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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中华民族结束了长达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救国战争，赢得胜利。这段历史，不仅是中华民族反侵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英雄辈出的历史。
这一历史时期，我军军事工业从弱小逐渐强大，在战火中变革，走向制式化武器和工业化生产的开端。本文由原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的儿子、儿媳根据刘鼎及太行老军工的录音、文字资料整理，回忆刘鼎任军工部部长时指导、参与八一式步马枪的设计、生产的往事……
在那个艰苦年代，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和他的战友们，在日军频繁扫荡中，始终与敌人斗智周旋，坚持生产：土洋结合创造出炮弹原料“焖火铁”;创造出用铁轨钢制造50迫击炮和铸铁炮弹;创造出制式化步枪和枪弹;革新设计造出制式化手榴弹;创造出曲射、平射一炮两种打法的土迫击炮;设计出硫酸和烈性炸药;制造出大量雷管引信配发地方武委会;教授民兵造雷和爆炸技术，掀起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地雷战。
1980年代初在某工厂车间，左一为刘鼎
作为刘鼎的亲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刘鼎本人及八路军总部太行老军工的录音资料、他们亲笔记述的回忆史料，主要为大家讲一段我军第一支制式化步枪——八一式步枪研发生产的往事。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以后，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八路军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战争，争取广大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八路军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开辟了太行、太岳、大青山、晋中、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冀南、冀中、冀东、山东鲁东、鲁中、鲁南、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边、冀鲁豫边、豫皖苏等大大小小数十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民兵武装。老百姓抗日救国的信心倍增，斗志坚定，积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从抗战开始的约4万余兵力，到1938年底发展到约18万人，到1940年接近40万。而国民党政府供给八路军武器弹药的数量只限于5万兵力，又在1939年9月全部停止武器弹药的供给。八路军的枪支弹药极度匮乏。有的战士只能领到几发子弹，很多战士上战场只有两枚手榴弹，拿的是大刀和长矛。而缴获的武器零件不全，有的没有刺刀，有的没有枪机，只能修理装配。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在一年之内增加步枪1万支。
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1938年3月在延安，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八路军总部和各个军区也陆续成立了军事工业领导机构，在集中整编各部队随军修械所的基础上，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建起了数十个军工厂。这些军工厂生产的武器及弹药，有力支持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持久的抗日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救国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军工部受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的领导和指挥。军工部老军工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太行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河滩沟壑之间，建成6个兵工厂，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和制造新枪，制造手榴弹、黑火药，并复装枪弹。1940年生产步枪约五六百支，复装枪弹近3万发，手榴弹约1.5万枚。这些武器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很多战士都配不到枪。
