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官员财产申报以及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资产，无疑是切断权力与金钱纽带的利剑，普京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贪腐的成效。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俄罗斯接连通过整肃官纪的法案，以“铁腕”著称的普京，采取法治手段治理贪腐。与十年前铁腕打击寡头相比，普京更依赖法律与规则来治国。官员财产申报以及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资产，无疑是切断权力与金钱纽带的利剑，普京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贪腐的成效。
普京动真格的
12月4日，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官员财产申报法案，规定政府成员应该申报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如果消费超过收入水平，超出部分将被充公。
随后，俄罗斯杜马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财产与银行账户的法案，禁止各级公务员、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国外开设账户、购买不动产以及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高额罚款，甚至会被投到监狱中。拥有“违禁”财产或者账户的人员，需要在2013年6月1日注销海外账户、转让不动产，公职人员离职3年之后，才可以拥有这类账户或者财产。
普京是该法案的积极推动者，他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包括总统、总理等高官及其亲属都需要遵守这一规定。看来普京是动真格的了，任何规则如果存在法外之人，非但法案将成为废纸，还会制造额外的“寻租”机会。官员财产申报需要从最高层开始，一方面彰显权力中枢对反贪的姿态，另一方面给中下层官员率先垂范。普京之所以强势推出“反贪”利刃，除了个人的考虑之外，俄罗斯本身的贪污已经引起民愤。
普京曾经说出一句豪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为了实现他“20年强国梦”，俄罗斯的宪法都修改了。而普京能实现他的诺言吗？
10年前上任总统之初，利用国家强力部门打击寡头，虽然赢得一片掌声，但是治理一个像俄罗斯还是需要法律、规则和制度。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四年中，提出“现代化”的理念，强调“法治”而非人治。梅普易位之后，建立法治国家的进程并没有中断。对于普京而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需要发展经济，没有法治，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建立起来。
俄罗斯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进入增长的快车道。“透明国际”最新的政府清廉指数排名中，俄罗斯在176个国家中位列第133位，足见俄罗斯的腐败程度有多深重。
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让不少外资企业望而却步，俄罗斯的资源丰富，但是缺少资本和劳动力。腐败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痼疾，当政府权力可以随处伸手的时候，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就模糊了，权力与金钱的勾结便会藏污纳垢，社会败坏，何谈经济增长？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推行开来，也被历史证明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因此，普京上台之后便积极推动这一制度的落实，实质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权力与金钱之间设置高压线，越界必触电。
肃贪是重塑形象的支点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混乱之中，寡头将财产转移到海外，官员出国度假也是家常便饭。权势阶层一脚在俄罗斯，一脚在国外，国民财富大量流失，这也是俄罗斯强调公职人员不能拥有海外账户或者财产的原因所在。切断公职人员的国外经济联系不但避免财富的流失，还是官员爱国的制度保障，降低了官员“脚底抹油”的意愿与能力。治理贪腐已经不存在技术的难题，关键看有没有完善有效的制度予以配合，肃贪要贯彻到政治生活的点滴才会积跬步至千里，实现强大俄罗斯的梦想。
肃贪，是普京重塑个人形象的支点，也是俄罗斯经济振兴的支撑，而以法治贪则是俄罗斯宪政的重大进展。在选举压力之下，普京必须在本次任期内做出足够多的能力，否则，下次选举谁成为克林姆林宫的主人也未可知。此外，贪腐是政治权威的溶解剂，贪官就像蛀虫一样附着于社会肌体，无论普京有何等的政治意志都无法改变俄罗斯沦落为“弱国家”的命运。在“弱国家”中，中央政府是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与意志的，因为各级官员忙于捞钱，还有谁会关心国家命运呢？
治理贪腐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提出了四种腐败的类型：权势市场、精英卡塔尔、寡头与帮派以及官僚权贵。
俄罗斯这种寡头与帮派相融合的腐败更是积重难返，治乱世用重典，普京接连推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以及禁止拥有海外资产的法案，无疑是俄罗斯反腐治贪的“重典”。
这两项法案的核心思想在于：公权力不能介入市场过程，不但官员不能参与商业活动，即便未成年的子女也不能。从立法意图而言，这些法案都算得上良苦用心，但是任何权利都是有成本的。要监控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及其家属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尤其是禁绝持有外国银行卡，看似简单却有点儿闭关锁国的味道，持有银行卡并不意味着非法交易或者贪腐。反腐肃贪不能停留在赢得掌声的层面，也不能以民粹主义的冲动代替制度建设。
任何法案都需要相关的制度与机构的配套，各國反腐败的一个经验是设立独立的调查机构，比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虽然职位比较低但是却由国会任命，即便美国总统也不能奈他如何。韩国的独立检察官也可以调查卸任或者现任总统及其亲属的经济问题。当然，既然选择当公务员，家人就应该从商业活动中退出，这也是一种通则。一个家庭中有人当官，有人经商，那“升官发财”就成了家务，与公仆的职责是完全背离的。
