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推出《反腐下半场》一组文章，指出随着反腐的深入，制度建设正在跟进，反腐正在进入下半场，从“不敢腐”向“不能腐”阶段推进，即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净化政治生态，实现清明政治的新常态”。最重要的是，要有两个常态：一方面使反腐的高压态势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并在这种常态中及时和积极地探索和出台清明政治新常态的制度环境。两个常态长期并存，中国的反腐才有希望。最近有香港官员到北京来，听课的同时给国家行政学院学员讲课。院方按照惯例要给这位官员讲课费。但是他拒绝了。他不能要，也不敢要。不能要，是因为香港方面有规定，官员公出不能收受接待方的任何费用；不敢要是因为如果要了这几千块钱，一旦被人揭发，就有可能失掉公职，并从而失掉一生的俸禄。在这里，“不能”和“不敢”始终是同时存在的。
　　可以看出，使高压反腐成为常态，也在进入制度设计之中。从组织性调整到“一案双查”等制度性安排，都在说明高压反腐不是一阵风，而是要成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在一定时期内，如果没有目前这种较真碰硬的反腐压力，任何制度都有可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制度设计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通过总结高压反腐的经验而得以完成。
　　通过制度设计并借助于制度化的反腐创造一种清明的政治生态，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其中可能不是像球赛一样打完两个半场了事。我们甚至直到今天在重大顶层设计问题上还是有争论的，有人仍然在“统治”还是“治理”、“阶级专政”还是“民主执政”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这实际上是对下一步的法治中国和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提出了质疑。这是其难点之一。难点之二是中国的人治时间太久，人们的法治观念普遍淡漠，所以，法治中国推行起来难度可想而知。难点之三是权力红利过大，虽然政府在不断地下放权力，取消了大量的审批制度，但权力红利客观上存在，甚至一个幼儿园和中学老师的权力都会令人不可小觑，一个信访工作人员都可以把信件作为资源与被举报人进行交换，更何况其他政府官员和大大小小公共资源的其他控制者们。难点之四是我们的舆论监督缺乏力度，准确地说是缺少规范和法律保护，从而使公民参与缺乏途径。
　　法治中国实际上就是民主中国。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说到底就应该是，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把权力放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只凭少数人去治理庞大的公权力占有人群，可能无论如何都是有局限的。只有借助于多数人的参与和有效监督，再通过完善的制度和具体办案人员的秉公执法，中国才有可能实现净化政治生态和实现清明政治的新常态。
　　当年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讲过一种情况，即人民群众对于选举产生的公职人员可以随时罢免。马克思可能没有想到，在引入竞争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公权力会有如此巨大的权力红利。这里不是简单罢免的问题，而是杀头的危险都有人敢冒的问题，有的人甚至给公共事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和灾难性的后果。据报道中国目前在逃贪官已有十数万之众，带走非法资金达1.5万亿元之多。如此严重的贪腐行径，如果没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式的反腐行动，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