战士没枪怎么打仗？谁能闯出一条新路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朱德总司令想到了刘鼎。1940年4月15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从王家峪去蟠龙镇参加抗大总校第六期开学典礼。朱德找到了在抗大总校特科大队的刘鼎，对刘鼎说：“我要你去军工部，去当部长，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
刘鼎早期经历
1924年至1925年刘鼎和朱德一起在德国勤工俭学并开展革命活动，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加入中国共产党。刘鼎曾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了三年机电专业知识，到德国后，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选学机电专业课程。
1926年朱德又与刘鼎同在苏联东方大学的野战训练营中学习军事战术、游击战术和军事技术。以后刘鼎担任野战训练营翻译兼教官两年之久，又到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四年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军事战术和常规兵器的使用和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通讯、机械化装备、飞机制造及驾驶等军事技术。
1930年2月刘鼎回国向周恩来报到，在中共上海特科做地下工作。
1933年经组织批准，刘鼎担任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校长，之后担任红军洋源兵工厂政委，组织红军的武器生产。他动手改进炸药配方、制造地雷、发明电雷管;自己设计画图纸，组织工人们一起造出轻机枪。刘鼎在研制炮弹引信时被炸伤，伤好后继续研制，造出了我军第一批35mm小钢炮3门和铁制炮弹，一举炸毁敌人碉堡。方志敏赞叹：“他们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枪（指德国MP18冲锋枪，因为该枪枪管外有网状散热套，因此在旧中国俗称“花机关枪”——编者注）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和炮弹！”
1936年3月，刘鼎“孤身入虎穴”，接受宋庆龄的推荐去西安面见张学良，与张学良长谈十多天，打消张学良的顾虑，使之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力量，促使他做出了不打红军，联共抗日的决定。之后刘鼎被毛泽东、周恩来派作中共代表，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直到随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离开西安。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被分到延安抗大总校作政治主任教员。根据战争需要，他建议并创办了摩托学校，任校长兼政委，当教员兼维修工，培养八路军机械化装备人才，维修缴获的机动车辆为八路军服务，负责延安飞机场的工作。摩托学校停办后，刘鼎任抗大总校训练处处长，并在延安成立武器研究室，他和几位同志一起拆解缴获的废旧枪支，研究对比各种枪的构造和特点。抗大总校东迁到晋东南蟠龙镇，刘鼎又建议并创办了特科大队，任大队长兼政委和教员，给部队培养测绘、无线电通讯、兵工、作战参谋等特种技术人才，以解战争之急需。
就任军工部部长
朱德深知刘鼎有着丰富的军事战术和军事技术知识，并看重他的实干精神，相信刘鼎能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彭德怀、左权和杨立三几位首长赞成朱德总司令的提名，一致同意刘鼎任军工部部长，并决定刘鼎立刻到军工部上任。刘鼎接受了“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的重任。
回忆这段历史，刘鼎笔述：“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发给，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造。首长们再三叮咛，殷切嘱托我一定要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老军工翟焕章笔述：“一天，军工部孙政委从总部开会回来，对刘鹏部长说：‘彭副总司令说，为加强军工部的工作，从抗大学校抽调刘鼎同志来当部长。他是留学德国和苏联的，是学机械的，懂技术，不久就来上任。’之后孙政委和总务处徐长勋处长开始给刘鼎部长准备住处和办公地点。近处没好房，远处又对工作不便，就在刘鹏和孙开楚住的院里，用泥坯临时盖起一间简易房，所以很快就完工了。刘鼎去时还有些潮湿，刘鼎说没关系，有个住处就行。二话没说把行李拿进屋里放下。在军工部办公室，总部几位首长和刘鼎、刘鹏、孙开楚等人一起开会，听了军工厂的生产情况。晚上在上赤峪召开了军工部大会，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都参加大会，左权副参谋长宣布：刘鼎任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孙开楚任政委。并要求军工部加紧生产。以后过了不长时间，刘鹏部长调党校学习去了。”
