不搜罗完备。解释明晰，应用广大……”[9]。 这本书由法学专家编写，将中国国情与世界其他国家法律相结合，进行解释说明，为广大读者开拓视野，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提供帮助。
法律类书籍之所以风行一时，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普及法律知识的义务，需要依靠法制巩固政权，因此出版商顺应潮流，出版发行相关图书。二是国人渴望获得法学专业知识，维护自己的利益。三是当时的社会制度还处于建立初期，出版法律类图书可以满足社会的内在需求。由此可见，法律类图书广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文学类图书广告的比重达到16.98%，次于教育类和法律类图书广告。文学类图书广告不仅包括古代文人的诗词文集，如《影宋本花间词》《影宋本陶渊明集》《草窗词》《东坡乐府》《疆村词》《散元精舍诗》等，也有记录民间轶事的图书，供读者休闲娱乐时阅读。《舟车醒睡录》广告云：“此书为门蚤谈虎客所述，客熟于胜朝故事、遗老轶闻，前所辑中国秘史初编二编，久已风行海外，今复重辑。是书材料既富，甄录亦严，较之秘史，有过之无不及，诚旅行之良友也。定价每册大洋三角。批发从廉。”[10] 广告明确指出，该书为野史轶闻，编纂精良，可供读者旅游出行时消遣之用。这从侧面说明当民众暂时脱离了家国动荡的危机，有闲暇时间阅读文学类图书充实生活。文学类图书的兴起和热销，体现了国人思想的逐渐觉醒。
其四，除了图书以外，一些杂志也在《庸言》上刊登广告，提高发行量，增强影响力。这些杂志主要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儿童教育画》等。《东方杂志》刊登中外时事、诗歌、小说，适合有相关爱好的成年人阅读。《少年杂志》《儿童教育画》刊登童话故事或相关图画，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法政杂志》和《教育杂志》则定位于从事法律和教育的专业人士。因此，读者通过《庸言》杂志，便可获取其他杂志的相关信息。这对于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国人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庸言》丰富多彩的书业广告展示了民国初期的社会风貌。《庸言》以它独特的办报理念和影响力，积极为书报刊做宣传，为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渴望进步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和正确的引导。《庸言》刊载的书业广告，以质朴的语言和巧妙的技巧，鼓励读者购买图书，既扩大了图书的销路，又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庸言》书业广告为后世研究历史发展和社会现象提供了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广告的研究，亦是审视和探索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新视角。
[关键词] 《庸言》 书业广告 出版史
[中国分类号] G23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6） 02-0115-03
A Research on Book Advertisements in Yongyan
Wang Haigang Zhang Xiaozhe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Abstract] Yongyan， first published in 1912 by Liang Qichao， who just returned to China from Japan， was China’s the most widely circulated newspaper about political comments， which was very popular and far-reaching. In addition to political comments， news and reviews， Yongyan also displayed colorful advertisem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e， skills， characteristics and portraiture of the era of book advertisements in Yongy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vertising， in order to seek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nges of political culture at that time.
[Key words] Yongyan Book advertisements Publishing history
1912年2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10月8日，梁启超在袁世凯的多次邀请下，由日本抵达天津。他回国后即表达了不入政界而希望通过办报来宣传宪政理念。在此背景下，《庸言》半月刊于1912年12月在天津创刊，梁启超任主笔，吴贯因任编辑，由北京正蒙印书局印刷发行[1]。《庸言》作为梁启超创办的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政论刊物，除了涵盖大量的政论和时评文章外，也刊载了丰富多彩的广告，其中尤以书业广告所占比重最大。本文试从书业广告的视角，管窥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变迁。
