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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等五部委下发特急通知，全面清查上半年新增的亿元以上投资项目，国务院将派员赴各地抽查。2004年之后，中央政府再试行政性宏观调控的雷霆手段
虽然市场普遍预期宏观紧缩不可避免，但国家五部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银监会——8月1日联合下发的一份特急文件，当天似乎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记者采访的众多人士，大多表示对《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尚不知情”。
比之货币政策，此类带有行政色彩的调控政策的确更具“出其不意”的特点；而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大，足以在短时间内令人们奔走相告。根据这一文件，各地需要在一个月时间内，对今年上半年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逐项全面清理。
《意见》要求，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行业要清理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煤炭行业要清理设计能力每年3万吨及以上的项目；各地方发改委将会同土地、环保等部门，对新项目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土地审批、环评审批、信贷政策执行方面进行审核，存在任何一项问题的新开工项目，都将被暂停建设、限期整改，在项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履行完相关程序后方可复工建设。
此前不久，6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刚转发了发改委、国土资源部、银监会《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的通知》。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综合处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意见》延续了上述文件的思路——前者是原则性的，本次文件是具體操作性的，“目的是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通知》中还要求，各地在上报的材料中，要详尽列出存在问题的新开工项目名单、处理措施以及钢铁等重点行业的清理结果。《财经》记者并获悉，从9月开始，国务院将派出若干检查组分赴各地，抽查清理工作状况。
紧缩之辩
这一政策动向，被认为是继央行一系列收缩银根行动“效果并不明显”之后，打出的一记“紧缩重拳”。而首当其冲者，正是被认为“居高不下”的投资增长。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向《财经》记者表示：“上半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3％，为近三年来最高；今年6月工业生产19.5％的增速，则是近十年的同期最高水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位专家认为，如果总需求靠投资支撑，就会造成以后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加，迟早导致生产过剩甚至通货收缩。他认为，“降低投资是对的。”
在法国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陈兴动看来，本轮投资快速增长，包含了投资结构改善的合理因素，如铁路交通、新能源、重化工、机械装备制造等投资的增长加速，但非优化的投资同时也在增长。他赞同对非优化结构的投资部分给予抑制的观点。
赞成紧缩者显然是主流。不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对此次出台的紧缩政策持很大的批评意见，“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设的东西。”他认为，不能根据投资增长速度或投资率的高低，来判断是否应该压缩投资；衡量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就是投资报酬率和利率保持一个适当的关系。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贷款利率大致为6％-7％，而投资收益率大概在12％-13％之间，“现在投资收益率显然是很高的。”
而且，“目前的紧缩总力度可能是够了，再加一把劲就要过头。”宋国青说，最新公布的2006年6月货币供应量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量比上月增长率已经非常低，如果再持续几个月，情况会朝着通货紧缩的方向发展。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也认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全面过热或明显过热，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如果过热，非贸易部门如煤电油运等应遭遇瓶颈，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第二，如果过热，贸易顺差一定会比较低，至少会低于长期历史平均水平，而目前的贸易顺差连创新高；第三，从物价层面的指标来讲，中国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CPI（消费价格指数）是跟随美国的PPI、CPI波动的，中国PPI的上涨水平及上涨的时间这一轮都明显滞后于美国，且上涨水平仍低于美国，在这个层面上也看不到明显的物价压力。
“目前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有一点大惊小怪。”高善文说。
产能过剩之忧
“当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后果不在于通货膨胀，而是产能过剩的恶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朱宏任称，要求重点清理的行业——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行业——都是产能过剩或者潜在过剩行业；如果产能过剩行业再度扩张，就会出现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损失。