刘鼎上任后马不停蹄，到绵延三百里地的各个军工厂察看具体现状。刘鼎笔述：“（八路军）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也叫黄崖洞兵工厂）时，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工厂位置，调兵遣将，就地取材，解决困难，人力物力大力支持。工厂建成后，左权参谋长亲自带领工人修建了碉堡和防御工事。又派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走遍了兵工厂的所在村落。朱总司令对工人讲话谈笑风声，和工人吃一锅饭。给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人题词鼓励。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大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虎钳、锉刀等简陋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年阳城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用手工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朱总司令看了十分赞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慰问。”
“在创办军工厂初期，八路军总部已经从中央军委延安军工厂、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各部门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到军工部。当时厂领导干部中郝希英、徐长勋、张广才等都是老红军;技术人员有在国外留学回来的或者国内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他们是学过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电机、动力工程等专业的知识分子，有郑汉涛、郭栋才、陆达、刘致中、程明升、陈志坚、高原、唐成仪、李非平、王大勋、张浩、王锡嘏、贾晓东、张华清、励瑞康等数十名同志;还有抗大培养的技术人才如沈丁祥、张汉英、刘职珍、魏新学、徐英全、韩俊生等许多同志;还有一大批专业技术熟练的工人如白英、王化南、魏振祥、李鑫德、韩忠武、李作锦、刘贵福、齐宣威、刘先惠、孙永福、王秀廷、谭振玉、李相池、韩国珍、马文郁、吴卓然、徐璜智、吴贵祥等众多同志。工人大部分来自阎锡山太原兵工厂，他们不甘为敌人卖命投奔了八路军。还有在军工生产中培养起来的‘土’专家民间匠人教逢春一家和石成玉。还有河北峰峰煤矿的熟练技术工人赵芳等二三十人。赵芳1939年9月在中共磁县县委的支持下，将一批工矿机器运到了太行山。他们在机、钳、锻、铸、刨、木及其他制作工艺中均具有精湛的技艺。这些‘土’‘洋’专家结合，成为太行军工专业技术上的生力军。当时几个厂的设备加起来有百余部，都是不配套的车、铣、刨、钻杂旧机床;还有数十台（件）机具设备，锅炉和蒸汽发动机有三四台，军工部一所有一台动力发电机。太行山上的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煤、铁、陶土、耐火材料、硝、磺、铜、锡、木材等较易开采;民间自古有冶炼生铁的经验。还有平汉、正太、同蒲、道清铁路可源源供应铁轨，都是制造武器的原料。
更重要的有太行山区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军工生产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乡亲们组成的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运输队，他们不论寒冬酷暑、路途艰险，冒着与敌人遭遇的危险，长年累月地赶着毛驴爬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半成品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是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用生命和小米，支援着军工事业，支援着八路军，他们和军队同样是抗日救国战争的功臣！”
制式化变革
