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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科技的发展，工、商、政、学各界对翻译和翻译研究的需求，呼吁翻译学科从“人”的角度思考翻译的本质和价值。本文从文章学翻译学的角度思考了语言科技时代翻译定义应当具有的人文内涵，认为人文的翻译在本质上是人的“德学才”的实现/表达方式，是“带着识见做文章”的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林纾的翻译实践及其文章学理论中的“识度”概念两相对照分析“推事之识”“论事之识”和“叙事之识”如何体现翻译的人文内涵。
关键词：翻译的定义;文章学翻译学;识度;林纾
大约15年前，“翻译”是不是一个学科，在中国外语学界引起了热议。而今，翻译学科已然长大，甚至不时出现在社会科学大舞台的焦点位置，俨然是外语学科群中的一门“显学”。这是翻译为社会生产、国家战略所需要的结果。为什么要在如此旺盛的社会需求背景下谈翻译学科的“人文任务”？文章学翻译学理论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发？这要从翻译学科今天面临的两个不容忽视的新情况说起。一是以机器翻译、机器学习为代表的语言科学一日千里势不可挡，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翻译活动的根本任务; 二是翻译学科的理论格局极大扩充，工、商、政、学都有意无意地在翻译上“做文章”，投向翻译的眼光更宏大、更丰富、更多元。带着这两个新情况，本文借鉴林纾的“识度”之说，思考“文章学翻译学”理论对翻译学科未来发展的可能贡献。
1 语言科技时代对翻译的定义
在当前的语言科技条件下，西方传统翻译理论所界定的“语码转换”“达意”“信息处理”等翻译的核心任务，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不再是人类译员的首要任务。人类译员在这些任务上完全不具有速度，甚至准确度的优势—对于各种各样的技术领域来说，翻译基本上就是把原文复制粘贴到某个翻译工具，处理后再粘
贴回去—这并不是在开玩笑。IT巨头的技术文档、大型跨国电商的产品信息文本、社交应用，已直接运用机器翻译技术提供实时翻译文本。未来 MT的发展将会继续把人类译员从传统翻译理论界定的核心任务中解放出来—包括语病修改、简单的文句润色等目前翻译技术领域低层次的“译后编辑”工作。翻译学科如果仍固守传统的“翻译的本质任务”，等于是把江山拱手让给算法和代码。
因此，在语言科技时代对翻译进行定义，必须要突出“人”对于翻译活动的本质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我们看来，目前相比较而言，文章学翻译学对翻译的定义更能够明确“人”在其中的任务：“翻译就是做文章，因而要用做文章的方法来对待翻译。”强调用做文章的办法对待翻译，正如“信达雅”一样，本质是对译者素养的高度重视，因为按照文章学的标准，“做文章”总的要求是“为人先于为文”。
2 “文章学翻译学”的实践
要说“文章学翻译学”的实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严复。这里选择林纾，是因为他的翻译完成方式更接近今天的现实。我们知道，“林纾的翻译”乃是合作翻译，并不是林纾独立完成的翻译。译作最终被冠以林纾之名，是对其作为执笔者的主要贡献的肯定。实际当中，林纾需要一位外语能力相当好的视译者为其按一定长度的段落口述原作大意，林纾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想象，再用自己的文学理论方法进行撰写。所以在理论上看，“林纾的翻译”包含了“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转换任务。口述者的视译显然是语际翻译工作，林纾对视译产品的再加工是个语内翻译过程，而这两种翻译过程中都必然少不了“想象”“具体化”等符际翻译的参与—有条件的情况下林纾还会直接利用原作中的插图“看图作文”。考虑到语际翻译工作实由他的助手承担，可以说，林纾本人的翻译就是在运用他的文章学理论“做文章”。
在林纾的时代，这种翻译方式和流程十分普遍。不依赖他人的独立翻译当然也有，但独独林纾却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译界之王”。对此，当时的知识界也有个总结，说林纾能以“古文”翻译西洋小说。后世学界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即使是最博学的林纾翻译批评者也承认，林纾的确努力按自己的理解运用文章学的方法“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可见，林纾的翻译有着明确的、可辨认的文章学理论思想。他的翻译不是机械的符号转换，不以“语码”“意义”“转换”“再生”为要务，而是人文的书写。
最能体现林译之人文性的是他对翻译事业的高度定位。林纾对他的翻译事业寄予厚望，当时社会主流思潮是振兴工商“实业救国”，林纾便把自己的翻译事业称作“畏庐实业”。
3 如何实现人文使命
如何实现这一人文使命？ 答案要回到我们理论的根本文本表现方法： “得其文”—做好翻译文章。但这个“好”的难度较大，因为今天“好”的标准多元而又多维。前面提到，今天工、商、政、学都把眼光投向了翻译，翻译学科的理论格局远较以前丰富。“如何译”“译得如何”等翻译学问题的讨论必须要从单纯的语言维度、信息维度“走出去”，接受多种他领域尺度的检验。然而具体的问题也正在此：译者如何审择多元多样的标准和需求从而“得其文”？对此，我们认为，文章学翻译学可以借鉴林纾文论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识度，从而为译者经营“文心”，进而“得其文”提供比较系统的指导。
