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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2010），美国作家。他的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文学的经典作品之一。《纽约时报》当时的书评写道：在美国，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就像毕业要获得导师的首肯一样重要。
你到了他们家里，就得大声嚷嚷。原因是他们两个从来不同时在一间房里。说出来真有点儿好笑。
“请坐，霍尔顿，”安多里尼先生说。你看得出他有点儿醉了。房间里的情景好像刚举行过晚会似的。只见杯盘狼藉，碟子里还有吃剩的花生。
“请原谅房间乱得不像样，”他说，“我们在招待安多里尼太太的几个打水牛港来的朋友……事实上，也真是几只水牛。”
我笑了出来，安多里尼太太在厨房里嚷着不知跟我说了句什么话，可我没听清楚。“她说的什么？”我问安多里尼先生。
“她说她进来的时候你别看她，她刚从床上起来。抽支烟吧。你现在抽烟了吗？”
“谢谢。”我说。我在他递给我的烟匣里取了支烟。“只是偶尔抽一支。抽得不凶。”
“我相信你抽得不凶。”他说着，从桌上拿起大打火机给我点火。“那么说来，你跟潘西不再是一体啦。”他说。他老用这方式说话。
我有时候听了很感兴趣，有时候并不。他说的次数未免太多了点儿。
我并不是说他的话不够俏皮—那倒不—可是遇到一个人老说着“你跟潘西不再是一体啦”这类话，有时候你会觉得神经上受不了。
“问题出在哪儿？”安多里尼先生问我。“你的英文考得怎样？要是你这个作文好手连英文都考不及格，那我可要马上开门请你出去了。”
“哦，我英文倒及格了，虽说考的主要是文学。整个学期我只写过两篇作文，”我说，“不过‘口头表达’我没及格。他们开了一门叫作‘口头表达’的课程。这我没及格。”
“为什么？”
“哦，我不知道。”我实在不想细说。我还有点儿头晕目眩，同时我的头也突然痛得要命。一点不假。可你看得出他对这问题很感兴趣，因此我只好约略告诉他些。“学功课，每个学生都得在课堂里站起来演讲。你知道。而且是自发的。要是演讲的学生扯到了题外，你就得尽快地冲着他喊‘离题啦！’这玩艺儿都快把我逼疯啦。我考了个F。”
“为什么？”
“哦，我不知道。那個离题的玩艺儿真叫我受不了。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我喜欢人家离题，离了题倒是更加有趣。”
“要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你难道不喜欢他话不离题？”
“哦，当然啦！我当然喜欢他话不离题。可我不喜欢他太不离题。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揣摩我不喜欢人家始终话不离题。
口头表达里得分最高的全是那些始终话不离题的学生—这一点我承认。
可是有个名叫理查·金斯拉的学生，演讲的时候若是离题，他们老冲着他喊“离题啦！”这种做法实在可怕。
因为第一，他是个神经非常容易紧张的家伙—我是说他的神经的确非常容易紧张—每次轮到他讲话，他的嘴唇总是哆嗦着，而且你要是坐在课堂后排，连他讲的什么都听不清楚。
可是等到他嘴唇哆嗦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我倒觉得他讲的比别人好。
不过他差点儿也没及格。他得了个D，因为他们老冲着他喊“离题啦！”
举例说，有一次他演讲的主题是他父亲在弗蒙特买下的农庄。
在他演讲的时候大家一个劲儿地冲着他喊“离题啦！”教这门课的老师文孙先生那一次给了他一个F，因为他没有说出农庄上种的什么蔬菜，养的什么家畜。
理查·金斯拉讲了些什么呢？他开始讲的是农庄—接着他突然讲起他妈妈收到他舅舅寄来的一封信，讲到他舅舅怎样在四十二岁患了脊髓炎，他怎样不愿别人到医院去看他，因为他不愿有人看见他身上绑着支架。这跟农庄没有多大关系—我承认—可是很有意思。只要有人跟你谈起自己的舅舅，这就很有意思，尤其是他开始谈的是他父亲的农庄，接着突然对自己的舅舅更感兴趣。
我是说要是他讲得很有意思，也很兴奋，那么再冲着他一个劲儿喊“离题啦”，实在有点近于下流……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实在很难解释。事实上我也不太想解释。尤其是，我突然头痛得厉害。
