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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规范关系和体系教义，以“抵退计征机制”作为《刑法》第205条的保护法益，既能矫正“行为犯说”的刑法过度规制倾向，又能克服“目的犯说”和“抽象危险犯说”的国库主义教义误区。由于抵退计征机制以纳税人的抵退权为实体核心，以纳税人的凭证协力义务为程序限制，因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成立，客观上不仅要求有抵退凭证的虚开，更必须以抵退权的虚构作为虚开行为认定的关键；主观上则要求行为人具有破坏抵退计征机制的虚开故意。其中前者是实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形式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虚开普通发票的分水岭；而后者则是“被动受票”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的界分标准。至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所涉及的共犯适用、罪数判断和数额计算，同样应基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益侵害本质进行体系化的实质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