4 结语
一个学科之成立和发展，根本上说是社会或者说科学研究对它的“需求”，反过来也可以说是看它有着怎样的贡献，而不是它如何与其他学科千差万别。正是强大的“需求”，使得当前翻译学进入了一个本质分化的新阶段。一方面，语言科技一日千里、势不可挡，其在翻译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已足以让传统的“外语人才”产生相当的危机感。实践上，在“信息交流”“语码转换”等传统翻译理论界定的核心任务方面，人类译员已经不再具有速度甚至准确方面的优势。学术研究方面，科学手段在发现问题、描写问题等关键研究环节也已经充分表现出其价值和优势。与此同时，“如何译”“译得如何”等翻译学问题的讨论也必须要从单纯的语言维度、信息维度“走出去”，接受受众对象、传播媒介，乃至国际政治等他学科、他领域理论尺度的检验。在这两个背景下，本就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外语人”“翻译人”，只有把“人文”的火炬举得更高才能继续照亮翻译学科的未来。而林纾的翻譯实践是文章学翻译学实现翻译的人文任务的一个典范，其“识度”之说论推事之识、论事之识和叙事之识对如何进行“人文的翻译”富有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傅敬民.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现实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4）：91-97，150.
[2]林纾.畏庐论文等三种[M].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
[3]林元彪.魏易的翻译[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 91-97，70.
[4]林元彪.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5]林元彪.从“插图”看林纾翻译的视觉线索：兼议“构图思维”与翻译过程[J].中国外语，2016（4）：97-106.
[6]林元彪.视译者与“林纾的翻译”———基于口译精力负荷模型的考察[J].上海翻译，2018（2）：23-30.
[7]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 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002（1-3）：31-34;34-37;18-22.
[8]潘文国.文章学翻译学刍议[A].载汪榕培，郭尚兴编.典籍英译研究（第五辑）[C].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1：2-10.
[9]潘文国.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93-101.
关键词：翻译的定义;文章学翻译学;识度;林纾
大约15年前，“翻译”是不是一个学科，在中国外语学界引起了热议。而今，翻译学科已然长大，甚至不时出现在社会科学大舞台的焦点位置，俨然是外语学科群中的一门“显学”。这是翻译为社会生产、国家战略所需要的结果。为什么要在如此旺盛的社会需求背景下谈翻译学科的“人文任务”？文章学翻译学理论对我们又有怎样的启发？这要从翻译学科今天面临的两个不容忽视的新情况说起。一是以机器翻译、机器学习为代表的语言科学一日千里势不可挡，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翻译活动的根本任务; 二是翻译学科的理论格局极大扩充，工、商、政、学都有意无意地在翻译上“做文章”，投向翻译的眼光更宏大、更丰富、更多元。带着这两个新情况，本文借鉴林纾的“识度”之说，思考“文章学翻译学”理论对翻译学科未来发展的可能贡献。
1 语言科技时代对翻译的定义
在当前的语言科技条件下，西方传统翻译理论所界定的“语码转换”“达意”“信息处理”等翻译的核心任务，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不再是人类译员的首要任务。人类译员在这些任务上完全不具有速度，甚至准确度的优势—对于各种各样的技术领域来说，翻译基本上就是把原文复制粘贴到某个翻译工具，处理后再粘
贴回去—这并不是在开玩笑。IT巨头的技术文档、大型跨国电商的产品信息文本、社交应用，已直接运用机器翻译技术提供实时翻译文本。未来 MT的发展将会继续把人类译员从传统翻译理论界定的核心任务中解放出来—包括语病修改、简单的文句润色等目前翻译技术领域低层次的“译后编辑”工作。翻译学科如果仍固守传统的“翻译的本质任务”，等于是把江山拱手让给算法和代码。
因此，在语言科技时代对翻译进行定义，必须要突出“人”对于翻译活动的本质价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在我们看来，目前相比较而言，文章学翻译学对翻译的定义更能够明确“人”在其中的任务：“翻译就是做文章，因而要用做文章的方法来对待翻译。”强调用做文章的办法对待翻译，正如“信达雅”一样，本质是对译者素养的高度重视，因为按照文章学的标准，“做文章”总的要求是“为人先于为文”。
2 “文章学翻译学”的实践
