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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郑樵是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杰出的目录学家和目录学理论实践家，其目录学理论专著《通志·校雠略》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理论专著，其目录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代著名目录学家章学诚直接秉承并发展其目录学思想，成为我国古典目录学集大成者，使郑樵目录学思想流衍向纵深。
关键词 郑樵 目录学思想 章学诚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曾作为范式垂范后世。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杰出的目录学家郑樵”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成就了《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及《通志·图谱略》。《校雠略》中郑樵集中系统地阐释了其目录学思想，首创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艺文略》、《图谱略》则是其目录学理论的实践。郑樵目录学思想主要有：第一，整体论，亦即会通理论。这是郑樵目录学的指导思想；第二是类例论，此为郑樵目录学的核心；第三，记录论。郑樵规范了其记录图、书的范围，提倡记古今有无之图、书，这是郑樵整体论的体现；第四，揭示论。郑樵在图书分类的技术操作层面，倡导繁简得当、泛释无义。第五，辑佚理论。这成为后世辑佚学理论依据，为后世辑佚工作开拓了实践途径，他的类书辑佚理论，更有开先河之功。郑樵目录学理论对后世目录学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
一
郑樵，字渔仲，号浃漈先生，又号西溪逸民，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他自幼好读书，勤于学问，却无意科举；青壮年时期广游名山大川，与田夫野老往来，搜奇访古，博览广采。其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史、天文、地理、音乐、艺术、金石等，但尤功于史学及校雠理论，其《通志》一书即是二者之大成。《通志》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纪传体通史，后人将其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为古代重要政书。其中二十略尤为后人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评《通志》时说：“其平生精力，全帙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郑樵自己也在《通志·总序》中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郑樵还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会通”观：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侵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在《上宰相书》中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所谓“会通”，有两层意义：其一为“会”，即广泛全面地搜集历史资料，汇聚文献，占有资料；其二便是“通”，即按年代先后，整序资料，贯通史实，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以求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通古今之变。
郑樵基于其会通思想形成了其目录学思想类例论及通录古今图书有无的图籍记录论。他在《校雠略》中提出了“详明图书类例、明了学术源流”是书目的主要任务。郑樵认为，书目不仅须具备检索功能，更须剖析学术源流，明了学术发展脉络，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为此郑樵提出了类例说。所谓“类例”即根据文献典籍的内容性质特征划分系统，以类相从，从而可表明各学科源流及其演变发展。《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郑樵生动形象地喻其类例说及其掌握类例之重要：“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又“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学之不专者，为书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综上，郑樵可谓将明了图书类例与了解学术源流的关系阐释得精辟通透：即明了图书类例即可明了学术源流及其发展情况。
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直接秉承了郑樵书目之功用不仅仅是图书检索功能，更须具备剖析学术源流之功用，直接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主张，并根据这一目录学主旨要求形成了图书分类图书著录等书目方法。
