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人民币升值路径可以从时间路径和空间路径两个角度来进行研究。在多重的政策目标下，中国目前选择了渐进的升值方式，升值过程中名义汇率与物价水平共同调整。伴随有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的升值方式会从增量和存量两个方面改变社会的福利分配，这要求有相应的福利调整措施进行配套，以维护社套的公平和稳定。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路径；福利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1-0082-05
人民币升值既有国外政治原因，又有国内经济根源，既有实际因素的推动，也有预期的自我强化。自从2005年汇改到今天，人民币已经升值两年，对于人民币升值的缘由，仍然莫衷一是。而且升值的目标也不明确，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体，难以计算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总体来看，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人民币升值路径
人民币升值具有清晰的路径。路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时间路径，另一个是空间路径。首先从时间上看，升值存在快速升值和渐进升值两种。当前根据政府的表态和实际升值的情况，我们确信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如历史上日本等国那样出现急剧的大幅升值。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政府仍将坚持渐进升值的思路。其次，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升值的空间路径选择，那就是通过升值名义汇率还是通过提高物价水平。根据汇率决定理论和历史经验，实际汇率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名义汇率或者提高国内价格水平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两者一起进行。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人民币升值的实际过程包括了这两种方式：既有名义汇率的渐进、单边升值，又有价格水平的温和上升。
中国走上这样一条升值路径并不是偶然的，路径的选择有着非常复杂的约束条件。从宏观上看，升值方式必须确保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水平这几个方面是重要考虑因素，经济“硬着陆”和大起大落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政府无法接受的。从微观上看，升值方式必须确保中国出口企业有适当的调整空间和时间，其生存压力必须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中国长期采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出口企业对于技术进步、拉动需求和增加就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多重的政策目标约束下，人民币升值走上了一条渐进的、名义汇率和价格水平共同调整的升值路径。这样做能够把升值带来的冲击尽可能地分散到全社会中，物价和名义汇率的调整压力会维持相对的平衡，避免单独调整造成局部的的较大冲击。实际上，一旦我们选择了渐进升值的时间路径，双管齐下的空间路径几乎也成了必然。
中国采取渐进升值的方式虽然能够保持经济运行的相对稳定，但是也面临较多的问题。首先，当前国内外各界都形成了明确的预期，认为人民币严重偏离均衡汇率水平，一定会单边升值。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共识就是预期到的经济冲击不会产生经济波动，而只有没有预期到的冲击才会改变经济运行。所以现在普遍预期到的渐进升值的效果如何令人生疑。其次，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资本的管制越来越困难，如何有效控制投机资本的流入是个巨大的考验。再次，出口企业能够承受怎样的升值压力不是很清楚。虽然汇改已经两年，人民币缓慢升值幅度累计超过8％，但是我们看到出口仍在迅速增加，顺差越来越多，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渐进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即便这些问题都不予考虑，渐进升值的路径还会带来贫富分化的福利效果。
二、当前升值路径下的福利效果
汇率作为开放经济体相对价格的标尺，其变动会全面影响社会的利益分配。从最终效果来看，汇率升值对提高国民的总体福利水平是有利的。在同样幅度的升值目标下，不同的升值路径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福利效果。渐进式升值不仅直接进行了社会福利的分配，而且也为空间路径的福利分配打开了闸门。渐进升值保护了出口企业，虽然没有直接减少出口企业的损失，但是从时间上把它拉长，为出口企业赢得了调整的时间。由于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国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能够直接增加国民的消费福利水平。所以实行渐进升值也就延缓了进口企业和消费者从人民币升值得到的好处，实际效果相当于进口企业和消费者直接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但时间路径更重要的后果是：渐进升值把升值扩展到了中长期的期限，这会引发更复杂的福利转移。
在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渐进升值必然会形成持续的升值预期。持续的升值预期将加大外部资本流入，造成社会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从居民的新增收入和存量财富的角度将改变社会福利分配。总体上看，伴随着物价水平上升的汇率渐进升值会加剧社会贫富的分化。
首先，在升值过程中，居民的新增收入会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由于大量的资本快速进入中国，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总量增加，利润在社会总收入中比重也必然上升。虽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人均资本水平的上升而提高，但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会逐渐降低。即便工资的绝对水平在上升，但相对于资本收入则在下降。由于社会上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资本收入，所以在整个社会的相对地位中，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上半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工资收入虽然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快速增加，但远不及利润增长的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9026亿元，增长42.1％。而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52元，实际增长14.2％。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实际增长13.3％。总体上看，社会新增的财富较多的流向资本所有者，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大。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就业负担沉重，并且缺乏有效的劳资谈判机制，很难期望工资水平有一个自然的快速增加过程。相对于利润收入，依赖于工资的中低收入者在社会中会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纵使国家有意提高工资水平和最低保障标准，这也不可能成为持久的调控方法。而社会贫富的分化对于社会稳定是一个负面的因素，这直接妨碍了国家稳定平衡的宏观政策目标。