国家发改委最近在对今年前四个月投资规模过亿元的新开工项目抽查中发现，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开工项目平均施工规模不升反降，规模经济及相应技术水平没有提高，说明这些行业仍在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
不过，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高善文认为，以产能过剩压投资，这个理由需要商榷；国家发改委判断产能过剩显然是用国内供需的口径，而合理的判断口径应是全球市场的供需。目前中国的钢铁投资，如果站到中国经济的角度去观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但放到全球经济供需的情况下，则并不算严重，“甚至完全不算一回事”。
但是，世界经济及美国经济增速已开始放慢，对中国出口的吸收能力在减少。世界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中国的出口增长，目前存在颇多争议。
陈兴动认为，全球本轮经济周期已经持续上升五六年，经济周期不可能没完没了上升。美国房地产价格、新建房屋销售和房地产景气指数在下降，全球也开始紧缩，利率在上升，经济增长已经见顶，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出口前景。
陈说，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对此应当控制；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打破在产业升级中高端投资部分的行政垄断，让民营投资参与进来。民营资本总是在低端领域投资，由于技术含量雷同，只好通过恶性竞争挤压对方。
节能降耗谁之责
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是本次清理的重点。近日，国家发改委一篇关于大力节约能源资源的文章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等一系列资源节约的指标，必须确保实现；今年是“十一五”开局的第一年，但单位GDP能耗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对实现今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左右的目标构成很大压力，决策层因此颇为恼火。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可行性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开孟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看，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比较少，大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都是地方政府审批的。”他所在的公司接手的业务中就有类似项目。
据悉，国务院近日通过了“十一五”期间各地区万元GDP能耗降低指标分解方案，即将颁布。方案中，要求各地区在三季度将GDP能耗降低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市县（行业）和重点企业。目前，发改委已将千家企业节能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和每一家企业。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节能工作会议上，发改委与各省政府和有关中央企业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并将会同国家统计局，每年定期公报上一年度千家企业能源利用状况、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此前，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副司长何炳光曾有公开发言，称发改委将与有关部门协商，把GDP能耗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并联合统计局推出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制度，以调动地方政府的节能积极性。
《财经》记者同时获悉，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订一系列节能考核制度，包括《节能产品目录》和GDP能耗降低目标评价考核具体实施办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具体办法，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的强制性门槛，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
不过，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此次清理“治标不治本”，即使把节能降耗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强制性指标，在目前违法成本低，惩戒措施、问责制不力的情况下，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措施能否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值得商榷。
朱宏任告诉《财经》记者，深层次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上存在问题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也没有到位，政企不分，很多投资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从财政和税收体制看，是目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市县之间的职权没有划分清楚。
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所称，“目前的调控措施，没有触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的本质原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的本质原因，是流动性泛滥导致资金成本很低而投资收益率很高，这必然导致投资的持续高增长。流动性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币升值步伐的缓慢。
争议行政性调控