刘鼎看到太行山军工生产的有利条件很多，同时也看到了阻碍军工生产快速发展的最大阻力——武器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知识水平和制造工艺的差距很大;帮派习气，旧习惯的生产阻力;用料浪费不计成本，以及八路军总部的紧张财力。如何破除阻力、提高生产质量和数量？他决定改变作坊式的小生产方式，实行流水线工业化生产的方式，这是提高产品质量、数量，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的唯一途径。为此，他做出军工生产大变革的规划方案（见刘鼎手稿）。 从刘鼎的手稿中，可看出他对太行山军工生产发展的战略思想和目标。他要让八路军的军工事业前进壮大，前进到“洋”武器（即现代武器），他的目标就是要造出能与日本侵略者现代武器抗衡的强大军火。他认为，要大量生产必须有充足原料保障，必须有新的工艺程序，必须有新的产品图纸，必须有技术标准要求，必须有检验制度，必须有机床和动力设备，必须建立机械厂造机器、必须建立炸药厂、必须要设计现代制式化武器。他认为，对军工人员和军工生产应有全新的管理和质量标准，要打破吃大锅饭的供给制，创立从未有过的工资制度。关键的关键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制式化武器。从此刘鼎走上兵工厂的变革创新之路。
当时各厂生产的枪有仿制缴获的各式步枪，包括延安兵工厂（即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由刘贵福、孙云龙、梁松方、张庆森、刘先惠、曹加仪、冉瑞峰等人共同努力研究设计和制造的无名氏马步枪。用哪种枪作为制式化批量生产的枪型呢？刘鼎认为，从他在武器研究室拆卸的步枪来看，都不适应我军的战术要求，必须重新设计。
根据老军工沈丁祥的录音：“刘鼎的兵工战略思想在延安、在抗大的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他当时是政治主任教员。那时就要我把兵工厂破乱的枪集中起来，机关枪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兵器研究室，叫我当组长。”
老军工魏新学的录音：“后来在军工部办兵器研究室，还是这种思想的继续，是在这种思想下发展起来的。” “去军工部，……那时没什么东西，就弄了一部车床。刘鼎就把徐应全、韩俊生调在一起，要让我们三个研究炮的标尺。到了军工部之后，一起研究步枪……他弄来所有的步枪都拆开。”
“刘鼎给我们讲苏联的步枪，三棱刺刀，刺刀就是在枪上面。……日本三八大盖刺刀是现上的，蒋介石的中正式是扁刺刀，禁不住捅，三棱刺刀强度好，这不是明摆着的嘛。枪短适合我们近战，适合我们战士体型。刘鼎说的那个战略思想最重要了。”
老军工高原录音：“因为柳沟（兵工厂）也弄过一部分枪，弄了一部分工人，后来都搬到黄崖洞。刘鼎就讲，根据我们战斗特点，我们善于打近战，接近了敌人，他那个炮就使不上劲了，我们到那时候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用不着那么长的枪。……一是要轻，太重背不动。二是我们个子矮。这是刘鼎的战略思想。……还有一个是原材料比较困难，枪管太长要用多少材料啊。……短枪上刺刀像拿剑一样，长枪上刺刀像张飞的丈八矛一样，打远还可以，打近仗就拨弄不动。所以他跟我们讲这个刺刀要长。刺刀要三棱的，扭不弯的，……怎么一启动，刺刀就起来了（指刺刀能快速展开——编者注）。”
老军工李非平录音：“刘鼎成立武器研究室，当时我也在。是我到了军工部，没办干训班之前，刘鼎同志组织了几个人研究步枪，我也参加了一段。……（缴获的步枪）都拆了，摆了满桌子满地都是。研究敌人的步枪为什么那么长，我们为什么不要那么长，他就是讲这个近战思想。”
老军工白英录音：“刘鼎到职之初，凭着他丰富的学识和对事物的特别敏感，立刻认识到步枪质量不好，曾经总结以下几个问题，一、制造不标准，零部件不能互换。造枪工人造枪，是拿零部件互相试，不行再修，都是单支枪做的。这个枪的枪栓在那个枪上不能用。二、枪管太长，重量大，我们战士个子矮，身体素质和体力都不能适应。三制造的质量不讲究，该用钢的不用钢，该用铁的不用铁，……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是极大的浪费，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在前线贻误战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刘鼎果断提出‘非改不可’。”
老军工陈志坚录音：“我是造枪厂的厂长，枪厂里造的枪什么样的枪都有，都是手工造的，能够打响就行。刘鼎来了以后，要制式枪，要统一枪的规格，枪的零件要能够互换。刘鼎为什么非要改？……（他说）打游击战，枪不要重了，不要长了，枪重了爬山路不容易，要短要轻。他还说，刺刀要长，刺刀不长，跟敌人打交手战时要吃亏。在二三百米左右命中目标准确，不一定要一千几百米要怎么样。因此，枪要改。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员工，告诉高级工匠，来共同研究，实现这个东西。”