我真希望老安多里尼太太快送咖啡进来。这类事情最最让我恼火—我是说有人跟你说咖啡已经煮好，其实却没有煮好。
“霍尔顿……再问你一个很简短的、稍稍有点儿沉闷、还带点儿学究气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每样东西都该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你是不是认为要是有人跟你谈起他父亲的农庄，他应该先把这问题谈完，随后再改换话题，谈他舅舅的支架？或者，他舅舅的支架既然是他那么感兴趣的题目，那么他一开头就应该选它作讲题，不应该选他父亲的农庄？”
我实在懒得动脑筋和回答。我的头痛得厉害，心里也很不好过。甚至我的胃都还有点儿疼了，我老实告诉你说。
“嗯—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这样。我是说我想他应该选他舅舅作演讲题目，不应该选他父亲的农庄，要是他最感兴趣的是他舅舅的话，不过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除非你先谈起一些你并不太感兴趣的事情。”我是说有时候你自己简直作不了主。
我的想法是，演讲的人要是讲得很有趣，很激动，那你就不应该打岔。我很喜欢人家讲话激动。这很有意思，可惜你不熟悉那位老师，文孙先生。他有时真能逼得你发疯，他跟他那个混帐的班。我是说他老教你统一和简化。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法统一和简化。我是说你总不能光是因为人家要你统一和简化，你就能做到统一和简化。可惜你不熟悉文孙先生的为人。我是说他学问倒真是有，可你看得出他没多少脑子。”
“咖啡，诸位，终于煮好啦。”安多里尼太太说。她用托盘端了咖啡和糕点进来。“霍尔顿，不许你偷看我一眼。我简直是一团糟。”
“你好，安多里尼太太。”我说着，开始站起来，可安多里尼先生一把攥住了我的上装，把我拉回到原处。老安多里尼太太的头发上全是那种卷头发的铁夹子，也没搽口红什么的，看上去可不太漂亮。她显得很老。 “我就搁在这儿啦。快吃吧，你们两个，”她说着，把托盘放在茶几上，将原先放着的一些空杯子推到一旁。“你母亲好吗，霍尔顿？”
“很好，谢谢。最近我没见到她，不过我最后一次—”“亲爱的，霍尔顿要是需要什么，就在那个搁被单的壁橱里找好了。最高一层的架子上。我去睡啦。我真累坏啦。”安多里尼太太说。看她的样子也确实是累坏啦。“你们两个自己铺一下长榻成吗？”
“我们可以照顾自己。你快去睡吧。”安多里尼先生说。他吻了安多里尼太太一下，她跟我说了声再见，就到卧室里去了。他们两个老是当着外人的面接吻。
我倒了半杯咖啡，吃了约莫半块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饼。可是老安多里尼先生只是另外给自己调了杯加苏打水的冰威士忌。他还把水掺得很少，你看得出来。他要是再不检点，是很可能变成个酒鬼的。
“两个星期前我跟你爸爸在一起吃午饭，”他突然说，“你知道不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心里明白，当然啦，他对你非常关切。”
“这我知道。我知道他对我非常关切。”我说。
“他在打电话给我之前，显然最近刚接到你的校长写给他的一封颇让他伤心的长信，信里说你一点不肯用功，老是旷课。每次上课从来不准备功课。一句话，由于你各方面—”“我并没旷课，学校里是不准旷课的。我只是偶尔有一两课没上，例如我刚才跟你谈起的那个‘口头表达’课，可是我并不旷课。”
我实在不想讨论下去。喝了咖啡我的胃倒是好过了些，不过我的头还是疼得厉害。
安多里尼先生又点了支香烟。他抽得凶极了。
接着他说：“坦白说，我简直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霍尔顿。”
“我知道。很少有人跟我谈得来。我自己心里有数。”
“我仿佛觉得你是骑在马上瞎跑，总有一天会摔下来，摔得非常厉害。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你到底会摔成什么样子……你在听我说吗？”
“在听。”
你看得出他正在那里用心思索哩。