不管对经济过热与否存在何种看法，用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取。
“用行政调控手段直接去干预投资的方向，干预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断定一定不如市场做得好。我非常怀疑它的效果。”高善文说，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和工程机械，以及与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投资增速非常快，都有着坚实的盈利增长作支撑；而今年以来钢铁、电解铝、焦炭、水泥、玻璃等的投资增长率都很低。这说明，即便没有行政调控，市場也有足够的自我调控机能。
高善文认为，如果中央确实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到了应当采取调控手段的时候，也应采取一些对市场影响中性的政策，如货币信贷政策、财税政策、汇率政策等。这些政策不直接干预资源配置，也有很大的空间。
宋国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用直接清理项目的方式压投资，“是很糟糕的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制度的健全在当前看起来是宏观调控，长远来看，环保、节能、土地、安全等技术标准的建立，也是对市场准入门槛的完善，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制度建设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陈兴动则认为，这次清理投资项目，将很多行政办法以行业市场准入的形式出现，是行政调控手段的一种变异。只是地方逆宏观调控而上，“打招呼”、道德劝说等并不起作用，中央要对地方进行有效制约——不采取这种办法，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影响几何
中金公司研究部报告认为，由于政策对新开工项目的控制对固定资产投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期来讲，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的增速可能会明显放缓；下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放缓到25％左右；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落在25％-30％的区间。这可能会给建筑业、建材行业（钢铁、水泥等）和工程机械的需求景气度的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由于行政措施难以长期使用，一旦经济因为行政调控措施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种行政的调控措施就可能会放松，但由于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又会反弹。因此行政性调控的影响难以持久，这一点在2004年间上一轮行政调控高峰已经得到证明。此外，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都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它们也会推动投资的高速增长。而这些因素又都是与“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综合以上因素，中金研究部认为，宏观调控不会使经济出现“硬着陆”，而是使经济出现“波浪式”着陆。
从长期来看，这些行政措施对产能过剩行业新增投资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受益。因为这些措施等于提高了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
夏斌认为，要将投资增速控制在合理水平，不能单靠这一项措施，需多项政策“组合拳”的综合治理，如央行货币政策也在进行限制。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分析师牛犁认为，政策措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估计最终清理的违规项目的占比不会太高，一些瓶颈项目如铁路交通建设则不会受到影响。
高善文认为，这一政策对宏观经济没有长期的根本性影响，不会影响经济的一个基本方向，不会影响PPI、CPI上行。其次，若短期内投资降下来，GDP增长率会低于预估，下降的程度取决于政策执行的力度。但在目前的格局下，即便有非常严厉的调控政策，“GDP掉到10％以下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很难掉到10.5％以下。”■
虽然市场普遍预期宏观紧缩不可避免，但国家五部门——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保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银监会——8月1日联合下发的一份特急文件，当天似乎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记者采访的众多人士，大多表示对《新开工项目清理工作指导意见》（下称《意见》）“尚不知情”。
比之货币政策，此类带有行政色彩的调控政策的确更具“出其不意”的特点；而其对中国未来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之大，足以在短时间内令人们奔走相告。根据这一文件，各地需要在一个月时间内，对今年上半年总投资1亿元及以上的新开工项目逐项全面清理。
《意见》要求，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行业要清理总投资300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煤炭行业要清理设计能力每年3万吨及以上的项目；各地方发改委将会同土地、环保等部门，对新项目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核程序、土地审批、环评审批、信贷政策执行方面进行审核，存在任何一项问题的新开工项目，都将被暂停建设、限期整改，在项目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履行完相关程序后方可复工建设。
此前不久，6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刚转发了发改委、国土资源部、银监会《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的通知》。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综合处一位官员告诉《财经》记者，《意见》延续了上述文件的思路——前者是原则性的，本次文件是具體操作性的，“目的是遏制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