根据刘鼎笔述我们得知，刘鼎在被任命为军工部长后，第一次与彭总谈话时就谈到1929年他在苏联远东游击队任武器教官时，刘伯承与他谈论步枪时说到的对步枪的看法和技术要求。刘鼎还根据军工部各厂造枪的问题，提出必须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工艺程序，必须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并提出设计制式化新步枪的想法。彭总说：“可否按伯承同志见解，在尽短时间内试制新枪？”刘鼎答应了。根据彭总的指示，刘鼎笔述：“我向设计人员提出了新枪设计要求：（1） 必须轻巧、先进、经济、统一标准;（2）枪身要缩短，枪的重量要减轻，刺刀要加长;（3）零件要能互换，瞄准精度要高。大家完全赞同。”
老军工白英录音：“由刘鼎提出枪管短、刺刀长、总重量轻的设想。经有关人员反复研究，定出方案，得到总部的支持。再组织进行设计。”
刘鼎录音：“进一步的问题，是知识，认识知识，尊重知识。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工人、农民，还有些知识分子，均没有专门学军工的，统统是外行。就是有几位工厂出来的人，他们也不是完全了解军工。比如说做枪的，他也参加了阎锡山的做炮，但是对阎锡山的炮也好枪也好，不完全了解。”
老军工陈志坚、唐成仪插话：“他们不知道全貌，一个零件或一个工序都不理解。” （待续）
编辑/魏开功
下期预告
本文下篇，刘鼎部长的亲属将回顾刘鼎指导并参与八一式步马枪生产的往事。敬请期待！
这一历史时期，我军军事工业从弱小逐渐强大，在战火中变革，走向制式化武器和工业化生产的开端。本文由原八路军军工部部长刘鼎的儿子、儿媳根据刘鼎及太行老军工的录音、文字资料整理，回忆刘鼎任军工部部长时指导、参与八一式步马枪的设计、生产的往事……
在那个艰苦年代，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刘鼎和他的战友们，在日军频繁扫荡中，始终与敌人斗智周旋，坚持生产：土洋结合创造出炮弹原料“焖火铁”;创造出用铁轨钢制造50迫击炮和铸铁炮弹;创造出制式化步枪和枪弹;革新设计造出制式化手榴弹;创造出曲射、平射一炮两种打法的土迫击炮;设计出硫酸和烈性炸药;制造出大量雷管引信配发地方武委会;教授民兵造雷和爆炸技术，掀起华北抗日根据地人民地雷战。
作为刘鼎的亲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根据刘鼎本人及八路军总部太行老军工的录音资料、他们亲笔记述的回忆史料，主要为大家讲一段我军第一支制式化步枪——八一式步枪研发生产的往事。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以后， 11月13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八路军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游击战争，动员最广大的群众加入游击战争，争取广大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抗日根据地。”
在中共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八路军经过一年多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开辟了太行、太岳、大青山、晋中、晋西北、晋东南、晋察冀、冀南、冀中、冀东、山东鲁东、鲁中、鲁南、冀热辽、晋冀豫、冀鲁边、冀鲁豫边、豫皖苏等大大小小数十块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和民兵武装。老百姓抗日救国的信心倍增，斗志坚定，积极参加八路军。八路军从抗战开始的约4万余兵力，到1938年底发展到约18万人，到1940年接近40万。而国民党政府供给八路军武器弹药的数量只限于5万兵力，又在1939年9月全部停止武器弹药的供给。八路军的枪支弹药极度匮乏。有的战士只能领到几发子弹，很多战士上战场只有两枚手榴弹，拿的是大刀和长矛。而缴获的武器零件不全，有的没有刺刀，有的没有枪机，只能修理装配。
1937年10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在一年之内增加步枪1万支。
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游击战争的军火接济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每个游击战争根据地都必须尽量设法建立小的兵工厂，办到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的程度，使游击战争无军火缺乏之虞”。