其次，居民的存量财富也出现贫富差距加大。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人，巨大的就业压力长期压低中国的工资水平，为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奠定了强大基础，同时也使低端产品的供给弹性很大。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主要不是反应在商品市场，而是集中于资本市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容量还比较小，产品种类也少，资产价格很容易就被过剩的资金推高。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房市、股市暴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沪市从 2006年8月的1500点一路上涨，2007年8月已经达到5200点，市值也猛增到GDP的水平。房屋价格已经多年持续上涨，涨价风潮从主要的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二、三线城市。总体来看，在汇率渐进升值的过程中，普通商品价格基本保持平稳，而资产价格水平在大幅上涨。资产相对价格的提高对于居民财富有重要意义。在低收入者的总财富中，资产比例是很低的，而且也没有条件进行资产结构的重新配置。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其财富很少增值甚至会逐渐受到侵蚀。对于高收入者则相反，他们的总财富中资产比重较大，也能够对资产结构进行优化配置，可以在资产价格上涨中得到较多利益。所以，从资产价格上涨的角度看渐进升值会造成存量财富的贫富分化。
所以，就国内现实情况来看，当前的升值路径如果不采取配套的福利调节措施，就难免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由于居民的绝对福利水平都或多或少的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相对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升值进程越久，福利的分化越会加重，并且可能带来集体行动的逻辑等更复杂的问题。而适当加快升值过程，有利于中低收入者享受人民币升值的福利，避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对其利益的侵蚀。
三、历史经验
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出现汇率升值压力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处理汇率升值的措施和效果。
德国在1950-1966年之间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期间汇率升值的压力也逐渐增大。最终德国政府决定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突然增大，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左翼政府适时推出了控制通货膨胀、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的经济政策，德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马克升值也令许多行业出口下降、开工不足，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下降，德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在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护马克对内币值稳定，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的要求，保护了德国的出口。
从过程上看，德国马克坚持适度升值，拒绝了快速的、一次性的升值方式，尤其是在出口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同时德国加强了社会福利的调节，避免了社会贫富的分化。从结果上看，德国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更稳定的经济增长，汇率升值不仅帮助马克获得了国际货币的有利地位，而且逐渐完善了其福利制度，成为高福利国家。
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有很多相同之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积累了很多顺差；出口企业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汇率受到升值压力；游资大量流入；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上升压力加大。同时也有很大差异：德国劳动力昂贵，劳方在劳资谈判中势力强大，而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缺乏有效的劳资谈判机制。如果仅仅依赖市场调节，在就业压力和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更容易遭受通胀对财富的侵蚀。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吸取德国经验，既要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以保护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又要在通胀情况下采取有力措施调节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
四、政策建议
货币快速升值对经济运行会产生较大冲击，我们不必冒险去尝试一步到位的升值，但是在出口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加快升值速度也未尝不可。至少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出口企业陷入困境，虽然2007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已经出现加速迹象，但对外贸易仍在较快增长。上半年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5467亿美元，增长27.6％：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1亿美元。实际上，出口企业的调整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适应能力，而且还依赖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如果有较多的对冲工具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出口企业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汇率冲击。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出口企业的自身调整，还要加快金融业的改革以帮助出口企业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现阶段，受就业和出口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企业，但掌握绝大部分金融资源的国有银行对这类中小企业的服务却很少，金融业改革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因此，从社会稳定与福利分配的角度，需要我们尽快完善的工作包括：(1)加快金融业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要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必须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这需要我们努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产品。(2)在努力加快金融业改革和不危及出口企业生存的前提下，适当加快升值速度。这有利于中低收入者分享到人民币升值的好处，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3)努力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采用多种措施控制热钱流入，化解流动性过剩，将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的上升稳定在一定限度内。(4)利用政策工具进行福利调节。我们既要保证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也必须尽量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至少不能使之变得更差。例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用税收工具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毕竟，减小社会福利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