“或许到了三十岁年纪，你坐在某个酒吧间里，痛恨每个看上去像是在大学里打过橄榄球的人进来。或者，或许你受到的教育只够你痛恨一些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秘密’的人。或者，你最后可能坐在哪家商号的办公室里，把一些文件夹朝离你最近的速记员扔去。我真不知道。可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呢？”
“懂，我当然懂。”我说。
我确实懂。“可你说的关于痛恨的那番话并不正确。 我是说关于痛恨那些橄榄球运动员什么的。你真的说得不正确。我痛恨的人并不多。有些人我也许能痛恨那么一会儿，像我在潘西认识的那个家伙斯特拉德莱塔，还有另外那个家伙罗伯特·阿克莱。
我偶尔也痛恨他们—这点我承认—可我的意思是说我痛恨的时候并不太长。我要是有一阵子不见他们，要是他们不到我房里来，或者我要是在饭厅里吃饭时候有一两次没碰到他们，我反倒有点儿想念他们。我是说我反倒有点儿想念他们。”
安多里尼先生有一会儿工夫没说话。他起身又拿了块冰搁在酒杯里，重新坐了下来。你看得出他正在那里思索。不过我真希望他这会儿别说下去了，有话明天再談，可他正在兴头上。通常都是这样，你越是不想说话，对方却越是有兴头，越是想跟你展开讨论。
“好吧。再听我说一分钟的话……我的措辞也许不够理想，可我会在一两天内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你的。那你就可以彻底理解了。可现在先听我说吧。”他又开始用心思索起来。
接着他说：“我想象你这样骑马瞎跑，将来要是摔下来，可不是玩儿的—那是很特殊、很可怕的一跤。摔下来的人，都感觉不到也听不见自己着地。只是一个劲儿往下摔。这整个安排是为哪种人作出的呢？只是为某一类人，他们在一生中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想要寻找某种他们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或者寻找只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于是他们停止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未真正开始寻找之前就已停止寻找。你在听我说吗？”
“在听，先生。”
“真的吗？”
“真的。”
他站起来，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些威士忌，重又坐下。他有好一会儿工夫没说话。
“我不是成心吓唬你，”他说，“不过我可以非常清楚地预见到，你将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了某种微不足道的事业英勇死去。”他用异样的目光望了我一眼。“我要是给你写下什么，你肯仔细看吗？肯给我好好保存吗？”
“好的，当然啦。”我说。我也的确做到了。
他给我的那张纸，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
他走到房间另一头的书桌边，也不坐下，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随后他拿着那张纸回来坐下。
“奇怪的是，写下这话的不是个职业诗人，而是个名叫威尔罕姆·斯塔克尔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写的—你是不是在听我说话？”
“是的，当然在听。”
“他说的是：‘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他探过身来，把纸递给了我。我接过来当场读了，谢了他，就把纸放进衣袋。他为我这样操心，真是难得。的的确确难得。可问题是，我当时实在不想用心思索。嘿，我突然觉得疲倦极了。
可你看得出他一点也不疲倦。主要是，他已经很醉了。“我想总有一天，”他说，“你得找出你想要去的地方，随后你非开步走去不可。不过你最好马上开步走。你决不能再浪费一分钟时间了。尤其是你。”
我点了点头，因为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可不太清楚他在讲些什么。我倒是挺有把握懂得他的意思，不过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他在讲些什么。我实在太疲倦了。