章学诚，字石斋，号少岩，浙江徽稽（今绍兴）人，生于乾嘉时期，少时便显露出史学才能，他一生致力于史学、方志学和校雠理论的研究，编了不少方志，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及目录学理论实践者，他的《校雠通义》是继郑樵《通志·校雠略》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他继承郑樵目录学思想并将其目录学理论发展至巅峰。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他的一些学术思想在这两部书中往往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他在1779年完成了《校雠通义》初稿，九年之后，他又做了彻底的修改，这部书到1788年才得以定稿。《校雠通义》的写作缘起，与郑樵《通志·校雠略》亦有着直接关系。其初稿本来就是代三通馆给《续通志》所拟的稿子，其原题即为《续通志·校雠略》，且体例亦仿郑樵《通志·校雠略》分章分节，采用标题立论之形式。
章学诚目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其《校雠通义》之中，他在郑樵的“详明类例、判别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基础上，正式提出“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目录学本体论。
所谓“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分清学术流别、考究学术源头。他指出“校雠之义”在“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别”。他还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一》）也就是说校雠在于通过对图书的校理、部次，将纷繁的学术条分缕析，理出头绪，并溯其起源，考其流别，这就是“校雠”的根本任务。
二
郑樵在其“明类例，学术自明”的目录学思想指导下，并结合宋代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突破了从汉至宋的图书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以及九分法，扩充大类为十二类，目录体系增至为三级类目，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等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三级分类体系。宋代以前的分类表仅有两位，自郑樵始才分到第三位类。郑樵将目录体系增至三级，是因为他认为“《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训诂，故分为十二种；……乐虽主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学，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离……”。这一新型分类体系，类例详细且有条理，学术源流脉络清晰明了，实现了郑樵严格按学术流别立类区分图书的意图。郑樵三级分类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大进步。为了便于分清学术流别剖析学术源流，他极力主张“通录古今图书之有无”，广求异本，不遗亡佚，将实有和亡阙典籍一并记载，力求“广古今而无遗”，尤其国家系统目录更应通录古今书籍，不论存佚皆须记录。他的《通志·艺文略》基本实现了其“记百代之有无”这一主张，共著录图书10912部，110972卷。郑樵对图谱、金石亦非常重视，将其亦记录于书目中。他坚持通录古今兼记有无，使读者从书目中也可了然某一学科的从古到今的渊源流派。 章学诚秉承郑樵形成“辩、考”目录学思想，进而提出图书分类图籍著录皆应有助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他在郑樵详明类例的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赞同郑樵的图藉分类应随学术变化和书籍发展情况而变化。他认为图书的分类由《七略》的六分法演变为四部分类法乃势之必然。他说：“《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校雠通义·宗刘第二之一》）他在这里通过指出“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来肯定详分类例的必要。同时指出部次必须随书籍文献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因为书籍文献的变化反映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部次”也要及时反映越来越细分的学术，所以说部次不精乃学术日散之缘由。
为了更好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在图书著录方面提出了互著别裁说。“互著”、“别裁”是在分类著录中遇到“理有互通，书有两用”情况，在两个类目中“兼收并载”。即“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此为“互著”。（《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一》）否则，“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同前）可见，互著是根据学术源流和不同读者需要把一书重复著录在两个地方，并加互注来“欲人即类求书”。他进而在分析郑樵《通志》中的《艺文》《金石》《图谱》三略后，将互著的对象概括为“书之易淆者”和“书之相资者”，并说：“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四》）所谓“别裁”，“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校雠通义别裁第四之一》）亦即，“别裁”是把一书内的相关部分（或篇章）裁出，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里，但必须是“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且别出之篇应加注，“申明篇第之所自”。运用“互著”、“别裁”的目录方法使得九流百家之学绳贯珠联，以便“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总结前人，透辟地阐述了互著别裁方法，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主旨创造了条件，这是他对校雠理论的重要贡献。为了更加准确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还提出了编制索引的创见，丰富了“校雠”方法。
