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事重提之“雪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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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的第一场雪来的不算早,但猛得让人措不及防。
  这铺天盖地的雪让我想起了很多年前我写过的一句诗——“酒还没有醒来/雪就包围了小屋/脚还没有跨出/文瀛已经逼近了呼吸”。
  那应该是1999年的冬天,距离石囡写下他那首《23岁,我在世界的某个房间居住》已有一年多的时光。但他的“某个房间”和我的“小屋”却说的都是位于雁北师院南门对面教育学院西南一隅二楼的一个小屋子。
  写完上一句话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的记忆终究还是误导了我,石囡在98年诗中提及的“某个房间”并非是我的“小屋”,他说的应该是位于教育学院西北角落的一处小院落的一间房子。然而我却也无意于去修改我的错误了,本来记忆就是一种极不可靠的东西,有时候更像是幻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错的本身也变得更无足轻重,而回忆则更像是一个感知到年轻已渐行渐远的人对自己也曾有过轻狂不羁的青春一个自证,或者自慰。
  我决定以“小屋“来勾起我对那段确实或不确实的过往的追忆,也是因为自己脚部受伤在冰天雪地的小城里蜗居楼上行走不得只能整理书柜故物以打发寂寥的时光。在一个破旧的笔记本里夹着一张满是油渍斑的A4白纸,纸上是几行蟹足乱舞蜈蚣爬行般的笔迹。我知道,这样的一笔臭字除我之外没有人能写出,写出后除我之外也难有人能够译出。
  纸上面是一首没有完成的打油诗,当时只写了六句,因何辍笔,已不可追究,今日再续,其一早已没有了往日心境,其二又确实觉着毫无必要,故照录如下:
  黑桠肥来鲁言瘦,
  石囡佩戈似走狗。
  王岛魏丽奔龙城,
  巧儿南下归乡梓。
  孤屋杯盏酒尚温,
  一干狐朋做鸟兽。
  现在想来,这应该是我和石囡在2001年一个微凉的夏夜在火车站送别魏丽后落寞回到了我们合住的“小屋”继续对酌后的醉话。这时的“孤屋”可以明确地说已经是我所说的“小屋”而不是石囡23岁时所居住的“某个房间”了。
  我一再提到这个“小屋”是让我觉得若失去了对这间早已被拆除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屋子的记叙,那么有关“雪野”某一时期的记录必将留下缺憾。在上个世纪末前后的两年左右时光里,小屋的主人是老史(史龙跃也即石囡),和我(佩戈),贾贝(贾治国)可以算得是半个主人。小屋的常客有黑桠(刘军)、老于(于立强,也即鲁言)、魏丽、巧儿(杨灵巧)、小崔(崔美婷)、潘莉,偶尔光顾的是文英(乔军豫),牛(牛艳春)和王岛。秀林(孙秀林)和孙学斌在我的印象中是没有在小屋出现过的。秀林热爱文学,但个性内敛,与小屋的氛围或者并不相宜;而孙学斌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生活动中心”的勤工助学上。王岛和魏丽其实当时并不是“雪野”的成员,而是属于“高原风文艺社”的,但因了院报工作及个性的缘故,我们倒颇是意气相投。所以要拉出这么长的名单,是我希望我的回忆能够尽可能地尊实于当时的客观存在。所以在一些名字后加上注解,是因为我的回忆里的人物只能使用我已经习惯了的称谓,不用这些称谓影响我情感的投入,使我的回忆难以顺畅;而只用这样的称谓,又将使别人一头雾水,不得已为之。
  我和老史的第一次见面和谈话,时间早已经冲淡了记忆。但能记得住的所谓“第一次”谈话,却是在11号公寓的楼道里。史告诉我,他是雪野文学社的社长,他已经读了我投给他们社团主办的“南国雪杯”诗文大赛的小说《疯人日记》,他说稿子写得很好,但“这个肮脏的世界必须用沸腾的热血才能清洗”这样的主题太过偏激,肯定不能作为获奖文章在院报刊登,他希望我另写一个稿子参赛。临了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他们的主编柴海军还找过我,但我爱理不理地扭头就走。史笑着说,“你太傲气了,没有傲气不好,但太傲了也不好。”他笑的时候,嘴里喷出些酒气,眼睛和嘴角流露出一种流氓气质。其实柴找我的事我毫无印像,事后想来大概是当时近视400°的我还没有经常性的佩戴眼镜,所以才会对老柴的招呼视而不见。后来,为了弥补我的失礼,我特地里佩戴了眼镜无事找事地拜访了一回老柴,当时老柴戴一副宽边黑塑框眼镜,留两撇小胡子,讲话语气柔和,儒雅而执著,就像一个谦谦学究。在这次谈话里老柴对邀我加入“雪野文学社”做了很多“诲人不倦”的动员工作。这些动员的话我倒是未必入耳,但史满嘴的酒气和柴奇怪的小胡子使我对这两个人发生了兴趣。确切地说,我入社并不是冲着“文学社”的招牌,而是冲着这两个让我感了兴趣的人。