“我不愿意跟你说这话，”他说，“可我想，你一旦弄清楚了自己要往哪儿走，你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在学校里用功。你非这样做不可。你是个学生—不管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应该爱上学问。而且我想，你一旦经受了所有的维纳斯先生和他们的‘口头表达’课的考验，你就会发现—”“是文孙先生。”我说。他要说的是所有的文孙先生，并不是所有的维纳斯先生。可我不该打断他的话。
“好吧—所有的文孙先生。你一旦经受了所有的文孙先生的考验，你就可以学到越来越多的知识—那是说，只要你想学，肯学，有耐心学—你就可以学到一些你最最心爱的知识。其中的一门知识就是，你将发现对人类的行为感到惶惑、恐惧、甚至恶心的，你并不是第一个。
在这方面你倒是一点也不孤独，你知道后一定会觉得兴奋，一定会受到鼓励。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人都像你现在这样，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有过彷徨的时期。幸而，他们中间有几个将自己彷徨的经过记录下来了。你可以向他们学习—只要你愿意。正如你有朝一日如果有什么贡献，别人也可以向你学习。这真是个极妙的轮回安排。而且这不是教育。这是历史，这是诗。”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从酒杯里喝了一大口酒，接着又往下说。嘿，他确确实实在兴头上。我很高兴自己没打算拦住他什么的。“我并不是想告诉你，”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和有学问的人才能够对这世界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样说当然不对。不过我的确要说，受过教育的和有学问的人如果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他们留给后世的记录比起那般光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的人来，确实要宝贵得多。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更清楚，他们通常还有热情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十有九个要比那种没有学问的思想家谦恭得多。你是不是在听我的话哪？”
“在听，先生。”
他有好一会儿没再吭声。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经历，不过坐在那里等别人说话，眼看着他一个劲儿思索，实在很不好受。的确很不好受。我尽力不让自己打呵欠。倒不是我心里觉得腻烦—那倒不是—可我突然困得要命。
“学校教育还能给你带来别的好处。你受这种教育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自己脑子的尺寸，以及什么对它合适，什么对它不合适。过了一个时期，你就会心里有数，知道像你这样尺寸的头脑应该具有什么类型的思想。主要是，这可以让你节省不少时间，免得你去瞎试一些对你不合适、不贴切的思想。你慢慢就会知道你自己的正确尺寸，恰如其分地把你的头脑武装起来。”
接着突然间，我打了个呵欠，真是个无礼的家伙—可我实在是身不由己！
（摘自译林出版社《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
你到了他们家里，就得大声嚷嚷。原因是他们两个从来不同时在一间房里。说出来真有点儿好笑。
“请坐，霍尔顿，”安多里尼先生说。你看得出他有点儿醉了。房间里的情景好像刚举行过晚会似的。只见杯盘狼藉，碟子里还有吃剩的花生。
“请原谅房间乱得不像样，”他说，“我们在招待安多里尼太太的几个打水牛港来的朋友……事实上，也真是几只水牛。”
我笑了出来，安多里尼太太在厨房里嚷着不知跟我说了句什么话，可我没听清楚。“她说的什么？”我问安多里尼先生。
“她说她进来的时候你别看她，她刚从床上起来。抽支烟吧。你现在抽烟了吗？”
“谢谢。”我说。我在他递给我的烟匣里取了支烟。“只是偶尔抽一支。抽得不凶。”
“我相信你抽得不凶。”他说着，从桌上拿起大打火机给我点火。“那么说来，你跟潘西不再是一体啦。”他说。他老用这方式说话。
我有时候听了很感兴趣，有时候并不。他说的次数未免太多了点儿。