《通知》中还要求，各地在上报的材料中，要详尽列出存在问题的新开工项目名单、处理措施以及钢铁等重点行业的清理结果。《财经》记者并获悉，从9月开始，国务院将派出若干检查组分赴各地，抽查清理工作状况。
紧缩之辩
这一政策动向，被认为是继央行一系列收缩银根行动“效果并不明显”之后，打出的一记“紧缩重拳”。而首当其冲者，正是被认为“居高不下”的投资增长。
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朱宏任向《财经》记者表示：“上半年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1.3％，为近三年来最高；今年6月工业生产19.5％的增速，则是近十年的同期最高水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一位专家认为，如果总需求靠投资支撑，就会造成以后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加，迟早导致生产过剩甚至通货收缩。他认为，“降低投资是对的。”
在法国巴黎百富勤中国总经济师陈兴动看来，本轮投资快速增长，包含了投资结构改善的合理因素，如铁路交通、新能源、重化工、机械装备制造等投资的增长加速，但非优化的投资同时也在增长。他赞同对非优化结构的投资部分给予抑制的观点。
赞成紧缩者显然是主流。不过，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对此次出台的紧缩政策持很大的批评意见，“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假设的东西。”他认为，不能根据投资增长速度或投资率的高低，来判断是否应该压缩投资；衡量投资率高低的标准，就是投资报酬率和利率保持一个适当的关系。目前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是2.25％，贷款利率大致为6％-7％，而投资收益率大概在12％-13％之间，“现在投资收益率显然是很高的。”
而且，“目前的紧缩总力度可能是够了，再加一把劲就要过头。”宋国青说，最新公布的2006年6月货币供应量数据显示，货币供应量比上月增长率已经非常低，如果再持续几个月，情况会朝着通货紧缩的方向发展。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也认为，“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全面过热或明显过热，是没有道理的。”他认为，观察中国宏观经济是否过热，要看三个指标：第一，如果过热，非贸易部门如煤电油运等应遭遇瓶颈，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第二，如果过热，贸易顺差一定会比较低，至少会低于长期历史平均水平，而目前的贸易顺差连创新高；第三，从物价层面的指标来讲，中国的PPI（生产者价格指数）、CPI（消费价格指数）是跟随美国的PPI、CPI波动的，中国PPI的上涨水平及上涨的时间这一轮都明显滞后于美国，且上涨水平仍低于美国，在这个层面上也看不到明显的物价压力。
“目前采取一系列紧缩政策，有一点大惊小怪。”高善文说。
产能过剩之忧
“当前投资增长过快的后果不在于通货膨胀，而是产能过剩的恶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朱宏任称，要求重点清理的行业——钢铁、电解铝、电石、铁合金、焦炭、汽车、水泥、电力、纺织行业——都是产能过剩或者潜在过剩行业；如果产能过剩行业再度扩张，就会出现大起大落，造成重大损失。
国家发改委最近在对今年前四个月投资规模过亿元的新开工项目抽查中发现，部分产能过剩行业新开工项目平均施工规模不升反降，规模经济及相应技术水平没有提高，说明这些行业仍在走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老路。
不过，持不同意见者大有人在。高善文认为，以产能过剩压投资，这个理由需要商榷；国家发改委判断产能过剩显然是用国内供需的口径，而合理的判断口径应是全球市场的供需。目前中国的钢铁投资，如果站到中国经济的角度去观察，产能过剩非常严重；但放到全球经济供需的情况下，则并不算严重，“甚至完全不算一回事”。
但是，世界经济及美国经济增速已开始放慢，对中国出口的吸收能力在减少。世界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纳中国的出口增长，目前存在颇多争议。
陈兴动认为，全球本轮经济周期已经持续上升五六年，经济周期不可能没完没了上升。美国房地产价格、新建房屋销售和房地产景气指数在下降，全球也开始紧缩，利率在上升，经济增长已经见顶，这将深刻影响中国的出口前景。
陈说，中国的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产业链的低端，对此应当控制；另一方面，政府应该打破在产业升级中高端投资部分的行政垄断，让民营投资参与进来。民营资本总是在低端领域投资，由于技术含量雷同，只好通过恶性竞争挤压对方。
节能降耗谁之责
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是本次清理的重点。近日，国家发改委一篇关于大力节约能源资源的文章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等一系列资源节约的指标，必须确保实现；今年是“十一五”开局的第一年，但单位GDP能耗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对实现今年单位GDP能耗降低4％左右的目标构成很大压力，决策层因此颇为恼火。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可行性研究与评价中心主任李开孟告诉《财经》记者：“从中央政府审批的项目看，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比较少，大部分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都是地方政府审批的。”他所在的公司接手的业务中就有类似项目。
据悉，国务院近日通过了“十一五”期间各地区万元GDP能耗降低指标分解方案，即将颁布。方案中，要求各地区在三季度将GDP能耗降低指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市县（行业）和重点企业。目前，发改委已将千家企业节能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和每一家企业。在近日召开的全国节能工作会议上，发改委与各省政府和有关中央企业签订了节能目标责任书；并将会同国家统计局，每年定期公报上一年度千家企业能源利用状况、节能目标完成情况，接受公众监督。