1938年3月在延安，中央军委后勤部成立军事工业局（简称军工局）。八路军总部和各个军区也陆续成立了军事工业领导机构，在集中整编各部队随军修械所的基础上，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建起了数十个军工厂。这些军工厂生产的武器及弹药，有力支持了整个华北地区的持久的抗日游击战，狠狠打击了日军侵华的嚣张气焰，为抗日救国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1939年6月八路军总部成立军工部，军工部受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的领导和指挥。军工部老军工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在太行山区的崇山峻岭之中河滩沟壑之间，建成6个兵工厂，主要任务是修理枪械和制造新枪，制造手榴弹、黑火药，并复装枪弹。1940年生产步枪约五六百支，复装枪弹近3万发，手榴弹约1.5万枚。这些武器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战场的需要，很多战士都配不到枪。
战士没枪怎么打仗？谁能闯出一条新路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朱德总司令想到了刘鼎。1940年4月15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从王家峪去蟠龙镇参加抗大总校第六期开学典礼。朱德找到了在抗大总校特科大队的刘鼎，对刘鼎说：“我要你去军工部，去当部长，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
刘鼎早期经历
1924年至1925年刘鼎和朱德一起在德国勤工俭学并开展革命活动，朱德和孙炳文介绍刘鼎加入中国共产党。刘鼎曾在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学习了三年机电专业知识，到德国后，先后在哥廷根和柏林大学选学机电专业课程。
1926年朱德又与刘鼎同在苏联东方大学的野战训练营中学习军事战术、游击战术和军事技术。以后刘鼎担任野战训练营翻译兼教官两年之久，又到列宁格勒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四年时间里他系统学习了军事战术和常规兵器的使用和构造、爆破原理、无线电通讯、机械化装备、飞机制造及驾驶等军事技术。
1930年2月刘鼎回国向周恩来报到，在中共上海特科做地下工作。
1933年经组织批准，刘鼎担任红军闽浙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大学第五分校校长，之后担任红军洋源兵工厂政委，组织红军的武器生产。他动手改进炸药配方、制造地雷、发明电雷管;自己设计画图纸，组织工人们一起造出轻机枪。刘鼎在研制炮弹引信时被炸伤，伤好后继续研制，造出了我军第一批35mm小钢炮3门和铁制炮弹，一举炸毁敌人碉堡。方志敏赞叹：“他们用少得可怜的机器，居然造出了花机关枪（指德国MP18冲锋枪，因为该枪枪管外有网状散热套，因此在旧中国俗称“花机关枪”——编者注）和轻机关枪，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造出了好几门小钢炮和炮弹！”
1936年3月，刘鼎“孤身入虎穴”，接受宋庆龄的推荐去西安面见张学良，与张学良长谈十多天，打消张学良的顾虑，使之相信中国共产党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力量，促使他做出了不打红军，联共抗日的决定。之后刘鼎被毛泽东、周恩来派作中共代表，在张学良那里工作，直到随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后离开西安。 1937年3月刘鼎回到延安，被分到延安抗大总校作政治主任教员。根据战争需要，他建议并创办了摩托学校，任校长兼政委，当教员兼维修工，培养八路军机械化装备人才，维修缴获的机动车辆为八路军服务，负责延安飞机场的工作。摩托学校停办后，刘鼎任抗大总校训练处处长，并在延安成立武器研究室，他和几位同志一起拆解缴获的废旧枪支，研究对比各种枪的构造和特点。抗大总校东迁到晋东南蟠龙镇，刘鼎又建议并创办了特科大队，任大队长兼政委和教员，给部队培养测绘、无线电通讯、兵工、作战参谋等特种技术人才，以解战争之急需。
就任军工部部长
朱德深知刘鼎有着丰富的军事战术和军事技术知识，并看重他的实干精神，相信刘鼎能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彭德怀、左权和杨立三几位首长赞成朱德总司令的提名，一致同意刘鼎任军工部部长，并决定刘鼎立刻到军工部上任。刘鼎接受了“把军工生产尽快搞上去”的重任。
回忆这段历史，刘鼎笔述：“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从总部送我到几十里外的军工部机关所在地山西省黎城县上赤峪村就任军工部部长。一路上几位领导同志谆谆教导我，要克敌制胜，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发动群众，二是要有武器。敌人之所以敢于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凭着他们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企图用武力来征服中国。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不是武器而是人，但武器却是战争胜负的重要条件，如果我们每个为正义而战的抗日战士都有武器，有好武器，就可以用较小的损失，较短的时间，取得最后胜利。武器从哪里来？靠国民党政府发给，希望渺小，靠缴获敌人的，代价太大，为夺取一支枪要付出重大牺牲。最好的办法是自己造。首长们再三叮咛，殷切嘱托我一定要抓紧把军工生产搞起来。”