1 《庸言》书业广告的类型
《庸言》创刊于1912年12月1日，第一卷是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梁启超任主编，1914年2月15日起，由黄远生主持，这也是《庸言》第二卷的开始。第二卷第1、2号合刊，同时依照原来编号顺序编为25、26号[2]。《庸言》共发行2卷30号，于1914年6月出版第30号后停刊，前后历时一年六个月。据笔者统计，在此期间的每一期刊物，都含有一定的广告内容，共计341条（包含重复出现的广告内容）。其中书业广告的比重超过一半，占全部广告总数的53.96%。除书业广告外，医药和饮食类广告也相对较多，分别占7.91%和7.33%的比例。此外，还有煤矿、服饰、法律以及银行等丰富的广告内容。
《庸言》的书业广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刊物告白，一般位于每一期的最后一版。它对《庸言》本身具有一定的宣传作用，内容包括编辑人、发行人、印刷人、代售单位及广告价目表，目的是增加报刊出版发行的透明度，体现自身定价的合理性。《庸言》还罗列相关编辑人员，以提高知名度和影响力，鼓励读者阅读和购买。广告价目表为各大广告主提供了价格索引，并标明长期合作，价格亦可协商，以便他们及时投放广告，为杂志提供经费来源。二是关于本刊宣传的广告，或发布代售书籍，向读者提供购书渠道，增加经济收入；或对《庸言》直接宣传，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三是图书广告，该类广告所占比重最大，主要是向读者介绍图书的定价、规格、内容以及出版发行商等信息，为读者购买图书提供指导。
《庸言》书业广告涉及图书50余种，以教育和法律类图书为主要类型。其中，教育类图书广告占33.96%，法律类图书广告占22.64%，文学类图书广告占16.98%，国际时事类图书广告占7.55%，杂志广告占5.66%，其他类型的图书广告占13.21%。
2 《庸言》书业广告的技巧
书商为了招徕读者，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在《庸言》上运用多种广告技巧，达到宣传与促销之目的。
首先，利用名人效应宣传图书。由于梁启超本人的声望，《庸言》聚集了一批在当时堪称名流的人担任编委及撰稿人[3]，为杂志奠定了一个比较稳定且数量较为庞大的读者群体，使其刊载的图书广告为更多的受众所阅读。而图书广告的内容中，也不乏利用名人效应这一方法。如《梁任公先生演说集第一辑》广告云：“任公先生归国后，京师各界咸以热诚敬爱之意，备极欢迎。先生入京十二日，演说十六次，每次所演，无一重复，而语语皆出以至诚，切中时弊。听众感动如受电气，咸叹为中国空前之集会演说也。由张君嘉森、蓝君公武笔记得十三篇。文笔翔实，能曲传先生之意。今承以原稿付本局印布，除分赠各界外，特用极廉价发售。国中人士想望先生言论风采者，各手一编。定价每册大洋二角。”[4] 这本书的广告以梁启超的影响力为诉求点，让崇拜和欣赏他的读者竞相购买。这种宣传手段，在现代图书市场依旧十分常见，其效果可见一斑。 其次，打好图书营销“组合拳”。这种方法包含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即分别为同一出版社和同一类型的图书进行广告宣传。如商务印书馆将销售的七本书的广告刊登在同一版面上，除一本书有详细介绍外，其余六本只包括图书名称和图书单价等信息。这七本书是《影宋本韩昌黎集》《涵芬楼古今文钞》《痛史》《西清续》《陶齐臧石记》《名人书画扇面集》和《新字典》。从图书名称上，我们可以判断，商务印书馆刊登广告的这七本图书，并不属于一个类型。以《新字典》的热销，带动其他六种图书产品的组合宣传方式，效果甚好。此外，“组合拳”在同一类型图书的广告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商务印书馆在推广法律类图书时，以“法政要籍”为标题，将出版的一系列有关法律的书籍囊括其中，以达到组合宣传之目的，广告如下：
法政要籍：
法学名著 十二册 十四元
法治经济通论 二元四角
法意 七册 三元九角
日本法规大全 八十一册 十五元
列国政要 正续编各三十二册 每编十元
十六国议院典例 一元五角
法律经济辞典 布纸面 五角 七角
英法德日 法政名词表 一元二角[5]
从这些书名中，可以大致了解这些图书面对的受众是比较一致的。当读者需要其中一种图书时，他也可能需要这些相关的图书。这样的广告宣传，既给读者购买专业书籍提供了便利，也在无形中为出版社扩大了销量。
再次，善于抓住广告时机。广告时机是指确定广告发布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庸言》中具有该特点的书业广告大部分为法律类图书。如《中华民国国会组织选举法》广告云：“八月初十日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及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即日施行，凡吾全国人民皆当注意。本馆特将此三种并更正，众议院议员覆选区表，筹备国会事务局官制，用五号字排成袖珍本，极便携带。”[6] 从广告中不难看出，这本图书是在八月初十宣布相关法律之后编辑出版而成的，图书广告的发布时间大概在次年二月中旬。该书采用延时推出策略，把握广告时机，引导关注时事的有识之士踊跃购买。
最后，打折促销，吸引读者。教科书打折的现象在图书广告宣传中较为常见，经常“对折”出售，即半价优惠。如商务印书馆在中华民国教科书的宣传中，大部分图书都打折出售。这种在图书广告中直接标出折扣的方法，迎合了受众的消费心理，激发了读者的购买欲望。总体而言，《庸言》书业广告以务实为主，信息集中，目标读者明确。美中不足的是，广告缺少插图，略显单调。
3 《庸言》书业广告的特征及其时代写照