我并不是说他的话不够俏皮—那倒不—可是遇到一个人老说着“你跟潘西不再是一体啦”这类话，有时候你会觉得神经上受不了。
“问题出在哪儿？”安多里尼先生问我。“你的英文考得怎样？要是你这个作文好手连英文都考不及格，那我可要马上开门请你出去了。”
“哦，我英文倒及格了，虽说考的主要是文学。整个学期我只写过两篇作文，”我说，“不过‘口头表达’我没及格。他们开了一门叫作‘口头表达’的课程。这我没及格。”
“为什么？”
“哦，我不知道。”我实在不想细说。我还有点儿头晕目眩，同时我的头也突然痛得要命。一点不假。可你看得出他对这问题很感兴趣，因此我只好约略告诉他些。“学功课，每个学生都得在课堂里站起来演讲。你知道。而且是自发的。要是演讲的学生扯到了题外，你就得尽快地冲着他喊‘离题啦！’这玩艺儿都快把我逼疯啦。我考了个F。”
“为什么？”
“哦，我不知道。那個离题的玩艺儿真叫我受不了。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是，我喜欢人家离题，离了题倒是更加有趣。”
“要是有人跟你说什么，你难道不喜欢他话不离题？”
“哦，当然啦！我当然喜欢他话不离题。可我不喜欢他太不离题。我不知道怎么说好。我揣摩我不喜欢人家始终话不离题。
口头表达里得分最高的全是那些始终话不离题的学生—这一点我承认。
可是有个名叫理查·金斯拉的学生，演讲的时候若是离题，他们老冲着他喊“离题啦！”这种做法实在可怕。
因为第一，他是个神经非常容易紧张的家伙—我是说他的神经的确非常容易紧张—每次轮到他讲话，他的嘴唇总是哆嗦着，而且你要是坐在课堂后排，连他讲的什么都听不清楚。
可是等到他嘴唇哆嗦得不那么厉害的时候，我倒觉得他讲的比别人好。
不过他差点儿也没及格。他得了个D，因为他们老冲着他喊“离题啦！”
举例说，有一次他演讲的主题是他父亲在弗蒙特买下的农庄。
在他演讲的时候大家一个劲儿地冲着他喊“离题啦！”教这门课的老师文孙先生那一次给了他一个F，因为他没有说出农庄上种的什么蔬菜，养的什么家畜。
理查·金斯拉讲了些什么呢？他开始讲的是农庄—接着他突然讲起他妈妈收到他舅舅寄来的一封信，讲到他舅舅怎样在四十二岁患了脊髓炎，他怎样不愿别人到医院去看他，因为他不愿有人看见他身上绑着支架。这跟农庄没有多大关系—我承认—可是很有意思。只要有人跟你谈起自己的舅舅，这就很有意思，尤其是他开始谈的是他父亲的农庄，接着突然对自己的舅舅更感兴趣。
我是说要是他讲得很有意思，也很兴奋，那么再冲着他一个劲儿喊“离题啦”，实在有点近于下流……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实在很难解释。事实上我也不太想解释。尤其是，我突然头痛得厉害。
我真希望老安多里尼太太快送咖啡进来。这类事情最最让我恼火—我是说有人跟你说咖啡已经煮好，其实却没有煮好。
“霍尔顿……再问你一个很简短的、稍稍有点儿沉闷、还带点儿学究气的问题。你是不是认为每样东西都该有一定的时间和地点？你是不是认为要是有人跟你谈起他父亲的农庄，他应该先把这问题谈完，随后再改换话题，谈他舅舅的支架？或者，他舅舅的支架既然是他那么感兴趣的题目，那么他一开头就应该选它作讲题，不应该选他父亲的农庄？”
我实在懒得动脑筋和回答。我的头痛得厉害，心里也很不好过。甚至我的胃都还有点儿疼了，我老实告诉你说。
“嗯—我不知道。我想他应该这样。我是说我想他应该选他舅舅作演讲题目，不应该选他父亲的农庄，要是他最感兴趣的是他舅舅的话，不过我的意思是，很多时候你简直不知道自己对什么最感兴趣，除非你先谈起一些你并不太感兴趣的事情。”我是说有时候你自己简直作不了主。
我的想法是，演讲的人要是讲得很有趣，很激动，那你就不应该打岔。我很喜欢人家讲话激动。这很有意思，可惜你不熟悉那位老师，文孙先生。他有时真能逼得你发疯，他跟他那个混帐的班。我是说他老教你统一和简化。有些东西根本就没法统一和简化。我是说你总不能光是因为人家要你统一和简化，你就能做到统一和简化。可惜你不熟悉文孙先生的为人。我是说他学问倒真是有，可你看得出他没多少脑子。”
“咖啡，诸位，终于煮好啦。”安多里尼太太说。她用托盘端了咖啡和糕点进来。“霍尔顿，不许你偷看我一眼。我简直是一团糟。”
“你好，安多里尼太太。”我说着，开始站起来，可安多里尼先生一把攥住了我的上装，把我拉回到原处。老安多里尼太太的头发上全是那种卷头发的铁夹子，也没搽口红什么的，看上去可不太漂亮。她显得很老。 “我就搁在这儿啦。快吃吧，你们两个，”她说着，把托盘放在茶几上，将原先放着的一些空杯子推到一旁。“你母亲好吗，霍尔顿？”