老军工翟焕章笔述：“一天，军工部孙政委从总部开会回来，对刘鹏部长说：‘彭副总司令说，为加强军工部的工作，从抗大学校抽调刘鼎同志来当部长。他是留学德国和苏联的，是学机械的，懂技术，不久就来上任。’之后孙政委和总务处徐长勋处长开始给刘鼎部长准备住处和办公地点。近处没好房，远处又对工作不便，就在刘鹏和孙开楚住的院里，用泥坯临时盖起一间简易房，所以很快就完工了。刘鼎去时还有些潮湿，刘鼎说没关系，有个住处就行。二话没说把行李拿进屋里放下。在军工部办公室，总部几位首长和刘鼎、刘鹏、孙开楚等人一起开会，听了军工厂的生产情况。晚上在上赤峪召开了军工部大会，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都参加大会，左权副参谋长宣布：刘鼎任部长，刘鹏改任副部长，孙开楚任政委。并要求军工部加紧生产。以后过了不长时间，刘鹏部长调党校学习去了。”
刘鼎上任后马不停蹄，到绵延三百里地的各个军工厂察看具体现状。刘鼎笔述：“（八路军）总部首长对这几个兵工厂视若“掌上明珠”。在筹建水窑兵工厂（也叫黄崖洞兵工厂）时，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杨立三后勤部长亲自勘察地形，确定工厂位置，调兵遣将，就地取材，解决困难，人力物力大力支持。工厂建成后，左权参谋长亲自带领工人修建了碉堡和防御工事。又派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担任警戒。总部首长的足迹走遍了兵工厂的所在村落。朱总司令对工人讲话谈笑风声，和工人吃一锅饭。给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人题词鼓励。当时兵工厂的设备很少，大多数生产工序是手工作业。从豫西来的手工造枪工匠技艺较高，凭虎钳、锉刀等简陋工具就可以造出枪来。1939年阳城晋豫游击支队修械所韩忠武等人用手工造出几支手提式冲锋枪，朱总司令看了十分赞赏，亲切地接见了他们，还派人送来大米、腊肉慰问。”
“在创办军工厂初期，八路军总部已经从中央军委延安军工厂、抗日军政大学、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各部门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人员，调到军工部。当时厂领导干部中郝希英、徐长勋、张广才等都是老红军;技术人员有在国外留学回来的或者国内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他们是学过土木、机械、冶金、化工、电机、动力工程等专业的知识分子，有郑汉涛、郭栋才、陆达、刘致中、程明升、陈志坚、高原、唐成仪、李非平、王大勋、张浩、王锡嘏、贾晓东、张华清、励瑞康等数十名同志;还有抗大培养的技术人才如沈丁祥、张汉英、刘职珍、魏新学、徐英全、韩俊生等许多同志;还有一大批专业技术熟练的工人如白英、王化南、魏振祥、李鑫德、韩忠武、李作锦、刘贵福、齐宣威、刘先惠、孙永福、王秀廷、谭振玉、李相池、韩国珍、马文郁、吴卓然、徐璜智、吴贵祥等众多同志。工人大部分来自阎锡山太原兵工厂，他们不甘为敌人卖命投奔了八路军。还有在军工生产中培养起来的‘土’专家民间匠人教逢春一家和石成玉。还有河北峰峰煤矿的熟练技术工人赵芳等二三十人。赵芳1939年9月在中共磁县县委的支持下，将一批工矿机器运到了太行山。他们在机、钳、锻、铸、刨、木及其他制作工艺中均具有精湛的技艺。这些‘土’‘洋’专家结合，成为太行军工专业技术上的生力军。当时几个厂的设备加起来有百余部，都是不配套的车、铣、刨、钻杂旧机床;还有数十台（件）机具设备，锅炉和蒸汽发动机有三四台，军工部一所有一台动力发电机。太行山上的自然资源蕴藏丰富，煤、铁、陶土、耐火材料、硝、磺、铜、锡、木材等较易开采;民间自古有冶炼生铁的经验。还有平汉、正太、同蒲、道清铁路可源源供应铁轨，都是制造武器的原料。
更重要的有太行山区人民群众对八路军军工生产的参与和大力支持，乡亲们组成的打不垮拖不烂的钢铁运输队，他们不论寒冬酷暑、路途艰险，冒着与敌人遭遇的危险，长年累月地赶着毛驴爬山越岭，把一筐筐原料和半成品驮进工厂，将一批批军火送给部队。是太行山区的人民群众用生命和小米，支援着军工事业，支援着八路军，他们和军队同样是抗日救国战争的功臣！”
制式化变革
刘鼎看到太行山军工生产的有利条件很多，同时也看到了阻碍军工生产快速发展的最大阻力——武器生产方式原始落后，知识水平和制造工艺的差距很大;帮派习气，旧习惯的生产阻力;用料浪费不计成本，以及八路军总部的紧张财力。如何破除阻力、提高生产质量和数量？他决定改变作坊式的小生产方式，实行流水线工业化生产的方式，这是提高产品质量、数量，尽快把军工生产搞上去的唯一途径。为此，他做出军工生产大变革的规划方案（见刘鼎手稿）。 从刘鼎的手稿中，可看出他对太行山军工生产发展的战略思想和目标。他要让八路军的军工事业前进壮大，前进到“洋”武器（即现代武器），他的目标就是要造出能与日本侵略者现代武器抗衡的强大军火。他认为，要大量生产必须有充足原料保障，必须有新的工艺程序，必须有新的产品图纸，必须有技术标准要求，必须有检验制度，必须有机床和动力设备，必须建立机械厂造机器、必须建立炸药厂、必须要设计现代制式化武器。他认为，对军工人员和军工生产应有全新的管理和质量标准，要打破吃大锅饭的供给制，创立从未有过的工资制度。关键的关键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制式化武器。从此刘鼎走上兵工厂的变革创新之路。