责任编辑 艾 岚
责任校对 孙 飞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路径；福利
[中图分类号]F83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11-0082-05
人民币升值既有国外政治原因，又有国内经济根源，既有实际因素的推动，也有预期的自我强化。自从2005年汇改到今天，人民币已经升值两年，对于人民币升值的缘由，仍然莫衷一是。而且升值的目标也不明确，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体，难以计算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水平。总体来看，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一、人民币升值路径
人民币升值具有清晰的路径。路径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时间路径，另一个是空间路径。首先从时间上看，升值存在快速升值和渐进升值两种。当前根据政府的表态和实际升值的情况，我们确信人民币升值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会如历史上日本等国那样出现急剧的大幅升值。在今后一个时期里，政府仍将坚持渐进升值的思路。其次，我们还要面对一个升值的空间路径选择，那就是通过升值名义汇率还是通过提高物价水平。根据汇率决定理论和历史经验，实际汇率提高可以通过提高名义汇率或者提高国内价格水平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两者一起进行。现在我们能够观察到人民币升值的实际过程包括了这两种方式：既有名义汇率的渐进、单边升值，又有价格水平的温和上升。
中国走上这样一条升值路径并不是偶然的，路径的选择有着非常复杂的约束条件。从宏观上看，升值方式必须确保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和就业水平这几个方面是重要考虑因素，经济“硬着陆”和大起大落是重视社会稳定的政府无法接受的。从微观上看，升值方式必须确保中国出口企业有适当的调整空间和时间，其生存压力必须保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中国长期采用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现在的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出口企业对于技术进步、拉动需求和增加就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多重的政策目标约束下，人民币升值走上了一条渐进的、名义汇率和价格水平共同调整的升值路径。这样做能够把升值带来的冲击尽可能地分散到全社会中，物价和名义汇率的调整压力会维持相对的平衡，避免单独调整造成局部的的较大冲击。实际上，一旦我们选择了渐进升值的时间路径，双管齐下的空间路径几乎也成了必然。
中国采取渐进升值的方式虽然能够保持经济运行的相对稳定，但是也面临较多的问题。首先，当前国内外各界都形成了明确的预期，认为人民币严重偏离均衡汇率水平，一定会单边升值。现代宏观经济理论的一个共识就是预期到的经济冲击不会产生经济波动，而只有没有预期到的冲击才会改变经济运行。所以现在普遍预期到的渐进升值的效果如何令人生疑。其次，在中国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资本的管制越来越困难，如何有效控制投机资本的流入是个巨大的考验。再次，出口企业能够承受怎样的升值压力不是很清楚。虽然汇改已经两年，人民币缓慢升值幅度累计超过8％，但是我们看到出口仍在迅速增加，顺差越来越多，这使得我们需要重新考虑渐进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即便这些问题都不予考虑，渐进升值的路径还会带来贫富分化的福利效果。
二、当前升值路径下的福利效果
汇率作为开放经济体相对价格的标尺，其变动会全面影响社会的利益分配。从最终效果来看，汇率升值对提高国民的总体福利水平是有利的。在同样幅度的升值目标下，不同的升值路径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分配格局和福利效果。渐进式升值不仅直接进行了社会福利的分配，而且也为空间路径的福利分配打开了闸门。渐进升值保护了出口企业，虽然没有直接减少出口企业的损失，但是从时间上把它拉长，为出口企业赢得了调整的时间。由于人民币升值降低了国外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这些能够直接增加国民的消费福利水平。所以实行渐进升值也就延缓了进口企业和消费者从人民币升值得到的好处，实际效果相当于进口企业和消费者直接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但时间路径更重要的后果是：渐进升值把升值扩展到了中长期的期限，这会引发更复杂的福利转移。
在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条件下，渐进升值必然会形成持续的升值预期。持续的升值预期将加大外部资本流入，造成社会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从居民的新增收入和存量财富的角度将改变社会福利分配。总体上看，伴随着物价水平上升的汇率渐进升值会加剧社会贫富的分化。
首先，在升值过程中，居民的新增收入会出现贫富差距加大。由于大量的资本快速进入中国，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和资本总量增加，利润在社会总收入中比重也必然上升。虽然劳动生产率会随着人均资本水平的上升而提高，但是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会逐渐降低。即便工资的绝对水平在上升，但相对于资本收入则在下降。由于社会上中低收入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资本收入，所以在整个社会的相对地位中，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实际情况也是这样，上半年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居民工资收入虽然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快速增加，但远不及利润增长的速度。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7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其中1～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9026亿元，增长42.1％。而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052元，实际增长14.2％。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11元，实际增长13.3％。总体上看，社会新增的财富较多的流向资本所有者，贫富分化在不断加大。
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就业负担沉重，并且缺乏有效的劳资谈判机制，很难期望工资水平有一个自然的快速增加过程。相对于利润收入，依赖于工资的中低收入者在社会中会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纵使国家有意提高工资水平和最低保障标准，这也不可能成为持久的调控方法。而社会贫富的分化对于社会稳定是一个负面的因素，这直接妨碍了国家稳定平衡的宏观政策目标。