三
郑樵目录学理论对后世之深远影响不止于章学诚。其后目录学家或直接继承郑樵之目录学思想，或秉承章学诚间接接受其理论，或两者兼而有之。
清乾隆时编纂的《续通志》《清朝通志》直接秉承郑樵之《通志·校雠略》，其书后都编纂有《校雠略》。
孙德清也是清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认为目录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指出目录学与史学关系密切，认为学术不可不辨，源流不可不分。他强调目录学通过类例达到辨学术、考源流的目的，从而发挥目录学兼学术史的作用。这些目录主张的形成与郑、章的目录学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孙德谦在继承郑、章目录学精华的同时、能打破义理派与考据派的界限，接受郑、章“辨考”思想的主流，使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为目录学的深入研究发展提供了平台。
晚清另一位著名目录学家姚振宗，集校勘、考证、版本、辑佚之学于一体，他的目录学思想也受到了郑、章的影响。姚振宗继承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主张，十分重视类例的作用。他说：“类例不熟，分隶不清”。（姚振宗：《隋志考证后序》）认为编制书目必须熟悉类例。他曾对《汉志》、《隋志》、《四库提要》等书目类例作过较深的研究，所以他编的书目或考证，皆类例分明，其所辑的《七略佚文》根据辑录佚文的具体情况，依《汉志》一一标目于佚文之前，这在前诸家辑本中不可见。他继承了郑樵在分类上的成果，即《校雕略》所说“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分”。他对《隋志》中的类目进行了再次分类，使之更有条理，大大方便了阅读和使用。他继承、发扬了郑樵、章学诚在辑逸上的成就，确立了辑佚在目录考证中的地位。他说：“辑佚之业，可存古人真面。”（《隋书·经籍志考证》）他认为治目录学需要辑佚之法。正确采取此法，有助于目录考证，但不能代替考证。辑佚要真正成为目录考证的手段，就要发前人所未发，如姚氏撰《汉志拾补》时，除征引《史记》、《汉书》和后来一些史书之外，还采用《广韵》、《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旁证材料，以及私家撰述材料、汲冢竹书新发现材料、藏于石室的谶纬材料等中秘所无或刘、班不可能见到的材料，详征博引，弥补了《汉志》的许多不足。此外，他还广泛运用目录学方法，在考证方面，灵活运用小注和按语，发现疑异伪造之处，加子注或案语，或解释，或考证；在著录方面，使用低格或不同字体予以区别等均是其对“辨考”思想继承之实践。
二十世纪初至“五四”，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近代目录学时期，梁启超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著名目录学家。他把郑樵、章学诚的史著，其中包括《通志·校雠略》和《校雠通义》称之谓“足以不朽”、“若光芒竟天之慧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他在目录学研究中也继承“辨考”思想，主张目录应同社会和学术发展紧密结合，并为之服务。在认真研究郑、章等前人目录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文献的新特点，提出了一套新的分类方法理论。在著录方面，他吸收了中国古典目录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郑、章关于解题的论述，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如他撰的《西学书目表》，揭示每种书的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格，并在表上加圈识，下加“识语”，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读法等，使该书目为宣传变法改良、宣传西书西学和科技服务。他写有笔记百余条，专言西学书源流门径，他接受郑、章关于通过图书来反映学术的观点，认为书目具有揭示图书内容、考书之存亡、辨析学术风流别、有利于图书流通及借以辨考学术源流的作用。《西学书目表》立学、政、杂三大类，也是吸收郑、章关于根据学术发展设类的观点的体现，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他在该书目表中还附有《读西学书法》，加强了书目对读者的指导作用。