《庸言》中刊载的书业广告，不仅具有促销的商业作用，而且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的时代风貌和文化政治生活的变迁。
其一，《庸言》以教育类图书广告最多，占全部书业广告的33.96%。其中教育类图书广告主要有教科书广告（包括小学教科书和中学教科书）和专业类教育图书广告（如军事教育和文官考试必修书目等），这些教育类图书为人们自主学习相关知识提供了前提条件。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后，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长久被抑制的思维逐渐活跃起来。教育类图书的流行和普及，恰好满足了这一时期人们求知的需要，为读者获取知识提供了新的途径。
其二，法律类图书广告的比重仅次于教育类图书，占总量的22.64%。它的特点较教育类图书更为复杂和突出。法律类图书广告常以释义本、袖珍本和精华本等作为诉求点。释义本适合普通读者阅读，他们的法律知识有限，因此需要通过注释的方式，加深对文本的理解。如《中华民国国会组织选举法浅释》广告云：“本书就临时大总统公布之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种，详加解释，以明显之词达奥赜之理，务期有事选政者人手一卷……其义俾于施行，上绝无窒碍其约法，为现时组织国会之根本法。各省覆选区划表又为附随于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之要件，一并从入。诚目前办理选举事务之人，及选举人所亟当购阅者也。定价大洋三角。”[7] 广告指出，凡是与此次选举有关的人士，都可以通过这本书，了解选举的法律、内容和相关要求。该书的特点在于，不仅集三种法律于一册，而且补其疏漏之处，详加解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深奥、晦涩难懂的道理，为教育水平较低的读者提供了便利，这样一来，扩大了国会组织选举法的普及程度。袖珍本携带方便，具有随时随地翻阅的特点。《袖珍本法律丛书》广告云：“《法律要览丛书》为日本最新之分册，刊行至今尚未全。其自称有八大特色，（一）携带至便，（二）组织新颖，（三）内容丰富，（四）学说网罗，（五）一目了然，（六）问题详解，（七）简洁精当，（八）文章平易。学者得此既足供平日之研究，复可为试验之准备，诚为之一善也。律师唐慎坊，君办公之暇从事迻译，由总局发刊，兹出《刑法要览》一册，定价大洋五角，余册陆续发刊，俟出版时再行布告。”[8] 根据这则广告，不难看出袖珍本法律图书，适合随身携带，对读者法律常识的积累有一定推动作用。精华本对特定的法律内容进行详尽说明，并附有案例加深记忆，帮助读者更深一步了解法律条文。《法政精华》一书的广告云：“本书系延聘法学大家，素有经验者十余人，各就本国已定之法制与草案，按照文官考试科目分门编纂。每特加以说明，凡草案所未及者，则引证各国法律，采取最新学说，举凡一切疑难之问题，正当之理由，莫不搜罗完备。解释明晰，应用广大……”[9]。 这本书由法学专家编写，将中国国情与世界其他国家法律相结合，进行解释说明，为广大读者开拓视野，深入研究相关法律提供帮助。
法律类书籍之所以风行一时，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华民国政府具有普及法律知识的义务，需要依靠法制巩固政权，因此出版商顺应潮流，出版发行相关图书。二是国人渴望获得法学专业知识，维护自己的利益。三是当时的社会制度还处于建立初期，出版法律类图书可以满足社会的内在需求。由此可见，法律类图书广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文学类图书广告的比重达到16.98%，次于教育类和法律类图书广告。文学类图书广告不仅包括古代文人的诗词文集，如《影宋本花间词》《影宋本陶渊明集》《草窗词》《东坡乐府》《疆村词》《散元精舍诗》等，也有记录民间轶事的图书，供读者休闲娱乐时阅读。《舟车醒睡录》广告云：“此书为门蚤谈虎客所述，客熟于胜朝故事、遗老轶闻，前所辑中国秘史初编二编，久已风行海外，今复重辑。是书材料既富，甄录亦严，较之秘史，有过之无不及，诚旅行之良友也。定价每册大洋三角。批发从廉。”[10] 广告明确指出，该书为野史轶闻，编纂精良，可供读者旅游出行时消遣之用。这从侧面说明当民众暂时脱离了家国动荡的危机，有闲暇时间阅读文学类图书充实生活。文学类图书的兴起和热销，体现了国人思想的逐渐觉醒。
其四，除了图书以外，一些杂志也在《庸言》上刊登广告，提高发行量，增强影响力。这些杂志主要有《东方杂志》《法政杂志》《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儿童教育画》等。《东方杂志》刊登中外时事、诗歌、小说，适合有相关爱好的成年人阅读。《少年杂志》《儿童教育画》刊登童话故事或相关图画，适合少年儿童阅读。《法政杂志》和《教育杂志》则定位于从事法律和教育的专业人士。因此，读者通过《庸言》杂志，便可获取其他杂志的相关信息。这对于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国人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所述，《庸言》丰富多彩的书业广告展示了民国初期的社会风貌。《庸言》以它独特的办报理念和影响力，积极为书报刊做宣传，为国内的知识分子和渴望进步的青年，提供了一个前进的方向和正确的引导。《庸言》刊载的书业广告，以质朴的语言和巧妙的技巧，鼓励读者购买图书，既扩大了图书的销路，又满足了社会各阶层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庸言》书业广告为后世研究历史发展和社会现象提供了线索，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广告的研究，亦是审视和探索社会文化变迁的一个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