其次，居民的存量财富也出现贫富差距加大。中国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1000万人，巨大的就业压力长期压低中国的工资水平，为中国的制造业优势奠定了强大基础，同时也使低端产品的供给弹性很大。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主要不是反应在商品市场，而是集中于资本市场。现在中国资本市场容量还比较小，产品种类也少，资产价格很容易就被过剩的资金推高。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房市、股市暴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沪市从 2006年8月的1500点一路上涨，2007年8月已经达到5200点，市值也猛增到GDP的水平。房屋价格已经多年持续上涨，涨价风潮从主要的大城市逐渐蔓延到二、三线城市。总体来看，在汇率渐进升值的过程中，普通商品价格基本保持平稳，而资产价格水平在大幅上涨。资产相对价格的提高对于居民财富有重要意义。在低收入者的总财富中，资产比例是很低的，而且也没有条件进行资产结构的重新配置。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其财富很少增值甚至会逐渐受到侵蚀。对于高收入者则相反，他们的总财富中资产比重较大，也能够对资产结构进行优化配置，可以在资产价格上涨中得到较多利益。所以，从资产价格上涨的角度看渐进升值会造成存量财富的贫富分化。
所以，就国内现实情况来看，当前的升值路径如果不采取配套的福利调节措施，就难免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分化。由于居民的绝对福利水平都或多或少的增加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相对贫富差距在不断扩大的事实。升值进程越久，福利的分化越会加重，并且可能带来集体行动的逻辑等更复杂的问题。而适当加快升值过程，有利于中低收入者享受人民币升值的福利，避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对其利益的侵蚀。
三、历史经验
在经济崛起过程中出现汇率升值压力是正常的，我们可以借鉴德国处理汇率升值的措施和效果。
德国在1950-1966年之间都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期间汇率升值的压力也逐渐增大。最终德国政府决定放开对马克汇率的管制、实行自由浮动。大量游资的流入使马克升值、通货膨胀压力突然增大，通胀率从1969年的2.1％骤升至1974年的7％。左翼政府适时推出了控制通货膨胀、保障社会公正和加强福利保障的经济政策，德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强制性社会保险(含养老、医疗、工伤、失业保险等)为主体，囊括社会救济、社会津贴等的社会福利体系。但是马克升值也令许多行业出口下降、开工不足，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下降，德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1982年上台的右翼科尔政府，在货币政策上顶住了美国要求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压力，坚持控制通胀、保护马克对内币值稳定，拒绝了1987年美国逼迫马克过度升值的要求，保护了德国的出口。
从过程上看，德国马克坚持适度升值，拒绝了快速的、一次性的升值方式，尤其是在出口企业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同时德国加强了社会福利的调节，避免了社会贫富的分化。从结果上看，德国保持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和更稳定的经济增长，汇率升值不仅帮助马克获得了国际货币的有利地位，而且逐渐完善了其福利制度，成为高福利国家。
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有很多相同之处：经济持续强劲增长，积累了很多顺差；出口企业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汇率受到升值压力；游资大量流入；通货膨胀或资产价格上升压力加大。同时也有很大差异：德国劳动力昂贵，劳方在劳资谈判中势力强大，而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缺乏有效的劳资谈判机制。如果仅仅依赖市场调节，在就业压力和流动性过剩的条件下，中国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利益更容易遭受通胀对财富的侵蚀。所以，在人民币升值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吸取德国经验，既要避免汇率的大幅波动，以保护出口和经济增长的稳定，又要在通胀情况下采取有力措施调节社会福利，保障社会公平。
四、政策建议
货币快速升值对经济运行会产生较大冲击，我们不必冒险去尝试一步到位的升值，但是在出口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适当加快升值速度也未尝不可。至少到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出口企业陷入困境，虽然2007年上半年人民币升值已经出现加速迹象，但对外贸易仍在较快增长。上半年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其中出口5467亿美元，增长27.6％：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1亿美元。实际上，出口企业的调整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适应能力，而且还依赖于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如果有较多的对冲工具和高效的金融服务，出口企业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汇率冲击。这就提示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等待出口企业的自身调整，还要加快金融业的改革以帮助出口企业提高风险管理能力。现阶段，受就业和出口影响最大的是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企业，但掌握绝大部分金融资源的国有银行对这类中小企业的服务却很少，金融业改革的要求是非常迫切的。
因此，从社会稳定与福利分配的角度，需要我们尽快完善的工作包括：(1)加快金融业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效率。要提高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必须为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这需要我们努力发展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结构和金融产品。(2)在努力加快金融业改革和不危及出口企业生存的前提下，适当加快升值速度。这有利于中低收入者分享到人民币升值的好处，降低贫富分化的程度，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3)努力遏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采用多种措施控制热钱流入，化解流动性过剩，将通胀水平和资产价格的上升稳定在一定限度内。(4)利用政策工具进行福利调节。我们既要保证宏观经济运行平稳，也必须尽量提高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至少不能使之变得更差。例如加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适当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用税收工具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毕竟，减小社会福利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终极目标。
责任编辑 艾 岚
责任校对 孙 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