一千多年来，俄罗斯人一直深受官僚怪兽之害，将包括普京在内的官员“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将是俄罗斯文明的一大步。遏制了腐败，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汲汲以求进入官场成为权力的寄生虫，而是将聪明才智用于创造财富，从而营造一种创新的社会氛围，这才是俄罗斯的强国之道。
2012年的最后一个月，俄罗斯接连通过整肃官纪的法案，以“铁腕”著称的普京，采取法治手段治理贪腐。与十年前铁腕打击寡头相比，普京更依赖法律与规则来治国。官员财产申报以及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资产，无疑是切断权力与金钱纽带的利剑，普京的政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贪腐的成效。
普京动真格的
12月4日，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官员财产申报法案，规定政府成员应该申报自己及其家庭成员的收入，如果消费超过收入水平，超出部分将被充公。
随后，俄罗斯杜马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禁止官员拥有海外财产与银行账户的法案，禁止各级公务员、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在国外开设账户、购买不动产以及外国公司的有价证券。违反规定者将受到高额罚款，甚至会被投到监狱中。拥有“违禁”财产或者账户的人员，需要在2013年6月1日注销海外账户、转让不动产，公职人员离职3年之后，才可以拥有这类账户或者财产。
普京是该法案的积极推动者，他在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包括总统、总理等高官及其亲属都需要遵守这一规定。看来普京是动真格的了，任何规则如果存在法外之人，非但法案将成为废纸，还会制造额外的“寻租”机会。官员财产申报需要从最高层开始，一方面彰显权力中枢对反贪的姿态，另一方面给中下层官员率先垂范。普京之所以强势推出“反贪”利刃，除了个人的考虑之外，俄罗斯本身的贪污已经引起民愤。
普京曾经说出一句豪言，“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为了实现他“20年强国梦”，俄罗斯的宪法都修改了。而普京能实现他的诺言吗？
10年前上任总统之初，利用国家强力部门打击寡头，虽然赢得一片掌声，但是治理一个像俄罗斯还是需要法律、规则和制度。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的四年中，提出“现代化”的理念，强调“法治”而非人治。梅普易位之后，建立法治国家的进程并没有中断。对于普京而言，一个强大的俄罗斯需要发展经济，没有法治，市场经济秩序难以建立起来。
俄罗斯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就进入增长的快车道。“透明国际”最新的政府清廉指数排名中，俄罗斯在176个国家中位列第133位，足见俄罗斯的腐败程度有多深重。
俄罗斯的投资环境让不少外资企业望而却步，俄罗斯的资源丰富，但是缺少资本和劳动力。腐败已经成为俄罗斯经济增长的痼疾，当政府权力可以随处伸手的时候，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线就模糊了，权力与金钱的勾结便会藏污纳垢，社会败坏，何谈经济增长？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推行开来，也被历史证明是遏制腐败的有效手段，因此，普京上台之后便积极推动这一制度的落实，实质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权力与金钱之间设置高压线，越界必触电。
肃贪是重塑形象的支点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俄罗斯一度陷入混乱之中，寡头将财产转移到海外，官员出国度假也是家常便饭。权势阶层一脚在俄罗斯，一脚在国外，国民财富大量流失，这也是俄罗斯强调公职人员不能拥有海外账户或者财产的原因所在。切断公职人员的国外经济联系不但避免财富的流失，还是官员爱国的制度保障，降低了官员“脚底抹油”的意愿与能力。治理贪腐已经不存在技术的难题，关键看有没有完善有效的制度予以配合，肃贪要贯彻到政治生活的点滴才会积跬步至千里，实现强大俄罗斯的梦想。
肃贪，是普京重塑个人形象的支点，也是俄罗斯经济振兴的支撑，而以法治贪则是俄罗斯宪政的重大进展。在选举压力之下，普京必须在本次任期内做出足够多的能力，否则，下次选举谁成为克林姆林宫的主人也未可知。此外，贪腐是政治权威的溶解剂，贪官就像蛀虫一样附着于社会肌体，无论普京有何等的政治意志都无法改变俄罗斯沦落为“弱国家”的命运。在“弱国家”中，中央政府是无法贯彻自己的政策与意志的，因为各级官员忙于捞钱，还有谁会关心国家命运呢？
治理贪腐是一项世界性的难题，美国学者迈克尔·约翰斯顿提出了四种腐败的类型：权势市场、精英卡塔尔、寡头与帮派以及官僚权贵。
俄罗斯这种寡头与帮派相融合的腐败更是积重难返，治乱世用重典，普京接连推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以及禁止拥有海外资产的法案，无疑是俄罗斯反腐治贪的“重典”。
这两项法案的核心思想在于：公权力不能介入市场过程，不但官员不能参与商业活动，即便未成年的子女也不能。从立法意图而言，这些法案都算得上良苦用心，但是任何权利都是有成本的。要监控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及其家属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的投入，尤其是禁绝持有外国银行卡，看似简单却有点儿闭关锁国的味道，持有银行卡并不意味着非法交易或者贪腐。反腐肃贪不能停留在赢得掌声的层面，也不能以民粹主义的冲动代替制度建设。
任何法案都需要相关的制度与机构的配套，各國反腐败的一个经验是设立独立的调查机构，比如美国的特别检察官，虽然职位比较低但是却由国会任命，即便美国总统也不能奈他如何。韩国的独立检察官也可以调查卸任或者现任总统及其亲属的经济问题。当然，既然选择当公务员，家人就应该从商业活动中退出，这也是一种通则。一个家庭中有人当官，有人经商，那“升官发财”就成了家务，与公仆的职责是完全背离的。
一千多年来，俄罗斯人一直深受官僚怪兽之害，将包括普京在内的官员“关进法治的笼子里”将是俄罗斯文明的一大步。遏制了腐败，就不会有那么多年轻人汲汲以求进入官场成为权力的寄生虫，而是将聪明才智用于创造财富，从而营造一种创新的社会氛围，这才是俄罗斯的强国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