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教育战线整整工作了40年。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我曾起伏跌宕多次，但我没有抱怨，没有消沉。不论我在哪里，干什么工作.都保持我的职业操守——敬业。
　　1959年我高中毕业，学校动员我留校教高中俄语。我一面自学俄语大专教材，一面认真学习、吸收老俄语教师的教学经验。我针对学生的爱好和兴趣特点施教，所以，我的俄语教学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我原籍的县完中校长前来学校求援，学校领导就把我作为“礼物”送给了求援者。“苏修特务”的帽子。
　　1963年8月，我被分配教六年级的语文兼班主任。语文我没有教过，一切要从头学起、面对现状，我采取“多听优秀示范课、多自学汉语语法、多看语文教学方面的杂志、多了解学生学习特点”的“四多”途径，逐步完善教学方法，第二年就改变了那所山区小学的落后面貌。我逐渐确立了自己的课堂板书风格；教学层次清晰，脉络分明的教学备课和教授特点；突出生字、新词、关键语句、小作文“四步走”的重点教学法。
　　回县后，我担任了高中毕业班的俄语教师。也许是这里的学生好些时间没有俄语教师，一开课他们就非常注意我。原来的俄語教师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的，他来校时带来了好些苏联十年制学校学生的通信地址，当时鼓励学生与苏联学生通信以提高他们学俄语的积极性后来，他因故被停职。现在随着我的到来并支持开放式教学方式，学生们与苏联同学的通信又热了起来 殊不知，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这件事却连累了我——除了被调到离县城100里外的山区小学任教外，后来我还被扣上同时我还积极开展当面批改作业的活动，有针对性地贴近直观教学，使学生进步很快。我也成为学校对外展示语文示范课的专职教师。
　　但世事难料，我在语文教学中的成绩.在“文革”中，又成为“白专道路”和“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罪状。我被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成为批斗对象。
　　1969年，我被下放到一个小山村劳动.我和农民一起出工，既没有旷过工，也没有请过假.我一如既往地尽职我的农民岗位。一次.听说生产队的猪场办不下去了，我立即向队长提出：我去养猪场劳动。到猪场后，我虚心向老饲养员学习，还发动大家讨论养猪方法。我总结出大小分类、配料分类、喂养分时的“三分法”很快起了作用，猪长膘很快。队里干部社员都赞扬我干一行.专一行。
　　时光荏苒，1972年春节后，我又被调到公社中学任教。我刚去的时候，有人说我荒废教学多年.不一定能胜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对此，我没有气馁。我奏起了挑战新命运的三步曲。第一步，我找到一套中文专业函授教材，开始系统学会发展史的书籍统统揽过来，一本一本地啃起来。我一边学，一边教。整整四年的锤炼，学生每年高考的成绩作证，我，没有辜负学校的期望
　　1981年秋，我奉调到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对于这个任务.我依然接受下来。恰好江西师大开了这个专业的函授课程.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我又是一边学，一边教。这里的学生都是成年人，有一定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历。教学时，我让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深入浅出地开展心理学、逻辑学以及教学法等课程的教学，受到大家习中文教程：第二步，向学校高中部一对江西大学科班毕业的夫妇拜师学习中学语文教学法；第三步，开展广泛的读书活动，阅读几百篇古文和经典文章，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自己满桶水，才能教学生。几年下来，我的教学水平有了可喜的进步。县文教局曾组织全县语文教师考评，我得了初中语文教学第一名，被局里通报嘉奖。
　　1977年恢复高考后，校长找我谈话：现在学校没有专业政治老师，无法按教学大纲开课，希望我改教高中政治。看到他为难的脸色和期待，我二话没说，投入备课之中：我跑图书馆，跑新华书店.跑兄弟学校，把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社的好评。
　　1987年，县教育局派我到一所完中当教导主任。1988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91年，教育局派我去一所中学当校长。是年，我已经54岁了。
　　我诉说我的经历，只是想告诉下一代：敬业，是人生进步的阶梯。工作中，无论有多大委屈，有多少不公，也不能拿工作出气。只要扎实学习、工作，敬重从事的职业，敬畏热爱的事业，总有一天，社会会还你一个公道。命运，会因为敬业而发生向好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