此前，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综合利用司副司长何炳光曾有公开发言，称发改委将与有关部门协商，把GDP能耗指标完成情况作为干部考核的约束性指标，并联合统计局推出GDP能耗等指标公报制度，以调动地方政府的节能积极性。
《财经》记者同时获悉，发改委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制订一系列节能考核制度，包括《节能产品目录》和GDP能耗降低目标评价考核具体实施办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的具体办法，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核准的强制性门槛，遏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
不过，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此次清理“治标不治本”，即使把节能降耗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强制性指标，在目前违法成本低，惩戒措施、问责制不力的情况下，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措施能否遏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仍值得商榷。
朱宏任告诉《财经》记者，深层次的主要原因，是体制上存在问题以及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也没有到位，政企不分，很多投资没有经过充分论证；从财政和税收体制看，是目前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市县之间的职权没有划分清楚。
如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所称，“目前的调控措施，没有触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的本质原因”；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的本质原因，是流动性泛滥导致资金成本很低而投资收益率很高，这必然导致投资的持续高增长。流动性泛滥的根本原因，是人民币升值步伐的缓慢。
争议行政性调控
不管对经济过热与否存在何种看法，用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一直被主流经济学家所不取。
“用行政调控手段直接去干预投资的方向，干预资源配置的结果，可以断定一定不如市场做得好。我非常怀疑它的效果。”高善文说，市场自我调节能力很强，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和工程机械，以及与消费密切相关的行业，投资增速非常快，都有着坚实的盈利增长作支撑；而今年以来钢铁、电解铝、焦炭、水泥、玻璃等的投资增长率都很低。这说明，即便没有行政调控，市場也有足够的自我调控机能。
高善文认为，如果中央确实认为宏观经济形势到了应当采取调控手段的时候，也应采取一些对市场影响中性的政策，如货币信贷政策、财税政策、汇率政策等。这些政策不直接干预资源配置，也有很大的空间。
宋国青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用直接清理项目的方式压投资，“是很糟糕的政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持不同看法。他认为，这种制度的健全在当前看起来是宏观调控，长远来看，环保、节能、土地、安全等技术标准的建立，也是对市场准入门槛的完善，不能简单地把这些制度建设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陈兴动则认为，这次清理投资项目，将很多行政办法以行业市场准入的形式出现，是行政调控手段的一种变异。只是地方逆宏观调控而上，“打招呼”、道德劝说等并不起作用，中央要对地方进行有效制约——不采取这种办法，能采取什么办法呢？
影响几何
中金公司研究部报告认为，由于政策对新开工项目的控制对固定资产投资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期来讲，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开工项目的增速可能会明显放缓；下半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放缓到25％左右；全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可能落在25％-30％的区间。这可能会给建筑业、建材行业（钢铁、水泥等）和工程机械的需求景气度的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由于行政措施难以长期使用，一旦经济因为行政调控措施而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这种行政的调控措施就可能会放松，但由于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又会反弹。因此行政性调控的影响难以持久，这一点在2004年间上一轮行政调控高峰已经得到证明。此外，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都需要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它们也会推动投资的高速增长。而这些因素又都是与“十一五”规划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的。
综合以上因素，中金研究部认为，宏观调控不会使经济出现“硬着陆”，而是使经济出现“波浪式”着陆。
从长期来看，这些行政措施对产能过剩行业新增投资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受益。因为这些措施等于提高了进入这些行业的门槛。
夏斌认为，要将投资增速控制在合理水平，不能单靠这一项措施，需多项政策“组合拳”的综合治理，如央行货币政策也在进行限制。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分析师牛犁认为，政策措施不会对宏观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他估计最终清理的违规项目的占比不会太高，一些瓶颈项目如铁路交通建设则不会受到影响。
高善文认为，这一政策对宏观经济没有长期的根本性影响，不会影响经济的一个基本方向，不会影响PPI、CPI上行。其次，若短期内投资降下来，GDP增长率会低于预估，下降的程度取决于政策执行的力度。但在目前的格局下，即便有非常严厉的调控政策，“GDP掉到10％以下是无法想象的，甚至很难掉到10.5％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