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是中国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最为模糊、泛化、空壳化的概念。素质教育的诞生，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提醒人们关注教育对学生内在素质的影响，而不是学生的考试情况、考分的多少。素质教育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其理论论证是不充分的，也是不严密的。因为，既称之为教育，它便当然地影响人的素质，否则它就不能称之为“教育”。在“教育”之前冠上“素质”，当然也无可厚非，但它只是强调教育的应有之义，借此引起人们的重视。“素质教育”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也没什么理论创新。
　　“素质教育”概念问世二十多年来，却逐渐成为“好教育”的代名词。“素质教育”是个筐，尽把好东西往里面装。“素质教育”概念渐渐神化，素质教育成了尽善尽美的神话。它应有的内涵和外延越来越模糊，尽管它的使用频率很高，但确切界定到底是什么？问之于权威学者，依然莫衷一是。“素质教育”风光的背面 ，是它的泛化和空壳化，沦为集体无意识的套话，甚至成为脱离教育实际的话语霸权。根据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与“素质教育”相配套的是“应试教育”概念。“应试教育”是万恶的“坏教育”，声名狼藉。“应试教育”也是一个筐，尽把坏东西往里面装。教育如果取得什么成绩，总要强调是坚持了“素质教育”的正确方向和路线；如果有了什么差失，那一定是受了“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应试教育”的受害者。然而，“人人都道素质教育好，只是考试分数忘不了”，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专家也感叹，“素质教育举步维艰，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值得深思的是，何以“素质教育”如此脆弱，“应试教育”如此顽固？期望教育专家，尤其是著名教育专家对此有鞭辟入里的分析，有历史性与逻辑性相一致的分析，而不是仅仅停留于对“素质教育”概念无休止的赞叹，以及对“应试教育”概念情绪化的讨伐。
　　教育是基于自然的人为，是对自然生命成长的一种干预，是佐助自然生命成长的善良愿望与行为。教育之基于自然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回应生物角度的肉体组织（包括心理意识）与身具有的生存与发展的需求，一是回应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人的社会化的适应与创造的需求。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认定的事实是这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自然的关系，这是先在的、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自然”；它的另一个维度是作为历史、实践前提的“自然”，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历史发展建构起来的那种社会历史的“自然”。“自然”的这两个方面是水乳交融的，因生命成长而交织在一起。马克思说，人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教育就是生长，是个体生命内在的矛盾运动，也是个体与社会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过程。一切社会形态中矛盾总会存在，设想一个没有矛盾、一切问题都解决、所有美好价值都和谐统一的完美社会，本身就是基督教千年王国的世俗版，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拟造物。“素质教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正是在这一点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素质教育”理论（严格地说它没有属于自己的体系性理论）因过度的诠释，使其越来越脱离现实的基础，成为一种类若宗教的信仰，一种彼岸的天堂幻想。似乎在不完美的现实之外有一个完美的“素质教育”，人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到达它，或在此岸实现它。至于实现了“素质教育”该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专家也语焉不详。大概现世的“应试教育”的所有弊端一扫而光，于是就像童话故事——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素质教育”理论就其本身而言尽管不很精确，但它很朴素，在提出之初受到普遍欢迎，是因为它有明确的针对性，在自然的基础上对教育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将它演绎为神话而神圣化便走向了它的反面。“素质教育”神话的呈现多种多样，诸如：放纵学生的“自由”神话——少管或不管学生，让学生获得“自由”与“解放”，这就是“素质教育”； 贬损教师的“自主”神话——我至今搞不明白，将教师定义为教学过程中的组织者、参与者、平等中的首席，这种欧化的表述，与中国文化语境中“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相比较，到底高明在哪里？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引导学生学习知识，还有基于问题的思考，促进学生思维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强调道德人格的教育。“学生自主”是当下时尚话语，似乎“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尤其是“讲解——接受”的教学模式，都应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探究学习的“萬能”神话——与“自主”连在一起的是“探究”，与神话连在一起的是造神，极端的口号是“砸烂讲坛”，这种恐怖的话语。还有“某某某中学是基础教育农村包围城市的典范”，这种热昏的胡话，比附之荒唐、逻辑之混乱，让人瞠目结舌；考试制度的“罪恶”神话——批“应试教育”总是围绕考试制度展开，例举基础教育的种种弊端，总不免归咎于考试的罪恶。
　　“素质教育”神话很多，比较出名的还有外国教育轻松论、外国学生快乐论等等，偷换概念，以偏概全，不一而足，丑化中国基础教育。
　　或许有人会生气地说，教育难道不需要理想，不需要对现实的超越，不需要人性的完美，不需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所言极是。然而，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历史自然过程必须设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历史目标，没有它就没法设想历史各阶段的不断发展和各阶段的任务，如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与小康社会。但这个目标又不能预先设定具体样子，而只能诉诸每个阶段的“现实”并根据这种现实得以确立，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决那些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7卷，第363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是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实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6页）显然，马克思对采用传统形而上学构筑一个固定、具有先验理想作为共产主义目标的做法明确予以否定。今天，我们重温这些经典论述，对于那些捧住“理想”“人性”的招牌便以为拥有了正当性、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念叨着“素质教育”的口号，便以为同时具有了主导“改革”的话语权，甚至所有折腾都是“改革”，所有失败都因此而悲壮。对于这样的专家，这样的“改革者”，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