  入社后,在史的介绍下,我先后又認识了樊善云、冯桢、宋旭、黑桠、老于、杨红义、樊新龙、赵永宏、王一云等雪野前辈和兄长。以“雪野”为阵地,又熟识了阿曼(杨俊芳)、贾贝、巧儿、牛、秀林、小崔、栓红(彭栓红)、潘莉等一众和我在“雪野”有过交集的核心人物。
  我和史有着奇妙的缘分,我们有同样的属相,同样的血型和不相上下的酒量。


  只是他出生于小干部家庭,我则成长于颇有些草莽气息的农村大家族。这种差别体现在他的小资情调和我的粗糙野旷。
  我和贾贝一度共同负责过“雪野”的工作,但我和贾贝却是两个个性完全迥异的人。我追求简单厌弃深邃,我把思想看作是肉体的牢笼、苦痛的根源,所以我执着于世俗;而贾贝沉溺于思想厌弃俗物,有着文人的迂阔而不修边幅。所以社团的具体事务,更多的是由巧儿去协理。巧儿是一个率性敢为的“女汉子”,她有略显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在她的眼里没有“权威”,她“愤怒”的脚丫随时准备着在嬉笑时落在某个人的腿肚子上。所以我们结成了“异性兄弟”般的感情!这种信任让我在99年的夏秋之交,把“雪野”的担子一股脑儿推给了这位有担当的“女汉子”后,匆匆搬离了学校的集体宿舍,和老史合住到了我所提到的“小屋”。   “小屋”不大,但酒很多,客也不少。酒是廉价的“边城二锅头”,客多是些骚客酒徒。
  黑桠常来喝酒,有黑桠的时候必有老于。
  黑桠有着天才诗人的骄傲、恣睢、骸浪。他的生命就像他凌乱不羁的头发一样,像是一簇簇肆意燃烧的火焰。他的热烈能让他身边的人在最绝望的黑暗中看到地平线下的阳光。然而,在这种恣睢的热烈下,黑桠有着一颗孤寂脆弱和苦闷敏感的心。这激烈汹涌的火焰成就了黑桠诗人的精神帝国,但也毁灭了黑桠现实的生存世界。我常想,如果黑桠还在,那么大同乃至山西的诗歌阵容是否会在中国诗坛的啾啾猎旗中更多一面招摇呢?但黑桠不在了,我在03年初春料峭的寒风里,和老史在右玉送别了黑桠的灵柩。在送灵的路上,泪水滑落,但一首熟悉的歌曲却始终在我的胸膛挤压、翻滚,我直欲长歌为啸,但我究竟是俗世凡夫,比不得庄周阮籍。
  ——
  “这样的道路要通向何方
  妈妈
  人间是否有天堂
  当黑暗堆积与光明对抗
  纯粹的水该膨胀还是落荒
  ……”
  这首歌的词作者却是老于。
  老于在我的记忆里是当时能够让黑桠尊敬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多次的和我提及“你們一定要敬重老于”。这里的“你们”指的是我们一些当时的“雪野”后进。
  老于在人格上嶙峋超拔,颇有魏晋风骨,但却并无狷狂之气,反而醇厚温和,具长者之风。
  我的记忆更多的和酒有关。在小屋里,我们喝酒,将醉未醉,老于怀抱吉他盘腿而踞自弹自唱的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哪首《人在异乡》。这是植入了我骨髓中的曲子。在很多年后,我依然喜欢在醉后,一个人或者只能和另一个人走在一条条安静却似乎没有尽头的荒径上,我依然喜欢流着泪去唱起这首歌。没有吉他的时候,老于就会咿咿呀呀地拉起他的那把老二胡,黄昏就会在这种喑哑的流淌中消逝。黑桠醉过,醉后的黑桠眼睛就会和婴儿一样的简单。他会用肥厚的手掌拉住我的手泪流满面,他说:“我其实是个好人。”
  再后来,黑桠离开了大同,下了海南;老史和阿曼结了婚搬到了西花园;我毕了业,在黑桠的推荐下在城区地税局里谋了一份糊口的差事。这样,我们都离开了小屋。
  在一个灯红酒绿的夏夜,我独醉后把钥匙落在了我在苹果园租住的一间比“小屋”豪奢了很多的居室里。我落寞地坐在街头,看着川流的红男绿女,我忽然发现我无家可归了。不仅仅是肉体的流浪,更是精神家园的无所着落。
  第二天,我选择了离开。离开这座我熟悉却又无比陌生的城市回到了家乡的小镇,选择了教书的职业,选择了婚姻,选择了波澜不惊的平凡琐碎。
  我相信,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
  或者就是从我们离开小屋的那一刻起结束的。
  但“雪野”依旧在。就如那一年的雪落下,消融。但今年的雪依然落下,依然磅礴而具有生气。
  明年,后年,再后年依然。
  但这已经是属于你们,以及你们后来人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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