综上，郑樵在其会通思想统摄下形成了目录学思想之整体论、类例论、记录论、揭示论和辑佚论，而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章学诚主体目录学思想“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直接秉承郑樵“明类例以明学术”而来；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孙德清姚振宗梁启超等对郑樵目录学思想也多有继承与发展，使其目录学思想成为一开放性体系，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为当今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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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民，女，副研究馆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目录学及其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 郑樵 目录学思想 章学诚
《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曾作为范式垂范后世。我国伟大的史学家杰出的目录学家郑樵”慨然有会于向、歆讨论之旨”，成就了《通志·校雠略》、《通志·艺文略》及《通志·图谱略》。《校雠略》中郑樵集中系统地阐释了其目录学思想，首创我国古典目录学理论；《艺文略》、《图谱略》则是其目录学理论的实践。郑樵目录学思想主要有：第一，整体论，亦即会通理论。这是郑樵目录学的指导思想；第二是类例论，此为郑樵目录学的核心；第三，记录论。郑樵规范了其记录图、书的范围，提倡记古今有无之图、书，这是郑樵整体论的体现；第四，揭示论。郑樵在图书分类的技术操作层面，倡导繁简得当、泛释无义。第五，辑佚理论。这成为后世辑佚学理论依据，为后世辑佚工作开拓了实践途径，他的类书辑佚理论，更有开先河之功。郑樵目录学理论对后世目录学理论的发展有着直接深远的影响。
一
郑樵，字渔仲，号浃漈先生，又号西溪逸民，南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县）人。他自幼好读书，勤于学问，却无意科举；青壮年时期广游名山大川，与田夫野老往来，搜奇访古，博览广采。其学范围广泛，涉及经、史、天文、地理、音乐、艺术、金石等，但尤功于史学及校雠理论，其《通志》一书即是二者之大成。《通志》是一部综合历代史料而成的纪传体通史，后人将其与唐杜佑的《通典》、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并称“三通”，为古代重要政书。其中二十略尤为后人称道，《四库全书总目》评《通志》时说：“其平生精力，全帙菁华，惟在二十略而已。”郑樵自己也在《通志·总序》中说：“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郑樵还在《通志·总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会通”观：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侵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在《上宰相书》中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所谓“会通”，有两层意义：其一为“会”，即广泛全面地搜集历史资料，汇聚文献，占有资料；其二便是“通”，即按年代先后，整序资料，贯通史实，对历史进行全面考察，以求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通古今之变。
郑樵基于其会通思想形成了其目录学思想类例论及通录古今图书有无的图籍记录论。他在《校雠略》中提出了“详明图书类例、明了学术源流”是书目的主要任务。郑樵认为，书目不仅须具备检索功能，更须剖析学术源流，明了学术发展脉络，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为此郑樵提出了类例说。所谓“类例”即根据文献典籍的内容性质特征划分系统，以类相从，从而可表明各学科源流及其演变发展。《校雠略·编次必谨类例论》中，郑樵生动形象地喻其类例说及其掌握类例之重要：“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俱在。观图谱者可以知图谱之所始，观名数者可以知名数之相承。谶纬之学盛于东都，音韵之学传于江左，传注起于汉魏，义疏成于隋唐，睹其书可以知其学之源流”。又“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学之不专者，为书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不分也；类例分则百家九流各有条理”。综上，郑樵可谓将明了图书类例与了解学术源流的关系阐释得精辟通透：即明了图书类例即可明了学术源流及其发展情况。
清代著名史学家目录学家章学诚直接秉承了郑樵书目之功用不仅仅是图书检索功能，更须具备剖析学术源流之功用，直接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主张，并根据这一目录学主旨要求形成了图书分类图书著录等书目方法。
章学诚，字石斋，号少岩，浙江徽稽（今绍兴）人，生于乾嘉时期，少时便显露出史学才能，他一生致力于史学、方志学和校雠理论的研究，编了不少方志，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目录学家及目录学理论实践者，他的《校雠通义》是继郑樵《通志·校雠略》后的又一部目录学理论专著，他继承郑樵目录学思想并将其目录学理论发展至巅峰。他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他的一些学术思想在这两部书中往往相互发明，相得益彰。他在1779年完成了《校雠通义》初稿，九年之后，他又做了彻底的修改，这部书到1788年才得以定稿。《校雠通义》的写作缘起，与郑樵《通志·校雠略》亦有着直接关系。其初稿本来就是代三通馆给《续通志》所拟的稿子，其原题即为《续通志·校雠略》，且体例亦仿郑樵《通志·校雠略》分章分节，采用标题立论之形式。