“很好，谢谢。最近我没见到她，不过我最后一次—”“亲爱的，霍尔顿要是需要什么，就在那个搁被单的壁橱里找好了。最高一层的架子上。我去睡啦。我真累坏啦。”安多里尼太太说。看她的样子也确实是累坏啦。“你们两个自己铺一下长榻成吗？”
“我们可以照顾自己。你快去睡吧。”安多里尼先生说。他吻了安多里尼太太一下，她跟我说了声再见，就到卧室里去了。他们两个老是当着外人的面接吻。
我倒了半杯咖啡，吃了约莫半块硬得像石头一样的饼。可是老安多里尼先生只是另外给自己调了杯加苏打水的冰威士忌。他还把水掺得很少，你看得出来。他要是再不检点，是很可能变成个酒鬼的。
“两个星期前我跟你爸爸在一起吃午饭，”他突然说，“你知道不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心里明白，当然啦，他对你非常关切。”
“这我知道。我知道他对我非常关切。”我说。
“他在打电话给我之前，显然最近刚接到你的校长写给他的一封颇让他伤心的长信，信里说你一点不肯用功，老是旷课。每次上课从来不准备功课。一句话，由于你各方面—”“我并没旷课，学校里是不准旷课的。我只是偶尔有一两课没上，例如我刚才跟你谈起的那个‘口头表达’课，可是我并不旷课。”
我实在不想讨论下去。喝了咖啡我的胃倒是好过了些，不过我的头还是疼得厉害。
安多里尼先生又点了支香烟。他抽得凶极了。
接着他说：“坦白说，我简直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霍尔顿。”
“我知道。很少有人跟我谈得来。我自己心里有数。”
“我仿佛觉得你是骑在马上瞎跑，总有一天会摔下来，摔得非常厉害。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你到底会摔成什么样子……你在听我说吗？”
“在听。”
你看得出他正在那里用心思索哩。
“或许到了三十岁年纪，你坐在某个酒吧间里，痛恨每个看上去像是在大学里打过橄榄球的人进来。或者，或许你受到的教育只够你痛恨一些说‘这是我与他之间的秘密’的人。或者，你最后可能坐在哪家商号的办公室里，把一些文件夹朝离你最近的速记员扔去。我真不知道。可你懂不懂我说的意思呢？”
“懂，我当然懂。”我说。
我确实懂。“可你说的关于痛恨的那番话并不正确。 我是说关于痛恨那些橄榄球运动员什么的。你真的说得不正确。我痛恨的人并不多。有些人我也许能痛恨那么一会儿，像我在潘西认识的那个家伙斯特拉德莱塔，还有另外那个家伙罗伯特·阿克莱。
我偶尔也痛恨他们—这点我承认—可我的意思是说我痛恨的时候并不太长。我要是有一阵子不见他们，要是他们不到我房里来，或者我要是在饭厅里吃饭时候有一两次没碰到他们，我反倒有点儿想念他们。我是说我反倒有点儿想念他们。”
安多里尼先生有一会儿工夫没说话。他起身又拿了块冰搁在酒杯里，重新坐了下来。你看得出他正在那里思索。不过我真希望他这会儿别说下去了，有话明天再談，可他正在兴头上。通常都是这样，你越是不想说话，对方却越是有兴头，越是想跟你展开讨论。
“好吧。再听我说一分钟的话……我的措辞也许不够理想，可我会在一两天内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你的。那你就可以彻底理解了。可现在先听我说吧。”他又开始用心思索起来。
接着他说：“我想象你这样骑马瞎跑，将来要是摔下来，可不是玩儿的—那是很特殊、很可怕的一跤。摔下来的人，都感觉不到也听不见自己着地。只是一个劲儿往下摔。这整个安排是为哪种人作出的呢？只是为某一类人，他们在一生中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想要寻找某种他们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或者寻找只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于是他们停止寻找。他们甚至在还未真正开始寻找之前就已停止寻找。你在听我说吗？”
“在听，先生。”
“真的吗？”
“真的。”
他站起来，又往自己的杯子里倒了些威士忌，重又坐下。他有好一会儿工夫没说话。
“我不是成心吓唬你，”他说，“不过我可以非常清楚地预见到，你将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了某种微不足道的事业英勇死去。”他用异样的目光望了我一眼。“我要是给你写下什么，你肯仔细看吗？肯给我好好保存吗？”