当时各厂生产的枪有仿制缴获的各式步枪，包括延安兵工厂（即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由刘贵福、孙云龙、梁松方、张庆森、刘先惠、曹加仪、冉瑞峰等人共同努力研究设计和制造的无名氏马步枪。用哪种枪作为制式化批量生产的枪型呢？刘鼎认为，从他在武器研究室拆卸的步枪来看，都不适应我军的战术要求，必须重新设计。
根据老军工沈丁祥的录音：“刘鼎的兵工战略思想在延安、在抗大的阶段就已经开始了。他当时是政治主任教员。那时就要我把兵工厂破乱的枪集中起来，机关枪集中起来，成立一个兵器研究室，叫我当组长。”
老军工魏新学的录音：“后来在军工部办兵器研究室，还是这种思想的继续，是在这种思想下发展起来的。” “去军工部，……那时没什么东西，就弄了一部车床。刘鼎就把徐应全、韩俊生调在一起，要让我们三个研究炮的标尺。到了军工部之后，一起研究步枪……他弄来所有的步枪都拆开。”
“刘鼎给我们讲苏联的步枪，三棱刺刀，刺刀就是在枪上面。……日本三八大盖刺刀是现上的，蒋介石的中正式是扁刺刀，禁不住捅，三棱刺刀强度好，这不是明摆着的嘛。枪短适合我们近战，适合我们战士体型。刘鼎说的那个战略思想最重要了。”
老军工高原录音：“因为柳沟（兵工厂）也弄过一部分枪，弄了一部分工人，后来都搬到黄崖洞。刘鼎就讲，根据我们战斗特点，我们善于打近战，接近了敌人，他那个炮就使不上劲了，我们到那时候才能发挥作用。所以用不着那么长的枪。……一是要轻，太重背不动。二是我们个子矮。这是刘鼎的战略思想。……还有一个是原材料比较困难，枪管太长要用多少材料啊。……短枪上刺刀像拿剑一样，长枪上刺刀像张飞的丈八矛一样，打远还可以，打近仗就拨弄不动。所以他跟我们讲这个刺刀要长。刺刀要三棱的，扭不弯的，……怎么一启动，刺刀就起来了（指刺刀能快速展开——编者注）。”
老军工李非平录音：“刘鼎成立武器研究室，当时我也在。是我到了军工部，没办干训班之前，刘鼎同志组织了几个人研究步枪，我也参加了一段。……（缴获的步枪）都拆了，摆了满桌子满地都是。研究敌人的步枪为什么那么长，我们为什么不要那么长，他就是讲这个近战思想。”
老军工白英录音：“刘鼎到职之初，凭着他丰富的学识和对事物的特别敏感，立刻认识到步枪质量不好，曾经总结以下几个问题，一、制造不标准，零部件不能互换。造枪工人造枪，是拿零部件互相试，不行再修，都是单支枪做的。这个枪的枪栓在那个枪上不能用。二、枪管太长，重量大，我们战士个子矮，身体素质和体力都不能适应。三制造的质量不讲究，该用钢的不用钢，该用铁的不用铁，……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是极大的浪费，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在前线贻误战机，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因此刘鼎果断提出‘非改不可’。”
老军工陈志坚录音：“我是造枪厂的厂长，枪厂里造的枪什么样的枪都有，都是手工造的，能够打响就行。刘鼎来了以后，要制式枪，要统一枪的规格，枪的零件要能够互换。刘鼎为什么非要改？……（他说）打游击战，枪不要重了，不要长了，枪重了爬山路不容易，要短要轻。他还说，刺刀要长，刺刀不长，跟敌人打交手战时要吃亏。在二三百米左右命中目标准确，不一定要一千几百米要怎么样。因此，枪要改。他就把他的想法告诉员工，告诉高级工匠，来共同研究，实现这个东西。”
根据刘鼎笔述我们得知，刘鼎在被任命为军工部长后，第一次与彭总谈话时就谈到1929年他在苏联远东游击队任武器教官时，刘伯承与他谈论步枪时说到的对步枪的看法和技术要求。刘鼎还根据军工部各厂造枪的问题，提出必须改变落后的生产方式及工艺程序，必须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并提出设计制式化新步枪的想法。彭总说：“可否按伯承同志见解，在尽短时间内试制新枪？”刘鼎答应了。根据彭总的指示，刘鼎笔述：“我向设计人员提出了新枪设计要求：（1） 必须轻巧、先进、经济、统一标准;（2）枪身要缩短，枪的重量要减轻，刺刀要加长;（3）零件要能互换，瞄准精度要高。大家完全赞同。”
老军工白英录音：“由刘鼎提出枪管短、刺刀长、总重量轻的设想。经有关人员反复研究，定出方案，得到总部的支持。再组织进行设计。”
刘鼎录音：“进一步的问题，是知识，认识知识，尊重知识。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是工人、农民，还有些知识分子，均没有专门学军工的，统统是外行。就是有几位工厂出来的人，他们也不是完全了解军工。比如说做枪的，他也参加了阎锡山的做炮，但是对阎锡山的炮也好枪也好，不完全了解。”
老军工陈志坚、唐成仪插话：“他们不知道全貌，一个零件或一个工序都不理解。” （待续）
编辑/魏开功
下期预告
本文下篇，刘鼎部长的亲属将回顾刘鼎指导并参与八一式步马枪生产的往事。敬请期待！