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来源 :江西社会科学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niyon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其他文献
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根本保证,需要通过党内监督确保其先进性与纯洁性.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由模仿性的被动式自我监督到战略性自觉式自律的百年历史为此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方法论指南.据此,在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党内监督演变历史与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牢固制度基础、凸显传统优势、落实制度安排以及借助信息化技术的党内监督制度化“四维”路径,是新的阶段党内监督突破治理效能低下梗阻,实现创新发展,从而涵养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优势的关键之举.
现当代主流经济学虽然倡导市场自由,却由于坚持“经济人只利己不利他”的前提,往往把它单向度地归结为经营者的谋利自由.只有抓住需要-意志-自由-价值的紧密关联,澄清经济人既有利己心、又有利他心的“交易通义”,我们才能矫正某些源于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污名化曲解,令人信服地说明市场自由的根本原因:正常的交易行为既能让经营者实现追求利润的自由,也能让消费者实现满足需要的自由.因此,只要遵守不可害人、尊重人权的正义底线,自由市场完全可以为社会生活的良序运行奠定可靠的基础.
威廉·琼斯在印度文学研究上坚守人文主义学术传统,以一种超前的世界文学视野和文化多元性理念来观照梵语文学并给予同情理解,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定型思维.他从莫卧儿帝国的文化压制和婆罗门阶层的知识垄断中发掘出大量古代梵语典籍,奠定了英国的印度学的重要基础,并在欧亚大陆上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打破了欧洲人对印度文学的无知,启迪了赫尔德、歌德的世界文学观念;激发了印度人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文化革新运动“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兴起.然而,琼斯又受专业主义学术潮流和殖民主义力量的裹挟,他的印度法律研究沦为了殖民统治的附庸.琼
新自由主义因其具有较为完备的体系性以及与现实的较强融合性而对社会主义构成一定冲击.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流派众多,体系繁杂,其中尤以哈耶克在《自由宪章》里详细阐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影响较大,波及国内学界和思想界.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可以看出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有三个缺陷.一是哈耶克的自由观与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相比过于狭隘,未能体现出人类对自由向往的真正精髓.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自由不止于减少他人意志的强制.二是由于哈耶克的理论已经先入为主地认同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对其中存在的雇佣劳动形式未能透彻把握,认
明代与朝鲜的诗赋外交对古代朝鲜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彰显了汉诗在东亚文化圈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和价值.诗赋外交重且难,需要文士广泛参与,引发科举试诗、文官课诗等汉诗制度的联动,为朝鲜汉诗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动力支撑.在诗赋外交影响下,朝鲜保持与中国的文化粘性,朝鲜汉诗次韵、律诗的比重较高,杂体诗从无到有,并形成敏捷富赡的价值标准.充分认识汉诗的“文雅之力”与朝鲜“以诗华国”的创作观念,是理解朝鲜时代以国家行为推崇汉诗的关键,也是把握中国文学域外传播机制与朝鲜汉诗艺术风貌的关键.
从社会史视角考量,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集中表现为“主义”崛起、“社团”兴起、“阶级”奋起和“革命”涌起并呈现激进化的演进态势,与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主义”的崛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准备思想条件,“社团”的兴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组织支撑,“阶级”的奋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激发民众意识,“革命”的涌起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营造政治氛围等.换言之,五四时期“社会改造”思潮的演进与激进化态势及其话语体系的诸多层面.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创建提供
利用2003-2016年中国对31个贸易伙伴国(地区)出口高技术产品的数据,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加大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这一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高技术产品出口扩展边际和数量边际的下降,即出口种类和数量的下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边际的负向影响并不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出口种类和出口数量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大.国际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贸易政
学习与践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必须把握其内蕴的方法论价值.马克思研究世界历史的方法凸显了三重维度,它们既彰显马克思在历史观上的变革,也对理解“逆全球化”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实践维度上,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抽象性,指明世界历史是不可逆的物质实践过程,揭示“逆全球化”现象的非历史性.在资本维度上,马克思通过论述资本对世界历史的辩证作用,说明资本逻辑既是世界历史的核心,又是世界历史必须克服的内容,揭示“逆全球化”的本质是对资本全球化内在问题的反映.在价值维度上,马克思通过强调世界历史的价值旨向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宣传工作的内外统一,强调宣传工作的国际视野.全面抗战时期,党基于坚持抗战、塑造自身形象、争取外援、遏制摩擦等因素的考虑,在宣传站位确立、宣传内容把控、宣传策略运用等多个方面凸显了宣传工作的国际视野,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发展,其经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华夏-四夷”的“中国中心”观被印度的“洲”及“四国”世界观所冲击,形成了有别于“四夷”的“外国”视域,并以“志”“记”(合称“志记”)的撰著形式加以呈现.各时代“外国志记”及外国视域的依托背景各有不同.晋唐时代主要依托佛教,宋元时代主要依托国际贸易,明代(前期)主要依托政治外交.晋唐时代求法僧“志记”所呈现的主要是中亚南亚的“佛国”,宋元明时代的“外国志记”所呈现的是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地区通商各国,都属于“亚洲-东方”世界,而对西方(欧美)世界则记之甚略、知之甚少,因此,上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