“好的，当然啦。”我说。我也的确做到了。
他给我的那张纸，我到现在还保存着呢。
他走到房间另一头的书桌边，也不坐下，在一张纸上写了些什么。随后他拿着那张纸回来坐下。
“奇怪的是，写下这话的不是个职业诗人，而是个名叫威尔罕姆·斯塔克尔的精神分析学家。他写的—你是不是在听我说话？”
“是的，当然在听。”
“他说的是：‘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他探过身来，把纸递给了我。我接过来当场读了，谢了他，就把纸放进衣袋。他为我这样操心，真是难得。的的确确难得。可问题是，我当时实在不想用心思索。嘿，我突然觉得疲倦极了。
可你看得出他一点也不疲倦。主要是，他已经很醉了。“我想总有一天，”他说，“你得找出你想要去的地方，随后你非开步走去不可。不过你最好马上开步走。你决不能再浪费一分钟时间了。尤其是你。”
我点了点头，因为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可不太清楚他在讲些什么。我倒是挺有把握懂得他的意思，不过我当时并不太清楚他在讲些什么。我实在太疲倦了。
“我不愿意跟你说这话，”他说，“可我想，你一旦弄清楚了自己要往哪儿走，你的第一步就应该是在学校里用功。你非这样做不可。你是个学生—不管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你应该爱上学问。而且我想，你一旦经受了所有的维纳斯先生和他们的‘口头表达’课的考验，你就会发现—”“是文孙先生。”我说。他要说的是所有的文孙先生，并不是所有的维纳斯先生。可我不该打断他的话。
“好吧—所有的文孙先生。你一旦经受了所有的文孙先生的考验，你就可以学到越来越多的知识—那是说，只要你想学，肯学，有耐心学—你就可以学到一些你最最心爱的知识。其中的一门知识就是，你将发现对人类的行为感到惶惑、恐惧、甚至恶心的，你并不是第一个。
在这方面你倒是一点也不孤独，你知道后一定会觉得兴奋，一定会受到鼓励。历史上有许许多多人都像你现在这样，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有过彷徨的时期。幸而，他们中间有几个将自己彷徨的经过记录下来了。你可以向他们学习—只要你愿意。正如你有朝一日如果有什么贡献，别人也可以向你学习。这真是个极妙的轮回安排。而且这不是教育。这是历史，这是诗。”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从酒杯里喝了一大口酒，接着又往下说。嘿，他确确实实在兴头上。我很高兴自己没打算拦住他什么的。“我并不是想告诉你，”他说，“只有受过教育的和有学问的人才能够对这世界作出伟大的贡献。这样说当然不对。不过我的确要说，受过教育的和有学问的人如果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不幸的是，这样的情况并不多—他们留给后世的记录比起那般光有聪明才智和创造能力的人来，确实要宝贵得多。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更清楚，他们通常还有热情把自己的思想贯彻到底。而且—最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十有九个要比那种没有学问的思想家谦恭得多。你是不是在听我的话哪？”
“在听，先生。”
他有好一会儿没再吭声。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经历，不过坐在那里等别人说话，眼看着他一个劲儿思索，实在很不好受。的确很不好受。我尽力不让自己打呵欠。倒不是我心里觉得腻烦—那倒不是—可我突然困得要命。
“学校教育还能给你带来别的好处。你受这种教育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现自己脑子的尺寸，以及什么对它合适，什么对它不合适。过了一个时期，你就会心里有数，知道像你这样尺寸的头脑应该具有什么类型的思想。主要是，这可以让你节省不少时间，免得你去瞎试一些对你不合适、不贴切的思想。你慢慢就会知道你自己的正确尺寸，恰如其分地把你的头脑武装起来。”
接着突然间，我打了个呵欠，真是个无礼的家伙—可我实在是身不由己！
（摘自译林出版社《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