要说“文章学翻译学”的实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严复。这里选择林纾，是因为他的翻译完成方式更接近今天的现实。我们知道，“林纾的翻译”乃是合作翻译，并不是林纾独立完成的翻译。译作最终被冠以林纾之名，是对其作为执笔者的主要贡献的肯定。实际当中，林纾需要一位外语能力相当好的视译者为其按一定长度的段落口述原作大意，林纾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及想象，再用自己的文学理论方法进行撰写。所以在理论上看，“林纾的翻译”包含了“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转换任务。口述者的视译显然是语际翻译工作，林纾对视译产品的再加工是个语内翻译过程，而这两种翻译过程中都必然少不了“想象”“具体化”等符际翻译的参与—有条件的情况下林纾还会直接利用原作中的插图“看图作文”。考虑到语际翻译工作实由他的助手承担，可以说，林纾本人的翻译就是在运用他的文章学理论“做文章”。
在林纾的时代，这种翻译方式和流程十分普遍。不依赖他人的独立翻译当然也有，但独独林纾却是当时最负盛名的“译界之王”。对此，当时的知识界也有个总结，说林纾能以“古文”翻译西洋小说。后世学界对此虽有不同看法，但即使是最博学的林纾翻译批评者也承认，林纾的确努力按自己的理解运用文章学的方法“使作品更符合‘古文义法’”。可见，林纾的翻译有着明确的、可辨认的文章学理论思想。他的翻译不是机械的符号转换，不以“语码”“意义”“转换”“再生”为要务，而是人文的书写。
最能体现林译之人文性的是他对翻译事业的高度定位。林纾对他的翻译事业寄予厚望，当时社会主流思潮是振兴工商“实业救国”，林纾便把自己的翻译事业称作“畏庐实业”。
3 如何实现人文使命
如何实现这一人文使命？ 答案要回到我们理论的根本文本表现方法： “得其文”—做好翻译文章。但这个“好”的难度较大，因为今天“好”的标准多元而又多维。前面提到，今天工、商、政、学都把眼光投向了翻译，翻译学科的理论格局远较以前丰富。“如何译”“译得如何”等翻译学问题的讨论必须要从单纯的语言维度、信息维度“走出去”，接受多种他领域尺度的检验。然而具体的问题也正在此：译者如何审择多元多样的标准和需求从而“得其文”？对此，我们认为，文章学翻译学可以借鉴林纾文论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识度，从而为译者经营“文心”，进而“得其文”提供比较系统的指导。
4 结语
一个学科之成立和发展，根本上说是社会或者说科学研究对它的“需求”，反过来也可以说是看它有着怎样的贡献，而不是它如何与其他学科千差万别。正是强大的“需求”，使得当前翻译学进入了一个本质分化的新阶段。一方面，语言科技一日千里、势不可挡，其在翻译实践领域和研究领域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已足以让传统的“外语人才”产生相当的危机感。实践上，在“信息交流”“语码转换”等传统翻译理论界定的核心任务方面，人类译员已经不再具有速度甚至准确方面的优势。学术研究方面，科学手段在发现问题、描写问题等关键研究环节也已经充分表现出其价值和优势。与此同时，“如何译”“译得如何”等翻译学问题的讨论也必须要从单纯的语言维度、信息维度“走出去”，接受受众对象、传播媒介，乃至国际政治等他学科、他领域理论尺度的检验。在这两个背景下，本就属于人文学科中的“外语人”“翻译人”，只有把“人文”的火炬举得更高才能继续照亮翻译学科的未来。而林纾的翻譯实践是文章学翻译学实现翻译的人文任务的一个典范，其“识度”之说论推事之识、论事之识和叙事之识对如何进行“人文的翻译”富有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傅敬民.社会学视角翻译研究的现实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4）：91-97，150.
[2]林纾.畏庐论文等三种[M].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
[3]林元彪.魏易的翻译[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3）： 91-97，70.
[4]林元彪.文章学视野下的林纾翻译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2.
[5]林元彪.从“插图”看林纾翻译的视觉线索：兼议“构图思维”与翻译过程[J].中国外语，2016（4）：97-106.
[6]林元彪.视译者与“林纾的翻译”———基于口译精力负荷模型的考察[J].上海翻译，2018（2）：23-30.
[7]潘文国.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 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J].中国翻译，2002（1-3）：31-34;34-37;18-22.
[8]潘文国.文章学翻译学刍议[A].载汪榕培，郭尚兴编.典籍英译研究（第五辑）[C].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11：2-10.
[9]潘文国.译文三合：义、体、气———文章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6）：93-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