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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能够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让人朝着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奋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根本在于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邓小平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理想信念的行动，感召和引领了根据地的军民。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鼓舞人民，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向上的精神力量，这和国统区的精神颓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935年12月，刚刚在陕北重新找到落脚点，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并为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团结抗战作了大量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提出其奋斗目标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宣布“取消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1940年，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中再一次指出：“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指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延安时期，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之苦，几乎几法想象。但是因为有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信念，根据地人民有着高昂的政治觉悟与斗志。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统治无能，人民普遍对抗战救国的前途感到彷徨与忧虑。而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连空气中都充满着抗日救国、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为革命而献身的气概，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延安时期，因为广大共产党员的廉洁奉公和无私奉献，各根据地的政府成为了老百姓的“帮忙政府”，根据地人民非常拥护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延安时期，各级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生活十分清苦，他们只领取最低的津贴。陕甘宁边区各县的县长每月只有津贴二元半，每天粮食一斤四两，菜钱四分，而同期国民党的县长每月的薪俸高达一百八十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和干部不追求物质的享受，靠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通过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风清气正与国统区的贪污奢侈进行对比，许多中国人已清楚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才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海外侨胞领袖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情不自禁地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严格的纪律要求和规矩意识
延安時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对共产党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提升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證。针对张国焘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张国焘这样的事件，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重申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够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规矩意识，坚决清除党内闹独立的宗派主义残余的影响。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对闹独立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些人为了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泽东揭示出这些闹独立的人实质在于“不老实”。1945年4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四项最基本的规矩：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严格的遵守党纪和无条件的执行决议。
严格的纪律要求和规矩意识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维护了党的健康肌体。延安时期，“坚持原则、恪守规矩”成为了全党的行为准则，良好的党风得以形成。党风和政风、社会风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很差；党风好了，政风与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变好。延安时期，由于党风清正，使得政风清明、社会风气清新，它们一起构成了延安时期良好的政治生态。从这种良好的政治生态中，许多人看到共产党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希望所在。
民主的政治理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力倡导民主的政治理念。1937年5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国革命的中心环节就是争取民主。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强调，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1938年7月2日，他在接见访问延安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时，指出：“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不仅将民主视为抗日根据地的最大特点，而且还将民主看作巩固发展的根本保证。1944年7月，毛澤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真正践行了民主的政治理念。各根据地进行了真实而广泛的选举，毛泽东就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都制订了民主选举制度。《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进行选举。在投票的方式上，各根据地因地适宜采用不同的选举方法，有“票选”“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燃香在纸上烧眼”等方法，为方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地方的选民，还实行了“背箱法”。值得指出的是，选民参加选举的比例很高，边区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6%。
尊重和保证人民的权利，也是延安时期民主的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由此，广大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力、历尽艰辛从国统区来到抗日根据地，就是被根据地的民主所吸引。一些对国民党专制体制及其弊病认识深刻的民主人士，当他们考察延安时，也被这里高度的民主所震憾。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通过深入考察后认为，在延安，不论男女，“都代表十足的朝气”。（《人民论坛》2017年13期）
理想信念能够给人以巨大的精神力量，让人朝着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奋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根本在于有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邓小平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理想信念的行动，感召和引领了根据地的军民。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时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他们将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阶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仰鼓舞人民，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向上的精神力量，这和国统区的精神颓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1935年12月，刚刚在陕北重新找到落脚点，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就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并为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团结抗战作了大量工作。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明确提出其奋斗目标就是“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宣布“取消苏维埃政权”“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后，1940年，毛泽东在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中再一次指出：“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指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延安时期，根据地军民的生活之苦，几乎几法想象。但是因为有为了民族利益而奋斗的信念，根据地人民有着高昂的政治觉悟与斗志。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的政治腐败和统治无能，人民普遍对抗战救国的前途感到彷徨与忧虑。而在延安和抗日根据地，连空气中都充满着抗日救国、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为革命而献身的气概，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延安时期，因为广大共产党员的廉洁奉公和无私奉献，各根据地的政府成为了老百姓的“帮忙政府”，根据地人民非常拥护和支持政府的工作。延安时期，各级民主政权的工作人员生活十分清苦，他们只领取最低的津贴。陕甘宁边区各县的县长每月只有津贴二元半，每天粮食一斤四两，菜钱四分，而同期国民党的县长每月的薪俸高达一百八十元。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和干部不追求物质的享受，靠的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共产主义的信仰。通过将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的风清气正与国统区的贪污奢侈进行对比，许多中国人已清楚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才代表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海外侨胞领袖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情不自禁地表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严格的纪律要求和规矩意识
延安時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严治党，对共产党员有严格的纪律要求。1937年10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写道：“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纪律是维护党的集中统一，提升党的战斗力的重要保證。针对张国焘严重破坏了党的纪律，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张国焘这样的事件，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重申了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还强调，“必须对党员进行有关党的纪律教育，既使一般党员能够遵守纪律，又使一般党员监督党的领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纪律”。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有着清醒的规矩意识，坚决清除党内闹独立的宗派主义残余的影响。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毛泽东对闹独立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些人为了闹名誉、闹地位、闹出风头，“就要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搬进共产党里来了”。毛泽东揭示出这些闹独立的人实质在于“不老实”。1945年4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了四项最基本的规矩：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由选举产生；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向选举自己的党的组织作定期的工作报告；党员个人服从所属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严格的遵守党纪和无条件的执行决议。
严格的纪律要求和规矩意识清除了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维护了党的健康肌体。延安时期，“坚持原则、恪守规矩”成为了全党的行为准则，良好的党风得以形成。党风和政风、社会风气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很差；党风好了，政风与社会风气也会随之变好。延安时期，由于党风清正，使得政风清明、社会风气清新，它们一起构成了延安时期良好的政治生态。从这种良好的政治生态中，许多人看到共产党的未来以及中国的希望所在。
民主的政治理念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极力倡导民主的政治理念。1937年5月，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和中国革命的中心环节就是争取民主。抗战爆发后，毛泽东又强调，抗日和民主是“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1938年7月2日，他在接见访问延安的世界学联代表团时，指出：“边区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地方呢？一句话说完，是一个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不仅将民主视为抗日根据地的最大特点，而且还将民主看作巩固发展的根本保证。1944年7月，毛澤东指出：“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之所以发展，所以巩固，依靠于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民主与文化上的民主，团结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民成为一条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真正践行了民主的政治理念。各根据地进行了真实而广泛的选举，毛泽东就指出：“边区各级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选举的。”延安时期，各根据地都制订了民主选举制度。《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居住边区境内之人民，年满十八岁者，无阶级、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与文化程度之区别，经选举委员会登记，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并“采取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之投票选举制”进行选举。在投票的方式上，各根据地因地适宜采用不同的选举方法，有“票选”“画圈”“画杠”“画点”“投豆”“燃香在纸上烧眼”等方法，为方便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地方的选民，还实行了“背箱法”。值得指出的是，选民参加选举的比例很高，边区有的地方甚至高达96%。
尊重和保证人民的权利，也是延安时期民主的政治理念的重要体现。由此，广大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阻力、历尽艰辛从国统区来到抗日根据地，就是被根据地的民主所吸引。一些对国民党专制体制及其弊病认识深刻的民主人士，当他们考察延安时，也被这里高度的民主所震憾。1945年7月访问延安的黄炎培，通过深入考察后认为，在延安，不论男女，“都代表十足的朝气”。（《人民论坛》2017年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