章学诚目录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其《校雠通义》之中，他在郑樵的“详明类例、判别学术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基础上，正式提出“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一传统目录学本体论。
所谓“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分清学术流别、考究学术源头。他指出“校雠之义”在“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于坟籍之初”，“庶于学术渊源，有所别”。他还说：“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一》）也就是说校雠在于通过对图书的校理、部次，将纷繁的学术条分缕析，理出头绪，并溯其起源，考其流别，这就是“校雠”的根本任务。
二
郑樵在其“明类例，学术自明”的目录学思想指导下，并结合宋代图书发展的实际情况，突破了从汉至宋的图书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以及九分法，扩充大类为十二类，目录体系增至为三级类目，创立了经、礼、乐、小学、史、诸子、天文、五行、算术、医方、类书等十二类、百家四百二十二种三级分类体系。宋代以前的分类表仅有两位，自郑樵始才分到第三位类。郑樵将目录体系增至三级，是因为他认为“《易》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图，图不可合于音，谶纬不可合于传注，故分为十六种；《诗》本一类也，以数不可合于音，音不可合于谱，名物不可合于训诂，故分为十二种；……乐虽主于音声，而歌曲与管弦异事；小学虽主于文学，而字书与韵书背驰；编年一家而有先后，文集一家而有合离……”。这一新型分类体系，类例详细且有条理，学术源流脉络清晰明了，实现了郑樵严格按学术流别立类区分图书的意图。郑樵三级分类是我国目录学史上一大进步。为了便于分清学术流别剖析学术源流，他极力主张“通录古今图书之有无”，广求异本，不遗亡佚，将实有和亡阙典籍一并记载，力求“广古今而无遗”，尤其国家系统目录更应通录古今书籍，不论存佚皆须记录。他的《通志·艺文略》基本实现了其“记百代之有无”这一主张，共著录图书10912部，110972卷。郑樵对图谱、金石亦非常重视，将其亦记录于书目中。他坚持通录古今兼记有无，使读者从书目中也可了然某一学科的从古到今的渊源流派。 章学诚秉承郑樵形成“辩、考”目录学思想，进而提出图书分类图籍著录皆应有助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
他在郑樵详明类例的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更加深刻的总结与发挥。他赞同郑樵的图藉分类应随学术变化和书籍发展情况而变化。他认为图书的分类由《七略》的六分法演变为四部分类法乃势之必然。他说：“《七略》之流而为四部，如篆隶之流而为行楷，皆势之所不容已者也。史部日繁，不能悉隶以《春秋》家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一；名墨诸家，后世不复有其支别，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二；文集炽盛，不能定百家九流之名目，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三；钞辑之体，既非丛书，又非类书，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四；评点诗文，亦有似别集而实非别集，似总集而又非总集者四部之不能返《七略》者五。凡一切古无今有、古有今无之书，其势判如霄壤，又安得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乎？然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校雠通义·宗刘第二之一》）他在这里通过指出“家法不明，著作之所以日下也；部次不精，学术之所以日散也”来肯定详分类例的必要。同时指出部次必须随书籍文献的变化而变化，不能“执《七略》之成法以部次近日之文章”，因为书籍文献的变化反映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变化，“部次”也要及时反映越来越细分的学术，所以说部次不精乃学术日散之缘由。
为了更好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他在图书著录方面提出了互著别裁说。“互著”、“别裁”是在分类著录中遇到“理有互通，书有两用”情况，在两个类目中“兼收并载”。即“至理有互通，书有两用者，未尝不兼收并载，初不以重复为嫌，其于甲乙部次之下，但加互注，以便稽检而已。”此为“互著”。（《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一》）否则，“如避重复而不载，则一书本有两用而仅登一录，于本书之体既有所不全；一家本有是书而缺而不载，于一家之学亦有所不备矣。”（同前）可见，互著是根据学术源流和不同读者需要把一书重复著录在两个地方，并加互注来“欲人即类求书”。他进而在分析郑樵《通志》中的《艺文》《金石》《图谱》三略后，将互著的对象概括为“书之易淆者”和“书之相资者”，并说：“书之易混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免后学之牾；书之相资者，非重复互注之法，无以究古人之源委。”（《校雠通义互著第三之四》）所谓“别裁”，“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校雠通义别裁第四之一》）亦即，“别裁”是把一书内的相关部分（或篇章）裁出，著录在相关的另一类里，但必须是“真有见于学问流别而为之裁制”，且别出之篇应加注，“申明篇第之所自”。运用“互著”、“别裁”的目录方法使得九流百家之学绳贯珠联，以便“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总结前人，透辟地阐述了互著别裁方法，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目录学主旨创造了条件，这是他对校雠理论的重要贡献。为了更加准确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章学诚还提出了编制索引的创见，丰富了“校雠”方法。
三
郑樵目录学理论对后世之深远影响不止于章学诚。其后目录学家或直接继承郑樵之目录学思想，或秉承章学诚间接接受其理论，或两者兼而有之。
清乾隆时编纂的《续通志》《清朝通志》直接秉承郑樵之《通志·校雠略》，其书后都编纂有《校雠略》。
孙德清也是清代著名的目录学家，他认为目录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指出目录学与史学关系密切，认为学术不可不辨，源流不可不分。他强调目录学通过类例达到辨学术、考源流的目的，从而发挥目录学兼学术史的作用。这些目录主张的形成与郑、章的目录学思想的影响密不可分。.孙德谦在继承郑、章目录学精华的同时、能打破义理派与考据派的界限，接受郑、章“辨考”思想的主流，使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并为目录学的深入研究发展提供了平台。
晚清另一位著名目录学家姚振宗，集校勘、考证、版本、辑佚之学于一体，他的目录学思想也受到了郑、章的影响。姚振宗继承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主张，十分重视类例的作用。他说：“类例不熟，分隶不清”。（姚振宗：《隋志考证后序》）认为编制书目必须熟悉类例。他曾对《汉志》、《隋志》、《四库提要》等书目类例作过较深的研究，所以他编的书目或考证，皆类例分明，其所辑的《七略佚文》根据辑录佚文的具体情况，依《汉志》一一标目于佚文之前，这在前诸家辑本中不可见。他继承了郑樵在分类上的成果，即《校雕略》所说“朝代之书，则以朝代分，非朝代书，则以类分”。他对《隋志》中的类目进行了再次分类，使之更有条理，大大方便了阅读和使用。他继承、发扬了郑樵、章学诚在辑逸上的成就，确立了辑佚在目录考证中的地位。他说：“辑佚之业，可存古人真面。”（《隋书·经籍志考证》）他认为治目录学需要辑佚之法。正确采取此法，有助于目录考证，但不能代替考证。辑佚要真正成为目录考证的手段，就要发前人所未发，如姚氏撰《汉志拾补》时，除征引《史记》、《汉书》和后来一些史书之外，还采用《广韵》、《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辨证》等旁证材料，以及私家撰述材料、汲冢竹书新发现材料、藏于石室的谶纬材料等中秘所无或刘、班不可能见到的材料，详征博引，弥补了《汉志》的许多不足。此外，他还广泛运用目录学方法，在考证方面，灵活运用小注和按语，发现疑异伪造之处，加子注或案语，或解释，或考证；在著录方面，使用低格或不同字体予以区别等均是其对“辨考”思想继承之实践。
二十世纪初至“五四”，是我国目录学史上的近代目录学时期，梁启超是活跃于这一时期的著名目录学家。他把郑樵、章学诚的史著，其中包括《通志·校雠略》和《校雠通义》称之谓“足以不朽”、“若光芒竟天之慧星”（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他在目录学研究中也继承“辨考”思想，主张目录应同社会和学术发展紧密结合，并为之服务。在认真研究郑、章等前人目录分类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文献的新特点，提出了一套新的分类方法理论。在著录方面，他吸收了中国古典目录的优良传统，尤其是郑、章关于解题的论述，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如他撰的《西学书目表》，揭示每种书的书名、撰译年号、撰译人、刻印处、本数、价格，并在表上加圈识，下加“识语”，指出书的优劣、程度深浅、读法等，使该书目为宣传变法改良、宣传西书西学和科技服务。他写有笔记百余条，专言西学书源流门径，他接受郑、章关于通过图书来反映学术的观点，认为书目具有揭示图书内容、考书之存亡、辨析学术风流别、有利于图书流通及借以辨考学术源流的作用。《西学书目表》立学、政、杂三大类，也是吸收郑、章关于根据学术发展设类的观点的体现，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新的图书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他在该书目表中还附有《读西学书法》，加强了书目对读者的指导作用。
综上，郑樵在其会通思想统摄下形成了目录学思想之整体论、类例论、记录论、揭示论和辑佚论，而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清代章学诚主体目录学思想“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正是直接秉承郑樵“明类例以明学术”而来；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孙德清姚振宗梁启超等对郑樵目录学思想也多有继承与发展，使其目录学思想成为一开放性体系，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为当今我国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高更宽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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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新民，女，副研究馆员，近年来主要从事中国古典目录学及其中西目录学的比较研究，发表相关论文数篇。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